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30日，刘伯承率129师先遣队从庄里镇出发，踏上抗日征程。
10月1日，386旅旅长陈赓率129师主力386旅随先遣队后跟进。
10月2日，129师政委张浩（1937年10月1日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职务）率师后梯队启程。
在抗日战争最紧要的关头，在晋北前线战事最紧张的时候，129师向着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向着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地方出发了。
急进
“七·七”事变后，日军又连续不断地发动着新的进攻。在华北地区，9月10日，日军攻陷大同，9月24日，日军占领保定。至此，华北半壁江山已失，太原、忻口则完全暴露，处于战斗的第一线。在此危局之下，129师奉令向着前线出发了。
在129师主力出发之前，刘伯承决定率先遣队提前出发，以便在师主力到达前了解和掌握敌、我、友三方的情况，为师主力的展开创造条件。
先遣队由师前指和769团组成。129师385旅改编后即分作了两半——769团随师部上前线，旅部率770团开赴甘肃陇东地区留守。385旅旅长王宏坤后来回忆说：385旅的前身红4军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分开过，现在因大局需要，革命的需要，一化为二，各奔东西，大家心里很留恋，但却愉快地表示服从。
由于蒋介石给的编制少，红军一个军只能改编成一个旅，一个师只能改编成一个团。红军改编后装备虽不精良，人员却很充足，一个旅下辖两个团，每团下辖3个营，每营下辖4个连（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这是蒋介石定了的，无法突破，但每个单位的人员都是按最高配额配备的，改编后的769团共有2900多人，基本上和红军时期的一个师的编制差不多。
先遣队出发后，日夜兼程，向着晋北急进，上上下下只有一个想法：尽快赶到前线，尽快投入到对日军的作战中。
129师不能不急。自从115师、120师开赴前线后，胜利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9月25日，115师在平型关取得八路军出师后的初战大捷，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120师在雁门关和同蒲路两侧，战雁门、袭宁武，在敌之侧翼频频得手。兄弟师的消息让129师有些沉不住气了。
我们从129师进军的征途中摘取两个小片段，来体会一下当时指战员急迫的心情：
镜头一：先遣队出发4天后，先遣队来到了毛泽东电报中要求的黄河渡口——韩城县的芝川镇渡口。芝川镇渡口河面宽，水流较缓，但河水较深无法徒涉。急急赶到芝川镇渡口的129师先遣队，由于找不到渡河的船只，只好望着河水缓缓地向南流去而一筹莫展。
几个干部在岸边走了几个来回，也没有看到一只船的影子。正着急间，刘伯承赶来了。他看到这种情形，心中明白了几分，马上派人去找国民党地方官。等国民党地方官磨磨蹭蹭地赶来，天已经很晚了。刘伯承问道：
“河的西岸为什么没有船只？”“我们不知道贵军今天要过河，实在抱歉，明天一定想办法。”两个地方官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故意拖延着时间。
刘伯承对两个油腔滑调的家伙非常恼火，“啪”得拍了一下桌子，厉声问道：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两个家伙一看对方来头很大，马上软了下来，连声说：
“不认识，不认识！”旁边的一位参谋走上前，向他们介绍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将军。”一听到刘伯承的名字，两个地方官真的害怕了，忙说：“刘将军的大名，我们久仰，久仰，今天能见面，非常荣幸。”“啪”刘伯承又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严厉地对他们说：“什么荣幸不荣幸的！告诉你们，我们是奉了蒋委员长、第二战区阎长官的命令，渡河夫抗日前线的，我们明天拂晓必须全部过河。限你们一小时内把船调齐，否则，”刘伯承停顿了一下，“就把你们当汉奸论处！听清楚没有？”两个地方官一听要把他们当汉好论处，再也不敢拖延，马上说：“一定照办，一定照办！”事后，一些当事人回忆说：从来没有看到刘伯承发过那么大的火！
镜头二：当先遣队来到山西省侯马镇时，阎锡山给先遣队拨来了一列火车，随
