坚持不远离山地 　　1937年9月16日，刘伯承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率129师向东进驻富平县庄里镇地区，准备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虽然八路军已在9月11日按国民革命军统一战斗序列改称第18集团军，但广大指战员仍按老习惯称呼自己的部队为八路军。在感情上总觉得，尽管第18集团军前冠有“革命”二字，但八路军的称谓似乎比第18集团军更带有革命的色彩，更能反映红军红色的本质。 　　9月20日，刘伯承接到了毛泽东17日中午签发的电报《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这是一封及其重要的电报。由于电报是发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刘（伯承）徐（向前）”的，所以，当电报经八路军总部转到刘伯承手里时，已是3天之后。 　　刘伯承看着电报不住地点头，由衷地佩服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在电报中，毛泽东决定改变原定全部在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而令115师、120师、129师分别依托晋北恒山、晋西北管涔山及晋东南太行山开辟根据地。 　　早在8月10日，毛泽东在给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的一封电报中，指出： 　　根据山地战与游击战的规则，红军应在位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作侧面的袭击战，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 　　毛泽东考虑得很周密、很细致。在8月10日的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又具体地谈到了“出动路线，因洛川至府谷千余里无粮，延安南北八百里颗粒无买（机关粮食从晋西与西安买来），因此决不能走陕北，只能走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到大同集中。”所以，八路军3个师都是从黄河西岸的韩城县芝川镇渡口渡过黄河的。8月17日，毛泽东又在一封电报中指出：八路军北上时，“不走平汉路而走同蒲路，在侯马上车，至代县下车，向目的地集中。”同平汉路相比较，同蒲路方向可以不远离山区，随战局的发展，可以随时转入山地进行游击战争。山西的地形是东西两侧为山地，中间为一列串珠状盆地，自东北向西南有大同、忻州、太原、临汾、运城等盆地。毛泽东选择的路线和他的一贯思想是一致的：不远离山地。 　　此后，形势急骤变化。8月中旬，关东军第2、第15独立混成旅团以及新编成的大泉和堤支队，到达平、津地区，参加对察、绥两省的作战；由日本国内调来的第5、第6、第10师团，也到达了平、津地区，准备沿平汉、津浦路南下作战。 　　在日军的大规模战略进攻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8月20日，正式确定战略方针，划分战区和调整部署，将临战地区划分为5个战区：在河北省和河南省北部设立第一战区，在晋、察、绥三省设立第二战区，在苏、浙两省设立第三战区，在闽、粤两省设立第四战区，在山东省和苏北（长江以北）设立第五战区。 　　八路军的作战地域在第二战区的辖区内。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辖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第18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阎锡山坐镇山西是既保国，又保“家”。阎锡山是山西人，老家在山西的东冶，从举兵起事，到独霸一方，都是以山西为根据地，外人很难插手。阎锡山在山西拥兵自重，即使蒋介石也得让他三分。全面抗战爆发后，山西转眼间就成了抗战的第一线，阎锡山的日子并不好过。毛泽东曾分析道：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矛盾不能解决怎么办？阎锡山准备“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在蒋介石、日本人、中共间进行周旋。 　　在八路军115师、120师先后开赴抗日前线后，沿平绥路进攻的日军先后突破国民党第二战区第7集团军在天镇、阳高等地的防线，于9月13日占领大同。之后，日军主力沿同蒲铁路南下，直逼雁门关、茹越口。同时，由平绥路宣化、新保安、怀来等地向晋东北进犯的日军，也占领了蔚县、广灵、涞源，并向平型关进犯，配合同蒲路方向日军击溃国民党第二战区主力。 　　情况的变化要求八路军必须改变原定的作战计划。原计划要求八路军主力“集中阳原、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地域”，依托恒山山脉进行活动。 　　在蔚县、涞源、广灵等地被日军占领后，毛泽东判断，日军欲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破之，夺取黄河以北，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则我军将全部处于日军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八路军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刘伯承对土生土长的军事家毛泽东是充满了感情的。早在留学苏联时，刘伯承和同学们常在一起议论中国革命的形势。那时，刘伯承对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红军，开辟农村根据地，当“革命的山大王”就很感兴趣。他认为，要想以弱小的力量在反动势力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上山”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同样，毛泽东、朱德等人对刘伯承也是很信赖的。1929年中央有一封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史称中央“二月来信”，润之，即毛泽东；玉阶，即朱德。信中要求朱毛离开红军，以减小目标。信中称：“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毛泽东左右为难，“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对于要朱毛脱离红军的要求，毛泽东在复信中婉言拒绝了。毛泽东写道：“现在党的指挥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的原因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可见，毛泽东对刘伯承是十分欣赏的。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伯承目睹了毛泽东指挥红军战胜国民党军“围剿”的过程，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更是赞叹不已。 　　但围绕着毛泽东到山地去打游击的思想，中共党内还曾有过一场争论。 　　围绕战略方针的争论 　　洛川会议后，刘伯承并没有停止对战略方针的思考。 　　洛川会议上，战略方针一经提出，就展开了一场争论。 　　当时“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被提出后，前半句话和后半句话都引起了议论。经过做工作后问题主要集中在后半句上。毛泽东认为：红军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在山地”。 　　红军前敌总政委任弼时则提出红军应当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而即将开赴前线的彭德怀一开始并不完全赞成毛泽东所提出的“山地游击战”。他认为，八路军“在战略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在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 　　方针的形成并不像后来所讲是一锤定音，有争论并可以争论恰恰是当时产生正确方针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可以争论再加之赋予前线指挥员“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之”的权利，便有了后来我们所知的一个一个的胜仗和一个一个正确的方针。 　　讨论的结果，集中为3种意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后来被确定为八路军战略方针；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 　　由于彭德怀在前线具有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和他多次反复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彭德怀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但他还是在毛泽东的主张里加进了他自己的想法。彭德怀后来写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八路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洛川会议这一原则指示是正确的。我在洛川会议是同意这一方针的，可是‘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句是我加的，我也就老记得这一句。”但还是出现了“在一个时期中，运动游击战或者游击运动战，把两个概念主次不分的混淆起来”的情况。 　　毛泽东不愧为站在高山之巅的一个巨人。他的目光越过巍巍宝塔山，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未来，看到了我党抗日与发展的双重任务。 　　此后，一封一封的电报从延安的窑洞飞向八路军总部。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出了“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相隔不到10天，于9月21日，又给彭德怀发出一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电报，又相距不到10天，于9月29日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发出了“在华北局势危急情况下应坚持游击战争方针”的电报。 　　如此的不厌其烦，表明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极度重视，他深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八路军除少量留守延安外，全部出动也只有三万多人。歼敌一千，自伤八百，这种赔本的事毛泽东是不干的。 　　打游击出身的毛泽东和有“游击专家”之称的刘伯承的心是相通的。 　　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电报中讲道：“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用“心是相通的”来描述刘伯承和毛泽东在游击战与运动战问题上的认识是非常合适的。刘伯承在行动中一贯坚持以游击战为主导地位的战略方针，即使是抗战初期配合友军进行正面作战时也是如此。在他一系列的战术报告和军事论文中，游击战全都是放在战略地位来加以论述的，并且正是用这种思想来处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的。 　　刘伯承关于游击战的论述和实践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会经常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