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守道还如周伏柱鏖兵不羡霍嫖姚
作者：陈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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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研究杜牧的诗文，就会有另一种看法。杜牧是尊崇曹操的，他在感情上喜爱曹操，行事上认可曹操，“东风不与周郎便”，应是揶揄周瑜侥幸取胜，为曹操的失败感慨惋惜。这样说是有根据的：
杜牧一生最得意的著作是为《孙子兵法》作注。他自撰的墓志铭，对所有诗词文赋均未置一言，唯一提到的著作就是《注孙子》。杜牧《注孙子》，是在曹操编注《孙子》的基础上作的。杜在此书序言中，欣赏曹操自诩曹注孙子是“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无以加也”。极力推崇曹操：“（孙）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曰：‘吾读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深矣。’然其（曹）所为注解，十不释一。此者，盖非曹不能尽注解也。余寻《魏志》，见曹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意曹自于新书中驰骤其说，自成一家事业，不欲随孙武后尽解其书，不然者，曹岂不能耶！今新书已亡，不可复知。余因取孙武书备其注，曹之所注亦尽存之，分为上中下三卷。”可见在研究《孙子兵法》上，杜牧是继曹操之路走下去的。杜牧与曹操志同而道合，他站在曹操的角度观察赤壁之战，惋惜叹息曹操的失败是顺理成章的。
杜牧有一篇《题荀文若传后》，评论曹操杀荀文若之事。据《三国志•魏书》：荀文若为曹操主要幕僚，早年追随曹操，曾建议曹操奉迎天子（汉献帝），“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扶弘义以致英俊”，成就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胜局。此后曹操征袁绍、伐刘表，荀在关键时刻都有过极重要的建议，曹操对他极为倚重，封侯、守尚书令，结为儿女亲家。但后来荀不同意曹操晋爵魏国公，“太祖（曹操）由是心不能平”，“（荀）以忧薨”，也有传说荀是被迫自杀，后人因此多批评曹操。杜牧极力为曹操辩护，说荀文若为曹操划策谋天下时，就已经明确地将曹操的事业比为汉高祖开国、汉光武中兴。而今事就功毕，又不同意曹操晋爵，实难自圆其说。特别是针对六百年来人们对曹操的种种非议，杜牧痛加批驳。如对把曹操和司马懿相提并论，杜牧认为“东汉崩裂纷披，都迁主播，天下大乱，操起兵东都，提献帝于徒步困饿之中，南征北伐，仅三十年，始定三分之业；司马懿安完之代，窃发肘下，偷夺权柄，残虐狡谲，岂可与操比哉！”如对说曹操杀人多而不讲文德揖让，杜牧义正词严地认为，“若使操不杀伏后，不诛孔融，不囚杨彪，从容于揖让之间，虽惭于三代，天下非操而谁可得之者？纣杀一比干，武王断首烧尸而灭其国。桓灵四十年间，杀千百比干，毒流其社稷，可以血食乎？可以坛禅父天拜郊乎？”杜牧还进一步发论：“假使当时无操，献帝复能正其国乎？假使操不挟献帝以令，天下英雄能与操争乎？若使无操，复何人为苍生请命乎？”杜牧对曹操的敬佩与偏爱溢于言表，他和曹操是心有相通的。
杜牧还有一首诗：《肃霜阪》：
荆州一万里，不如蒯易度。
仰首望飞鸣，伊人何异趣。
是说曹操占领荆州后，得刘表大将蒯越（字异度），越“深中足知，魁杰有雄姿……佐刘表平定境内，表得以强大”。曹操收得蒯越后，写信给荀文若：“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 曹操封蒯越为侯，任为光禄勋。后蒯越临终上书曹操托以后事，曹操回信“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杜牧的诗表现他对曹操的求贤若渴非常向往，对蒯越受器重的遭遇也非常羡慕；深深叹息自己为什么就遇不到像曹操那样的明主，而只能是另外的遭遇！
曹操南征刘表，刘琮投降。当时的形势对曹操是极有利的。但是曹操骄傲轻敌，没有先集中力量剿灭刘备，而是企图一下子消灭刘备与孙权，结果丧失有利战机，促成吴蜀联盟抗曹。即使如此，曹操仍然占有优势。由于曹军感染时疫等等原因，曹操仓促决定撤军。正在此时周瑜利用偶发的东风乘机进攻，曹操疏于防范，大战失利，与到手的胜机失之交臂。实事求是地说，曹操是完全有可能避免赤壁失败的。如果曹操当日取得胜利，意味着没有后来的三分局面，曹操的功业更早成就，晚年也更潇洒享乐。由于上天不给曹操机会，未能“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当然为曹操惋惜之至。
杜牧的这些感慨，也可能是有感而发。他当时任黄州刺史，很是尽忠尽责，“遵行国风，彰扬至化。小大之狱，必以情恕；孤独鳏寡，必躬问抚”。遇旱祭神祈雨安民，又多次上书朝廷言事。但是朝廷并未给他任事的机遇。天不假愿，对曹操对杜牧都是如此，杜牧的《赤壁》深为曹操惋惜。这样来理解《赤壁》，可能更符合杜牧的原意。
三
杜牧还有一首《题商山四皓庙一绝》，也与许多人见解不同：