车还送来了很多衣服、粮食，但对八路军最需要的枪支、弹药却只给了很少的一点。
大家见了火车都很高兴，因为很多战士生平没有坐过火车。大家看着火车，一想到轰隆隆滚动的车轮将把他们马上带上前线，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火车载着焦急的战士们开出了侯马镇。
开出一个多小时后，火车像是一个重症病人一样，越开越慢，最后渐渐地停了下来。
习惯于坐在前边的刘怕承马上询问司机：“火车为什么不开了？”“报告长官，水箱没水了。”司机紧张地答道。
刘伯承指示立即检查原因。过了一会，司机跑过来，对刘伯承说，水箱漏水了。刘伯承心想，过河没有船，坐火车水箱又漏水，阎锡山是故意要考验我们有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他考虑了一下，说：“俗话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们今天硬是要推推火车哟。”刘伯承对身边的参谋讲：先将火车头推到汾河边，给水箱注满水，然后将车头开到前边的站台，换一个开回来，再将等在原地的战士接走。
之后，众多的战士，向着北方，向着有枪声的地方，缓缓地将火车向前推动。
于是，就有了一个“汾河岸边推火车”的故事流传下来。
陈锡联受命
769团的前身是红10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师，769团团长则更是红四方面军出了名的猛将——红10师师长陈锡联。
陈锡联1915年出生于我国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红安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任红10师师长。
陈锡联在北上的火车上就已明白，129师的第一枪要由他来打了。
在太原开出的火车上，陈锡联同刘伯承一起坐在第一节车厢里。由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9师，陈锡联才得以在红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的麾下作战。陈锡联知道在智取遵义城、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等战斗中刘伯承都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如今面对面地听刘伯承简明、清晰、条理分明地分析形势，更使陈锡联对其军事智慧敬佩不己。
刘伯承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没有绕弯子，他一下子就点明保卫太原要有两个动作，并且用“扼咽拊背”极其生动形象地解释了这两个动作——一个动作就是要守住忻口、娘子关两处要点，这就是“扼咽”；另一个动作就是“拊背”，即以一部分兵力绕到侧后去打击敌人。他进一步对陈锡联布置道：我们现在进行的就是“拊背”作战，可以起到牵制日军的作用。平型关一仗，表明日军是可以打的，但又不是很好打。我们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要特别慎重。
陈锡联进一步问到：我们团的具体仕务呢？
“你们团的具体任务是在原平东北侧击从雁门关向忻口前进的日军。到了东冶后，要到五台山去开会，你们团要单独行动，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抓住战机，可以边打边报告，也可以打完了再报告。遇到什么下解的情况，可以随时发报来。”刘伯承将129师抗战第一仗的指挥权交给了陈锡联。
在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老家——东冶，陈锡联受领了配合忻口作战的任务。
忻口是太原的一个重要屏障，是兵家必争之地。10月13日，日军以第5师团、第15独立混成旅团等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忻口阵地守军发起进攻。国民党以卫立煌为总指挥，在一线部署了十几个步兵师，准备与日军进行殊死一战。忻口战役激烈异常，仅18日一天24小时内，双方即反复争夺磨子头岭阵地达13次之多，阵地失而复得，部队退下去又冲上来，阵地前堆满了尸体，已经很难分清哪个是日军，哪个是国民党军。
这时的769团已经远离师主力，直接受八路军总部的指挥，像一把匕首一样插入了日军侧后。从地图上看，769团已经到了太原以北150多公里的崞县、代县附近，而师主力却在向太原以东的平定地区开进。
八路军总部10月7日的一道命令，使769团成了一支孤军，也给了陈锡联一次机会。
