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当代文学的后现代建构
作者：吴圣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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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见他们，宝生心里都会涌起说不出的赞叹和感动。这赞叹和感动又会搅起一些让宝生更为赞叹和感动的幻觉，看见他们，听见身边那些生机勃勃的声音，宝生说不清楚到底是他们走进了自己的梦境，还是自己走进了他们的梦境。
八号果岭是桃花潭的最佳景观地。从这儿向前，你可以看见瀑布和曲折蜿蜒的桃花溪；从这儿向后，你可以看见无数的高楼大厦、立交桥和高速路，起伏重叠，充塞天地，那就是漫无边际的北京城。宝生顺着铜雕的走向，朝前看过去，耳边的声音，眼前的美景，让他暂时忘记了灼热的阳光。
远处，翠绿的橡树和枫树从山顶上蔓延下来，茂密的阔叶当中夹杂着落叶松高雅幽深的塔形树冠。高大的乔木下面是枝条蔓延到处丛生的灌木，灌木下面是浓密的草。乔木、灌木和杂草顺着山势蔓延而下，骤然停止在那块巨大的岩壁上。于是，就有一股清泉从草木的波涛中挣脱出来，飞身扑下悬崖，在半空里拉出一道八九尺宽，五六丈深的瀑布。灿烂的阳光下，雪白的瀑布砸碎了桃花潭的碧绿，在迸溅的水雾后面弄出一派连绵不断的哗哗的水声。如果遇到桃花盛开的季节，山谷下，河两岸，就像彩霞落地一般簇拥着粉红粉白的桃花，偶尔有花瓣飘落到河面上，星星点点的桃红，在流水的转弯处，河中的卧石前，婉转回旋，流连再三，那时候，清澈幽雅的桃花溪上就生出许多叫人怜惜的婀娜来。从桃花潭走出来，豁然敞开的山谷两侧是起伏舒缓的坡地，地毯一样的草坪在山坡上优美地铺展开来，曲折回转的河水在起伏的果岭草坪中间画出优美的曲线，河的两岸随处散落着金黄的沙坑和银亮的湖泊，好像精美绝伦的首饰镶嵌在果岭之间。远远看去，这条从云霞簇拥的山谷里流出来的桃花溪，简直就是从燕山里走出来的一个梦幻。
当然，这一切，这所有的美妙和幽雅必须要等你打到第八洞，必须沿着球道走上果岭制高点，站在这一组精美的铜雕的跟前，你才能突然看到燕山山脉伸向北京城的最后一段山体，突然看到这世外桃源一般的美景。而这，正是设计者和陈总想要得到的效果，他们希望在这个制高点上获得一种出人意外的感官震惊。正是凭着这个震惊，桃花潭高尔夫球场的第八洞，荣获了“全球最佳五百洞”“亚洲最佳二十四洞”的称号。
正当宝生沉浸在美景当中的时候，他忽然觉得有点异样。宝生定定神，再次朝前面仔细打量，他发现那条美丽的瀑布忽然消失了，再听，身边那些所有熟悉的声音也消失了。片刻的诧异之后，宝生很快明白过来——是停电了。宝生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形，只要一停电，瀑布就消失，河水就断流，扬声器里那些千姿百态的声音就会立刻停下来。就像现在这样，一切都没了生气，整个世界都变得假惺惺的。
公元2005年12月21日写
2006年1月6日改定于草莽屋
附：作家手记
农具的教育
李锐
“太平风物”这书名是我从《王祯农书》里得来的。七百年前，那个叫王祯的人看见一种农具被人使用，看见一派宜人的田园风光，和平，丰足，恬静，而又久远。这景物深深地打动了他，于是，他发出由衷的赞美：“每见摹为图画，咏为歌诗，实古今太平之风物也。”七百年后，我的农具系列小说，也是出于一种深深的打动，出于一种对知识和历史的震撼，也更是出于对眼前真实情景的震撼。当然，我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风景，就好像从绿洲来到荒漠，就好像看到一通被磨光了字迹的残碑，赤裸裸的田园没有半点诗意可言。隔了七百年的岁月，我把“太平风物”和“农具系列小说”装置在一起，陈列在这间纸上的农具展览室里，正所谓感慨万端一言难尽。我希冀着把自己的震撼和一言难尽的感慨传达给可能的读者们。之所以把小说称之为“展览”，是因为这本书不止需要读，更首先需要看。我必须事先声明，廉价的道德感动，和对残酷现实虚假的诗意置换，不是本次展览的目的。
上个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吕梁山的邸家河村插队落户做过六年农民。那时候，公家发给每个知青五百八十块钱安置费，村里就用这笔钱给我们盖了知青宿舍，还给每个人配置了一套干活用的农具，镢，锨，锄，镰，斧，扁担，筐，包括收割时捆庄稼用的麻绳，冬天装粮食用的口袋，样样俱全。于是，六年的时间里就和这些农具朝夕相伴。用的时间一长，体会也就入微起来，镢把的粗细，锄钩弧度的大小，锨把的长短，扁担的厚薄，都和每个人的身体相对应，相磨合。渐渐地，就明白了什么样的农具才会得心应手，对使顺手的农具也就分外地爱惜。
初到一地，除了未曾见过的山川风物之外，首先遇到的就是方言，比如邸家河人把山上的树不叫树，叫“钵儿”，把一种专门用来收割玉米和灌木枝的镰刀叫做“苦镰”，驾上毛驴磨米面不叫推磨，叫“推喂子”，如此等等。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学生娃”闹不大清楚这些称呼的来历，也想不出来和“苦镰”“喂子”等等相对应的文字到底是哪一个，于是，就随便拉来一个发音相似的字瞎凑合，还想当然地把这一切弄不懂的发音统统归结为是方言，归结为是穷乡僻壤的落后和固执。那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一切会变成日后的小说素材，会引发出一场对“知识”和“历史”的震撼。
