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亲笔签名的一封信就在129师等待谈判结果，待命陕西省富原县庄里镇地区，做开赴晋东南的准备工作时，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 　　9月中旬的一天，129师驻地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来人40多岁，头戴礼帽，身着便服，自称叫乔茂才，是刘师长的老相识，要求见一见刘师长。负责接待他的参谋处长李达问道：“不知先生现在何处高就？”“不敢，兄弟在蒋主任处当个参议。”乔茂才满脸堆笑地答道。乔茂才提到的蒋主任——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乔茂才接着说：“我过去在四川时，认识刘师长，兄弟此次来到贵师，是想拜望一下刘师长。”李达心想，这可不是个普通朋友，我们没有请他，上级也没有通知说他要来，还是先去问一问刘师长。 　　听了李达的介绍，刘伯承说：“乔茂才我认识，可是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来往了，他来干什么呢？在没有弄清他的意图之前，我暂时不好出面，你先去招待一下，跟他谈谈，就说我到前边部队去了，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李达出来后，对乔茂才说：“实在不巧，刘师长到外面视察部队，现在还没回来。”“那么，刘师长几时才能回来呢？”乔茂才急切地问道。 　　“现在还说不准。”李达说。 　　听了李达的话，乔茂才半天没有说话。沉默中，乔茂才几次欲说又止，最后，他终于沉不住气了，不得不对李达和盘托出他此行的目的，说：“李处长，兄弟此来，一是拜望，二是有公事相商。不知你可否转告刘师长？”李达说：“这几天，刘师长正在前边忙于公务，行踪不定，一时难于找到他。乔参议如有公事，可以跟我说，刘师长回来，我一定转告他。”乔茂才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李达，说：“请李处长先过目。”李达打开一看，竟然是蒋介石亲笔签署的一个命令。蒋介石在命令中指示129师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在李达看信时，乔茂才在一旁假惺惺地说：“你们爬雪山，过草地，吃了不少苦，这回你们转至陇海路上，可以先休整几天。”李达看完信，觉得这封信大有文章，随即向乔茂才问道：“这封信朱总司令看过没有？我们怎么没有接到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呢？”“没，没有。”乔茂才尴尬地说。 　　李达这时已经完全弄清了乔茂才的来意，就对他说：“这是个大事，还是把这个命令先放在这里，等到刘师长回来由你自己亲自交给他为好。你先到房间里休息一下，我马上就派人去找刘师长。”这是李达和乔茂才斗智的第一个回合。 　　李达随即就到了刘伯承处，将情况向刘伯承作了汇报。 　　刘伯承也略感吃惊地说：“好家伙，还是蒋委员长的亲笔签字！”他考虑了一下，接着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是蒋介石的一个阴谋。”说完，他走到了地图前，用仅剩的一只左眼仔细地察看起来。 　　当时，115师已经到了灵丘、广灵、涞源、阜平、曲阳和行唐之间；120师正在神池、宁武、朔具一带活动。日军于9月13日占了大同，正以20万兵力沿着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线推进。刘伯承判断按照国民党的这种打法，用不了多久日本鬼子就会攻下石家庄和太原。如果129师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加入石家庄方向的作战，那么就形成了115师、120师在西线作战，而129师在东线作战的局面。在晋冀地区，东西向交通线很少，主要是南北向交通线，这样129师同115、120师的联系就很容易被日军切断，这样的行动完全违背中共中央的意图。他边看边说，“阴谋！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李达插了一句：“这么一来，我们师就得被迫孤军作战，不得不担任正面防御。而目前按总部的指示和我们的实际情况，应当尽量避开正面作战。”刘伯承接着说：“对。蒋介石要借日本人的刀杀我们。我们不上这个当。 　　马上将情况报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李达转身刚要走，又问到：“这个乔茂才怎么打发呢？”刘伯承说：“他现在不是老朋友来叙旧，而是在给蒋介石卖命，我不能见他。我不能理睬他，让他等着，等得不耐烦了，他就回去了。”国共谈判时，经双方商定，对八路军的指挥一定要通过八路军总部，谁也无权越级下命令。蒋介石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国共谈判的协议，也不符合军队指挥的惯例，其用意已不言而喻。 　　李达对刘伯承的话心领神会，又与乔茂才展开了第二轮的斗智。 　　第一天，李达陪乔茂才吃饭、散步。第二天又是吃饭、散步。第三天还是如此。每当乔茂才问起刘伯承，李达都以辽未回来作答。 　　过了几天，乔茂才心中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再等下去，还要吃团门羹，自讨没趣，只好对李达说，“我回去还有事情要办，等刘师长回来后，我再来拜访。”乔茂才一定为没有完成蒋委员长亲自交给的任务而沮丧不已。 　　乔茂才送信事件只是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但这个小插曲基本上勾勒出了蒋介石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走在钢丝上的蒋介石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对自己要做什么是很清楚的，其一，他得抗日，不抗日不行，这是大势所趋；其二，要在抗日斗争中消灭共产党，除去心头之患。在蒋介石的眼里，后一件事的重要性并不在第一件事之下。在抗日的问题上，蒋介石一直在“走钢丝”。是战，还是和，蒋介石像一个杂技演员一样在两者间艰难地平衡着。蒋介石一直认为，不战不行，战过了头也不行，不要因为抗日而过分刺激了日本人。根据这个思路，理解蒋介石的抗战方针就比较容易了。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采取的总的方针是“不屈服，不扩大”。在“不屈服”方面，蒋介石采取了这样一些动作： 　　派遣中央军北上。命令李默庵、冯安邦、刘戡等军师长，率队北上，抵抗日军的进攻。 　　国民党外交部次长陈介奉命在南京约见日本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约束军人，不使事态扩大，国民党外交部长王宠惠也从庐山回到南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日本此种行为显系实行预定挑衅之计划，尤极不法。”“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致电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声明国民党中央已决心抗战，约李、白速赴庐山，共商大计。 　　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连发11封急电给身处事变前线的宋哲元，命令他就地抵抗，表明“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域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已时。”