9月底，西线日军突破了国民党军茹越口、下社村内长城防线，直逼繁峙，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侧后；东线日军占保定，夺沧县，并继续向南推进。
9月29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华北大局非常危险。……河北局面已经完结了”，“山西将成力华北的特殊局面”，“目前长城抗战仅是暂时的，而且是极短的暂时，”10月上旬，国民党放弃内长城防线，置重兵于忻口东西一线，准备与日军决战。
10月6日，毛泽东又让周恩来转告国民党当局：“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九龙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美国作家施拉姆在其所著《毛泽东》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抗战期间其所以著述最多、质量最高是因为毛泽东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可以考虑问题。从这些电报中可以看出，虽然毛泽东暂时摆脱了居无定所，终日奔波的生活，但他并没有因为生活安定而过起“休闲”的生活，他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安危，关注着前线的动态。由此看来，毛泽东没有也不会使自己处于主闲之中，著述多、质量高的原因，恐怕恰恰和他没有让自己闲着、没有让自己停止思考有关，是丰富的实践经验给了他思考的基础，大脑不停地运动又使思考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在同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又指示八路军要在敌之侧翼和后方积极打击与钳制敌人。
10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形势的需要，八路军总部发出命令：令第115师协同友军袭取平型关、大营镇，相机攻取浑源、应县；令第120师以主力置于岱岳以西山地，完全断绝大同与雁门关之间交通；令第129师以一部进至正大铁路之寿阳、平定地区，积极钳制与打击西进之敌。这是战略层次对友军的配合。同时，将129师769团调归总部直接指挥，进至日军右侧后，袭扰、牵制日军，这是战术层次对友军的配合。
一道命令，改变了769团先遣的初衷——搞清前线各方的情况，为师主力展开创造条件。769团成为了八路军总部的右翼尖刀。
10月8日，周恩来、彭德怀赴忻口与卫立煌商谈忻口会战国共两军的配合问题。会谈中，卫立煌谈到如果忻口会战爆发，日军的飞机将会给国共两军带来极大的威胁。现在在日军的轰炸下，每天几乎就要损失一个团的兵力。
卫立煌的话一直停留在彭德怀心头，挥之不去。当夜，原本对头顶上的飞机轰鸣声毫不在意的彭德怀，被飞机的声音扰得无法入睡。彭德怀索性来到了院子里，仔细辨听着飞机的声音。他根据飞机的高度、航速和批次，判定忻口附近必有日军的一个机场。朱德、彭德怀一面电告蒋介石、阎锡山：
“代具已有敌机着陆场，因我袭击敌人后方交通，故连日敌机运输粮弹。”一面命令刚开入晋北的陈锡联部“进入代县，实地侦察”。
当陈锡联率领部队到达忻口以北百里左右的苏郎口村附近时，忻口战役已经开始。轰炸太原、忻口的飞机不停地轰鸣着从头顶掠过，陈锡联从飞机的高度上感觉到机场应该就在附近，他找了当地的一个老乡了解了一下情况，果然在附近有一个机场。苏郎口村紧靠滹沱河东岸，是一个不小的村子，机场就在河对岸十几里外。许多干部、战士一听到附近有个机场，都纷纷要求打掉它。打，还是不打，陈锡联没有马上作出决定。他始终牢记刘伯承临去五台山前对他讲的一番话：到晋北后，因是分散游击，既要积极地寻找机会打击敌人，每战又应加倍谨慎，为了达到抓一把就走的目的，一定要做到情况清楚、部署周到、动作突然干脆！刘伯承送陈锡联和769团出东冶村时，又再一次对他讲：一个团几干人交给你了，遇事一定要沉着细心，宁可悬机握权，也不可操之过急。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当要下决心打时，一定要先摸清情况，如果探知了虚实，觉得打有九分把握时，应见机不失，果断地定下决心……
陈锡联很清楚769团“分散游击”的处境，也深深体会到刘伯承所说“应加倍谨慎”的含义。
769团到达代县附近时，忻口战役激战正酣。战场形势刻不容缓，孤军初战又要慎重，陈锡联决定先把机场的情况搞情，再做决定。
陈锡联首先去找了刚从大同方向退下来的国民党晋绥军的一个团长，一来听一听与日军作战的经验，二来了解一下周围的敌情。
