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深度的人文批判
作者：李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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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高兴》是继《浮躁》《废都》《怀念狼》《秦腔》之后，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又一新高度，它的意义不只在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而在于作者心灵渗入融合的深度，社会文化批判的力度，对人的生命和价值的人文情怀，以及在污泥中长出莲花，在死亡气息中发现鲜花的耳目一新的审美视野。
一
因为《高兴》的主人公刘高兴是进城捡破烂的农民，所以农村、农民、农民工的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高兴》的显在主题，如在现代化、工业化背景下农村土地的严重流失，农村年轻劳动力、知识者向城市的流动与迁徙，进城农民工的处境等，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的反思与追问等。作者贾平凹也正是在这种道义立场上，厘定自己从《秦腔》到《高兴》的“创作意义”的。但是文学的意义，不只在于提出社会学、经济学家也可发现的问题，而在于揭示人性及人的心灵病症，揭示存在的尴尬，检讨文明的迷失。《高兴》的文本价值，它的广度和深度，正在对于具有普遍性的人的心灵和现代文明迷失的透视。
城市化程度是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标志，但是中国的城市化却绝对不能走西方的道路，不能不兼顾国家整体发展水平，不顾主要以土地为生的农民的生存、生活。在贾平凹小说中造成刘高兴、五富、黄八、杏胡之类农民在无技能、无知识准备下向城市的迁徙，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农村土地在国家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中的被侵占，连商州这样的偏远山区，人均也只有几分耕地，是触目惊心的。城市的盲目扩张与奢侈建设，资本的为所欲为，城市之间争与“国际接轨”、打造“世界一流”、“东方第一”，是权力与资本的严重迷失。《高兴》中反复提到的是一个豪华园林，圈地近千亩，投资几十亿，而它50元的门票，却让刘高兴这样的农民望而却步，并引发了五富、黄八等进城农民的反感和仇视：“城里这么多高楼大厦都叫猪住了，这么多漂亮的女人都叫狗睡了，为什么不地震，为什么不打仗”等等，它的偏激是显而易见的，但却包含着社情民意，揭示了资本所向披靡的疯狂所引起的农民的不满。城市发展得这么快，建设得这么豪华，产生的废品垃圾也成了繁荣的标志，但城市管理者却似乎未来得及考虑相应的垃圾处理科学，他们没有想到在城市建设，环境卫生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百万外来农民工的生存、生活、教育、治病。“没资格生病”、住“剩楼”、捡旧衣穿、嫖私娼、染性病，就是农民工的普遍生存现状。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问当中，贾平凹也坦白地承认进城农民犯罪率高的事实，但他反问：“他们为什么犯罪？一个是因为贫困，再一个是因为社会歧视。我们没有一个系统机构跟这个阶层打交道，更谈不上提供好的服务。”①有一种说法，把这种“失衡”与“失控”现象，称之为“发展的代价”，但不顾百万、千万、亿万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让他们沦为城市“贱民”，这种代价也太失“人道”了。《高兴》所批判的正是这种忽视人文价值、牺牲几代人利益的，反人文的发展。贾平凹用就像“忽视了天上的太阳，地上的清水”，指斥了只顾“揽钱”的商人良知和道义的丧失。
在小说《高兴》的写实文本《我和高兴》、《六棵树》中，贾平凹以散文笔法，真实再现了自己的家乡父老、同学朋友以及刘书祯等人真实的生存情境，揭示了与城市奢糜相对应的山区农村的贫困，以及面对疾病、子女教育、婚姻爱情等的无奈。从某种意义上《秦腔》也是《高兴》的又一隐文本，它与《高兴》互为表里，从乡村到城市，成为中国农村、农民在繁华盛世背景下生存状况的真实历史记录。在《秦腔》后记中，贾平凹说《秦腔》是他为家乡所立的一块碑，在《高兴》之后，我们可以说，《秦腔》《高兴》是贾平凹为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农民立下的发人深省、值得警觉的一通时代的巨碑。它铭勒的是前进中的历史和苦难，农民的牺牲、贡献和尴尬。贾平凹毫不讳言，在歌舞升平的当下中国，仍然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和人道危机。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沈从文就说过：“好的文学作品应当具有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可是一部分作家，却只打量从第三流政客下讨生活。”②当文坛上那些名利场上锋芒毕露的人士，纷纷对这个时代的矛盾和危机失语的时候，深刻揭示这太平盛世下权力与资本的真相的使命，却落在一个貌似木讷懦弱的贾平凹身上，这不能不让人感慨。