一九八七年夏天，在《厚土》系列的创作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叫做《中国古代农机具》的小册子，一百二十个页码的小开本，定价人民币八角钱。随后，就带了这本书去我插队的邸家河村住了几天。那时候，我虽然在城里已经工作多年，但还是每年都回邸家河。正好是收麦子的季节，就在劳动之余看了这本书。大大出乎我的预料，这本不起眼的小册子对于农具历史的讲述，看得我惊心动魄。所有农民们使用的农具，都有长得叫人难以置信的历史，都有极其丰富的发展经历。尤其是一些被农民用方言称呼的农具，原来被我一直认为是字典里根本就没有的字，被我认为是乡下人固执、封闭的语言偏好的所谓方言，竟然却和两三千年前的历史完全重合，和古音古字一模一样。就是在这本小册子里我看到了，“公输班做盬”这样的记录，公输班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复姓公输，名般，因为般、班同音，又因为是鲁国人，所以被后人称为鲁班。鲁班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507年），卒于周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古代工匠的祖师爷。鲁国是公元前十一世纪被周朝天子分封的诸侯国，一直到公元前二百五十六年被楚国所灭。“磨”这种称谓，只是汉代以后才流行起来的，在此之前的漫长历史中它一直被人称作“盬”，邸家河的方言竟然跨越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直续“春秋”。那一刻，我真是如雷轰顶，目瞪口呆。和历史心领神会的遭遇就在那一瞬间发生。悲怆和遐想久久难平。从那时起，我就觉得自己也许应当写一本关于农具的小说，应当有这样一场和祖先的对话。后来，又因此而引出对《王祯农书》的细读。
十八年前那场知识和历史的震撼让我明白，几千年来，被农民们世世代代拿在手上的农具，就是他们的手和脚，就是他们的肩和腿，就是从他们心里日复一日生长出来的智慧，干脆说，那些所有的农具根本就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就是人和自然相互剥夺又相互赠与的果实。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其实是一部农业文明史，是被农民手上的工具一锨一镢刨出来的。可人们对历史和知识的记忆，往往只是对于正统典籍的记忆，没有人在乎也很少有人注意，养活了历史和知识的工具。人人都赞叹故宫的金碧辉煌，可有谁会在意建造出了金碧辉煌的都是些怎样的工具？
有想法，有感触，还不能写小说。我当时还在写《厚土》，《厚土》的历史背景大都放在“文革”之中。一晃十八年。十八年来，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农民，乡土，农具，等等千年不变的事物，正在所谓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下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亿万农民离开土地涌向城市的景象，只能用惊天动地、惊世骇俗来形容。即便偏僻如大山深处的邸家河，也在煤矿的开发当中改地换天。所谓历史的诗意，田园的风光，早已经淹没在现实的血污，挣扎，和冷酷当中。尽管在吕梁山偏远的乡村里，这些古老的农具还在被人们使用着，但人与农具的历史关系早已荡然无存，衣不蔽体的田园早已没有了往日的从容和安静。所谓历史的诗意，早已沦落成为谎言和自欺。当初，因为当过六年的“劳动人民”，因为亲眼看到了什么叫世世代代的劳动，我深知，无论是以田园的名义，还是以革命的名义，把亿万人世世代代绑在土地上是这个世界最不人道，最为残忍的一件事。一转眼，我却又在通往“进步”天堂的台阶上看见遍地的血泪和挣扎，听见田园们赤裸裸的哭声。真正是一言难尽。真正是情何以堪。
因为已经写过《厚土》，我明白，自己不能再以《厚土》的方式重归“厚土”。多年来在文体和语言上的思考，多年来对于语言自觉的实践，多年来对于建立现代汉语主体性的追求，多年来对于知识等级的拒绝信任，对于道德化和诗意化的深刻怀疑，等等，等等，这一切导致了“农具系列小说”现在的模样——图片和文字，文言和白话，史料和虚构，历史的诗意和现实的困境，都被我拼贴在一起，也算是一种我发明的超文体拼贴吧。现在，我把这些拼贴的结果，放在这本书里，放在这间纸上的陈列室里，权且当作对于“公输班做盬”的一种接续，权且当作对于“太平之风物”的一种当下的回答。
我曾为自己的文学追求定下一个苛刻的指标：“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在这里，对于方块字的“用”的突破，和对“表达”的突破，都是对作者严峻的考验。我能从自己文明历史的最深处找到文学的源头活水吗？我能在毁灭和新生，悲怆和欢欣中，找到文学的绿意吗？我能在全球化的滔天巨浪里用方块字立定脚跟吗？这既是我的追求，也是我的困境。
(西元2006年1月9日写，14日改定于草莽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