同时，蒋介石还特别强调，“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蒋介石希望宋哲元明白，“若我能积极准备，示人以无机可乘，随时可起而抵抗，或可消弭战端，戢其野心也。”蒋介石清楚卢沟桥事件不是“偶然突发”的，而是日本处心积虑准备多年的结果，若不还日本人以颜色，则其势必得寸进尺。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长篇演讲时就曾讲道：东北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然后被迫签定了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治，那么中国500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发展，是关系到中国国家命运的问题。 　　庐山讲话是“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第一次公开发表长篇演讲，也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抗日主张。这时，中日两国虽然没有公开宣战（公开宣战是在1941年12月），但这次讲话将中日的对抗推向了最高潮。在庐山讲话的最后，蒋介石讲了后来在抗战中被广为传颂的一段话：“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地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些都是蒋介石政策中不屈服的方面。 　　蒋介石对日采取的对策的另一面是不扩大。早在1935年国民党五大上，蒋介石就提出了“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七·七”事变后，这个政策仍然没有变。 　　几年前还在江西指挥若定、叱咤风云，调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的委员长现在在日本人的进攻面前感到有些底气不足，有些心虚了。他一再强调，“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要有真实的估计。”同时也为自己“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找到了理由，实际上就是为他“不抵抗政策”找到了理由。 　　在此，我们不能不想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在分析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时，也承认中国是一个弱国。但毛泽东以哲人的眼光透过中国的弱看到了中国强的方面，透过日本的强看到了日本弱的方面，得出弱中有强，强中有弱的结论。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透视能力上的这样一点区别，使他们所得结论虽不能说大相径庭，但却有伯仲之分。毛泽东从民众中寻找到了力量的源，用充满自信的目光来看待充满希望的中国抗战，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但中国是由弱到强的一方，在经历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阶段后，必然要发展到战略反攻。 　　毛泽东站在陕北的窑洞前关注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在庐山讲话中，蒋介石还是本着“不扩大”的精神，希望求得“七·七”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蒋介石方针的后半部分——不扩大，将其方针的前半部分——不屈服的光彩抵消掉了很多。不扩大或是为了苟且偷安，或是为了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攘外必先安内”。无论是哪一种，都与“西安事变”前的不抵抗有相通之处。既如此，整个政策也自然就被染上了奴性的色彩——以前挨的打就算了，再来打我就不行了。 　　尽管如此但蒋介石毕竟在被逼之下已经走上了抗战的道路。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表示“今后我绝不剿共”，并在行动上有了一些表示——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终止“剿匪”，撤消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等等。但蒋介石坚信，“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一国之中，决不能有两个政府。细细品味，蒋介石实际上始终没有放弃反共、消共、融共的信条。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反共的调子虽然比以前低多了，但仍然将中共列为“取消”、“停止”的对象。在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上，他不顾中共为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所提出的要求和保证，强行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在此决议案中，蒋介石要取消在红军名目之下的武装，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阶级斗争，也就是停止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行动等等。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无暇他顾，特别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9月下旬，蒋介石在谈话中明确表示：“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这次谈话蒋介石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样，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但蒋介石本性难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1月21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军事部署。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抗战到底，决不妥协的方针和对日作持久消耗战的战略，主要成果是积极的。 　　但是，由于正面战场军事压力的减缓，会议又提出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却极大地破坏了抗战以来形成的国共两党为主、多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了抗战力量。这是后话。 　　蒋介石在整个抗战阶段一直在战与和的问题上走钢丝，在联共还是反共的问题上走钢丝。但谁也不怪，是蒋介石自己把自己逼到了钢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