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岂恩仇。
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
据《史记•留侯世家》：刘邦以太子刘盈为人柔弱，欲易另一个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刘盈的母亲吕后请张良出主意，张良建议吕后迎请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位隐居商山的四皓来辅佐太子。四皓素为刘邦所重，但刘邦多次请他们不来。刘邦病重以后，急欲废太子。大臣进谏刘邦都不听。某日太子侍酒，四皓随从太子。此四人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皆白，衣冠甚伟。刘邦惊问四人姓名，才知四皓已归附太子。刘邦认为太子羽翼已成，难于更动，打消了易立太子的念头，便请四人好生辅助太子。世人以四皓保全太子，避免了刘邦废嫡立幼之乱，因此誉四皓为安刘功臣。
杜牧不同意此种看法，因为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刘邦死后，由于刘盈柔弱，吕后专权。吕后死后，掌握大权的吕产吕禄拥兵欲乱，刘氏天下几乎不保。幸得太尉周勃设计进入禁卫军掌握了军队，下令军士当面表态：“拥护吕氏的袒右袖，拥护刘氏的袒左袖”。军中皆左袒，周勃得到禁卫军拥护，诛杀了吕产吕禄，保全了刘氏的政权。杜牧认为真正安刘的是周勃和他所掌控的军队。没有军队的保障，刘氏政权才真正不保。四皓虽然保全太子的继位，并未进一步为太子谋划长治久安之策。而是“安车留不住，功成弃如遗”，一走了之。所以杜牧认为四皓似为安刘实为灭刘。
其实，杜牧在这首诗里表达的是他的一个基本观点：为政者必须知兵。“大圣兼该，文武并用”。杜牧处在晚唐乱世，痛感当时缙绅之士不敢言兵，“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亡失根本，斯最为甚”。杜牧希望朝廷能做到“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因为“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者，未有暴乱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国家者”。
杜牧在注《孙子序》中写道：兵者，政事也。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必树立其国也；壮健击刺不学之徒，则必败亡其国也。为国家者，兵最为大，非贤卿大夫不堪任其事。其所出计划，皆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杜牧的这些观点，无疑是治国的金玉良言。
他在仕宦的20多年里，针对当时军政大事，不断上书朝廷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他任黄州刺史时，正值泽潞藩镇势力抗拒朝命，大臣们意见不一，杜牧上书提出用兵谋划，“若使河阳万人为垒，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堑，勿与之战。只以忠武、武宁两军，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润二千弩手，径捣上党，不过数月，必覆其巢穴矣。时（李）德裕制置泽潞，亦颇采牧言”。杜牧这篇《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也被《资治通鉴》摘载。“俄而泽潞平，略如牧策。”西北黠戛斯破回纥，回纥种落溃入漠南。杜牧又上书司徒李德裕，指出以前处置回纥之误，“自两汉伐虏，皆是秋冬，驱中国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时匈奴劲弓折胶，重马免乳，畜肥草壮，力全气盛，与之相较，胜少败多”。杜牧献策“今若以幽并突阵之骑，酒泉教射之兵，整饬诫誓，仲夏潜发……五月节气，在中夏则热，到阴山尚寒，中国之兵，足以施展。……今冰合防秋，冰消解戌，行之已久，虏为长然，出其意外，是为上策”。李德裕称赞杜牧的建议。次年，杜牧移任池州刺史，针对当地十五年来江贼盗劫客商、杀人越货的情况作了调查，分析其组成和流窜规律，上书朝廷在宣、润、洪、鄂及淮南设立共40只船、1200人的巡检军队，并添置官渡，便利商旅，弭绝盗贼。朝廷完全采纳杜牧的建议。杜牧的这些作为，证明他确实有运筹帷幄的才干。杜牧的观点是：“信知为国家者，兵最为大。”“谋人之国，不能料敌不曰弃国可乎？”这些观点应是百世不移的正确治国理念。当时朝廷正是多事之秋，君王频繁更迭，大臣只以拥戴为功，没有长治久安之策。有的大臣甚至以不知兵为词。杜牧公然评说“彼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当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杜牧的这些观点不仅对他所处的晚唐乱世是适用的，以此诠释四皓没有安刘的史实也是十分恰当的。讥其“好为议论”，“出奇立异”，只是书生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