更值得关注的是贾平凹在《高兴》中所表现出来的非精英化的精神姿态。在浪得一些名声的文学人士，纷纷以“文化精英”自居，并对百姓疾苦、人生苦难摆出民粹主义的怜悯姿态的时候，贾平凹却坦率宣布“我是个农民”，承认自己的“农民意识”。在《高兴》后记中，他说：“我和刘高兴、白殿睿以及×××的年龄都差不多，如果我不是1972年以工农兵上大学那个偶然的机会，进了城，我肯定也是农民，到了五十多岁了，也肯定来拾垃圾，那又会是怎么个现状呢？这样的情绪，使我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的贫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种种歧视的农民而痛心疾首着”，“我吃惊地发现，我虽然在城市生活了几十年，平日还自诩有现代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③这里的关键不是作为时代和生活代言人的作家，是否应该脱离所出身的阶级、阶层，并有精神提升的抽象理论，而是他并没有因为自身生活和生存条件的改变，而自外并从心理上优越于农民和社会底层大众，把“他们”的不幸当作“自己”的不幸，对他们的苦难如同自身一样的痛心疾首、刻骨铭心，不吐不快。在《高兴》中，他多次表述过这样的观点：人生境遇的差别，不是品质和智慧的差别，而是机遇，正如同样的瓷片，有的贴在锅台上，有的却贴在厕所里。“农民并不比城里人缺少智慧，缺少的只是经见。”④并说，人的贵贱不在钱的多少，而在于自己的人格品性，可怕的是“人没有贱在，贱却自生”。这里虽然包含着佛教的因果因素，但却是一种高贵的“平等”意识。正是以这种“平等”意识为武器，他痛斥城里人和有钱人的优越感，批判社会大众意识中普遍存在的歧视和冷漠，以及五富等农民的自卑自贱，呼唤社会的公平正义，呼唤人们心灵中的良知。在对大众心灵中仇恨、自卑和歧视、冷漠的审美透视中，他并没有自外于社会和大众，而是以城里人和乡下农民的双重角色认同，解剖着“他们”心灵的光明与黑暗，也解剖着自己。
二
刘高兴形象是附着了贾平凹人文理想的艺术形象，同时也是一个人格健全、充满美好人生理想，知行统一，自觉自身存在价值的新时期农民形象。从他身上我们看到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进步，也看到了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生活的尴尬，命运的无情。
早在160年前，马克思就说过：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人的生命的现实的异化仍在发生，而且人们越意识到它是异化，它就越发成为更大的异化。”⑤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理论界就曾经发生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不产生“人的异化”的尖锐争论。其实，人性，人的本性，包括人的合理发展与生存，一直是人类对人自身的美好期待，至今在生活中关于某人失去或没有人性，仍是人们的口头常用语，就说明“人的生命的现实异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存在。《高兴》中黄八、五富对城市、对城里人的仇恨，以及石热闹本是为上访而进城市，到后来竟连自己上访的目的也忘记了，“贱却自生”地要去当乞丐，就是人性的异化，就是心灵和人性的迷失。而刘高兴的形象之所以与众不同，成为“污泥中长出”的莲花，墓地的鲜花，就在于它以自己的言行和心理，承继着人类的人性理想，排斥着社会环境的遮蔽和人性的异化。
首先，刘高兴是一个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青年农民。在此之前，它不仅同乡亲一样经受着贫困，还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爱情。女方先是嫌他房子太破烂，等他卖了肾，盖了房子，女方又嫌他穷。他就携着比自己大五岁，孩子多，人又笨的五富去县城周围给人家盖房、拱墓、打胡基、垒灶房，但“挣不了几个钱又回来了，回来了又得出去”，反复了好几年。他听说清风镇的第一个去西安的韩大宝发了财，许多人投靠了他，也与五富来西安投靠韩大宝干起拣拾垃圾的营生。一到西安他就觉得自己原本就应是个城市人，一是肾卖给了西安人，二是他有许多城里人才有的习惯和爱好，并将已经办起小垃圾收购站的瘦猴和韩大宝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希望在此攒钱，买房，娶妻生子，取得城市户口。但是农民工在西安生存的残酷现实，却粉碎了他的计划和理想，迎接他的是火化五富以后对自己未来的茫然。这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农民城市梦幻的破灭，也是又一段农民的人生苦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