陈锡联刚刚说明来意，国民党团长大人的脸色就骤变。他仍然心有余悸地说，“日军实在厉害呀！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大炮，他们的炸弹、炮弹都像长了眼睛一样，我们的电台刚一架上，就遭轰炸了！”陈锡联对他的恐日情绪十分厌恶，但还是问他：“那你们是用什么方法打敌人的呢？”国民党团长的回答让陈锡联想到了一句中国成语——恬不知耻。国军团长说：“我们还没有看见日军，队伍就垮了下来，现在敝部只剩下一个连了……”陈锡联后来回忆道：没有必要再问下去了，这家伙除了能散布一些恐日情绪以外，是不会再谈出什么有用的东西的。于是，便起身告辞。
就在陈锡联准备离去的一刻，国军团长的又一番话更使陈锡联怒从心头起。国军团长拉住陈锡联，对他说：“抗什么战！抗来抗去只不过抗掉了我门的小锅饭而已……老弟，放明白点！看你们那副装备，和日军真干起来，还不是‘白送礼’？”真是十足的怕死鬼！陈锡联没再说什么，愤愤地离去了。怒火在陈锡联心中燃烧，既有对敌人的仇恨，也有对胆小鬼、置民族利益于不顾者的不耻。
第一仗一定要打狠、打准、打好，陈锡联暗暗下着决心。
从国军团长处没有搞到情报，陈锡联决定亲自出马。第二天，他带着3个营长去实地侦察。
他们顺着一条山沟走到了滹沱河边并登上了河边的一座山峰。登上山顶，极目远眺，陈锡联马上被眼前的秀丽景色所吸引。他回忆道：东面是峰峦重叠的五台山，北面内长城线上矗立着巍峨的雁门关；西边的管涔山在雾气笼罩中忽隐忽现……滹沱河两岸，土地肥沃，江山壮丽，只可惜，如今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浩劫！
二营长的一声喊叫——“飞机”，把陈锡联从陶醉中唤醒。只见滹沱河西岸阳明堡的东南方一群银白色的物体在太阳的照射下反射着的人的光芒。
他们举起望远镜，清晰地看到了排列整齐的飞机。银白色的闪光像是充满了魔力的魔光使他们的目光半天没有移开。
“干掉它！”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说道。
他们从一个由机场跑回来的农民嘴里了解到一些机场的情况，并在侦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机场里共有飞机24架，白天去太原、忻口轰炸，晚上全部停在机场上。守卫机场的日军部队是香月师团的一个联队，大部住在阳明堡镇上，机场里只驻有一小部分，大约200人左右。
情况明了，决心也就定了。陈锡联决定兵分三路：一营袭扰崞县，牵制驻在该县的敌人；二营一部为预备队，和团指挥所置于苏龙口北侧地区；以三营为突击营，负责袭击机场，击毁飞机。
陈锡联准备出奇制胜，在敌人的软肋上开刀。
他才23岁
担任主攻任务的三营营长赵崇德这一年23岁，河南人，1932年入伍，因表现出色，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随红四方面军一起长征，是一位优秀的青年指挥员。战士们称赞他“打仗如虎，爱兵如母”，他领导的三营，是一个能攻善守，以夜战见长的部队，曾被授予“以一胜百”的锦旗。
陈锡联之所以把攻打阳明堡机场的任务交给三营，正是充分考虑了三营善长夜战、能攻善守的特点。
18日傍晚，三营的战士正在作进攻的准备，陈锡联和几十团领导来了。
战士们马上围了上来。
“准备得怎么样啦？”陈锡联问道。
“没问题，团长，只要摸进机场，保证把龟儿子的飞机敲个稀巴烂！”战士们纷纷回答。
“可别说大话，你们来说说，这飞机怎么个打法？”“我们研究好了，用手榴弹捶它！”一个小战士抢着回答。
赵崇德也抓住机会作起了动员：“同志们，有人说我们拿着这些武器去打敌人是‘白送礼’，这回我们一定要打个漂亮仗给他们看看！”赵崇德刚说完，全团有名的机枪班长老李站出来说：“他们自己长了兔子腿，听见炮响就跑，还来笑话我们，我定要缴个飞机回来给他们瞧瞧！”“那样大的家伙，你能扛得动吗？”“扛不回整的，砸个尾巴也行！”一群初生牛犊，谁也没有把困难放在眼里，在此以前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见到飞机，没有恐惧，没有退缩，相反却充满了对战斗的渴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赵崇德深知此次行动意义重大，所以对每个人的鞋带系得紧不紧，手榴弹捆得好不好等细小的问题都作了检查。
19日晚，三营以从机场逃回的老乡当向导，在赵崇德率领下，沿着漆黑的山谷，来到了滹沱河边。赵崇德问向导：“河水深不深？能不能徒涉？”“深倒不很深，有污泥，走慢了容易陷进去。如果快跑，就没事儿。”向导答道。
三营按照向导所说的办法顺利地渡过了滹沱河。
三营有9、10、11、12四个连。赵崇德决定：以10连攻击机场的警卫部队；以11连负责炸毁飞机；以9连担负对阳明堡方向的警戒，掩护攻击部队的侧翼安全；以12连为预备队，在小寨西北侧集结待命。
渡过滹沱河后，赵崇德率领攻打机场的10、11连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向着机场摸了过去。他们悄悄地爬过了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机场。赵崇德率领11连向机场的西北角扑去，10连则向飞机悄悄地靠近。
10连已经作好了攻击准备，正待发起攻击，向西北角运动的11连被日军哨兵发现并放起了枪。不能再等了，10连、11连同时向日军发起了冲击。
10连的战士高喊着向飞机扑去。正在机群周围巡逻的日军哨兵，慌忙掉转枪口，和八路军战士互相依托飞机开始了对射。机舱里值勤的日军被枪声惊醒，冲着飞机周围的人影盲目地开枪射击，很多子弹都打进了前面飞机的机身。战士们越战斗志越高昂，有的爬上了飞机，有的边打边喊，“这一架算我的！”战斗正酣，日军守备部队向机群方向扑了过来。20多架飞机之间，八路军战士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肉博战。赵崇德一看敌我已经绞在一起，必须迅速结束战斗，否则日军援兵赶来，就难以脱身了。他冲战士们大喊：“快！赶紧往飞机肚子里扔手榴弹！”战士们迅速掏出手榴弹，朝机身上扔去。“轰！轰”的响声过后，开始只有两三架飞机起火，火乘风势，迅速向整个机场蔓延开去，只一会几的功夫，机场就被浓烟和烈火所吞噬。
战斗中，赵崇德发现老李的机枪不响了，仔细一看，老李正举着铁锹冲着飞机尾巴猛砸呢！赵崇德赶紧冲他喊道：“砸什么！还不快打！”老李的机枪又向着敌人吼叫了起来。
就在赵崇德指挥战士向最后的几架飞机发起冲击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通讯员一看营长负伤了，迅速跑过去，背起营长就走。赵崇德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道，“不要管我，快去炸……”“飞机”二字还没说出口，又有一排子弹射来，赵崇德和通讯员一起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战士们高喊着“为营长报仇”的口号，一边射击一边扑向飞机。随着手榴弹“轰！轰！”的爆炸声，最后几架飞机也燃起了大火。
不到一个小时，24架飞机全部被炸毁，消灭日军守卫部队100多人。当守卫机场的日军主力从阳明堡镇赶来时，三营已经撤离了机场。
战斗结束后，陈锡联和副团长汪乃贵向从五台山赶来的徐向前汇报战斗经过时，沉痛地说：“我们这次战斗，只炸了20多架飞机，自己却牺牲了营长赵崇德和十几名战士，代价太大了。我们要向师里作检讨。”很多年后，刘伯承和129师的老战士谈起赵崇德时，常常为中国共产党失去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感到惋惜。
事后，陈锡联、汪乃贵在上报总部的报告中，在“战斗经验”部分中写道：营级干部不按命令执行任务，以一个连突击，而以两个连突入机场。结果伤亡大。陈、汪二人不仅对人员的伤亡感到痛心，还对伤亡的原因进行了反思。
阳明堡战斗是继115师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它极大地鼓舞了八路军和全国人民，又一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对友军忻白作战起到了极大的配合作用。
朱德总司令听到阳明堡战斗胜利的消息后，兴冲冲地向群众宣布了这个消息，并请群众和他一起算了一笔帐：一架飞机值多少钱，这些钱能买多少小米，而这些小米又能让多少人吃一年。帐一算完，群众马上欢呼起来，他们被这巨大的数字所振奋，所鼓舞，根据地内一片欢歌笑语。
看见日军飞机就向后跑的国民党将领则不相信，也不愿相信八路军凭他们那些破烂家伙，能够打下日本人的飞机。然而，事实又使他们不得不信。
一连数日，忻口、太原上空都没有日军飞机临空，国民党的飞机又亲到阳明堡进行侦察，看到机场上一堆堆尚待清理的飞机残骸，使他们不得不对八路军刮目相看。对于晋北前线的这件大事，重庆的国民党报纸，却只在战事版的一个角，用很小的版面作了报道：
南京二十日电：我军在晋北突袭阳明堡并炸毁敌机24架之消息，此间关系方面亦接得消息，业经证实云。
但在忻口前线承受着日军空袭压力的卫立煌将军在忻口会战结束后，曾感慨地说：“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感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