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当代文学的后现代建构
作者：吴圣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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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上拔草的人们都蹲在地上，一字排开，每人头上戴了一顶草帽，一只手上拉着一条编织袋，眼睛紧盯着草坪，另一只手时不时地伸下去，拔出一根杂草，塞进手边的袋子里。远远看过去，火辣辣的烈日下边，坦荡舒缓的草坪上，面朝草地背朝天的人们，好像一排在地毯上蠕动的蜗牛。正是吃午饭的时间，四周围没有球童，也没有打球的客人，只有那一大块漂亮极了的草坪，只有这一排顶着烈日的蜗牛。他们的任务是拔杂草，是要把掺杂在高尔夫球场草坪里的狗尾草，水稗子，野蒿子，喇叭花，苦苦菜，蒲公英，全都拔出来，只留下草地早熟禾还有黑麦草。这件事情和种庄稼有点像。庄稼地里只能留下你种的庄稼，别的草都得拔。山坡上的这些草坪也是种出来的。百分之八十的草地早熟禾种子，再加百分之二十的黑麦草种子，混合在一起，每平米撒七克。在挖开的山坡地上砍树，起土，先挖走铲光原来的草皮和表面土，然后挖沟敷设给排水管道。然后铺沙子，铺掺了有机肥料和草炭的沸石土，沸石土层要高于地面八十到两百厘米，形成柔和的缓坡。然后，喷水，播种。然后，再喷水。照这样最少伺候四十天，才能长成标准的高尔夫球场草坪。在草坪生长期内，要撒化肥，还要喷洒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催生剂。再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喷水，一遍又一遍地用剪草机修剪，让草们分蘖，生根，长壮。即便是喷了除草剂，也还是不能完全除掉各种杂草，时间一长，还是会有杂草顽强地长出来，所以还是要除草，到这时候，所有的工具、机器都派不上用场，只能依靠人力，依靠最原始的办法，用手拔，只能蹲在地上拨开又紧又密的草坪，像绣花一样仔仔细细地挑，一寸一尺地挪。这种苦活干不了两天，腿就会肿起来，疼得你上茅厕也蹲不下身。宝生觉得，干这个活儿，有点像在老家的地里间谷苗，也是蹲在地上，一步一挪，也是后背上驮着个大太阳。当然，北京不是五人坪，高尔夫俱乐部更不是农村，一张会员卡要缴三十万块钱的会费。这个数目要是放在五人坪，你得在一亩地里种两千年的玉茭，十亩地里种两百年的玉茭，你得世世代代受苦受累才能挣回来三十万块钱。宝生现在当然明白，你不能拿北京跟农村比，不能拿白天跟黑天比，不能拿天上和地下比，更不能拿梦里的事情和身边的事情比。草坪是每个高尔夫球场的门面，草坪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高尔夫球场的名声，这儿的人靠草坪吃饭，所以，在桃花潭不种庄稼，只种草。
宝生不怕蹲在地上拔草，也不觉得受苦。宝生不觉得苦不是因为他腿不疼，而是因为宝生知道，自己不会和身边的这些人一样永远蹲在地上拔草。宝生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因为爹妈把自己生在了五人坪，生在了当年陈总插队的地方。宝生现在太喜欢桃花潭了。不只是因为在这儿工作给发衣服，能挣钱，能吃好饭，也不只是因为桃花潭漂亮得就像电视里的广告片儿，最主要的是因为在这儿天天都能听见五人坪的声音，看见五人坪的人。宝生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能在北京遇到五人坪，这简直就是一场梦，简直就是一场电视剧，电视剧里也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梦了。就像那首歌里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现在，十八岁的宝生终于弄明白自己为什么爱北京了——因为北京有这个让他无法想象无比赞叹的桃花潭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陈总说了，半年以后就不用再拔草了，就让自己去当球童，再过一两年，就不再当球童了，就去学技术当电工。陈总是这儿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总能决定这儿的一切，从每一块石头到每一个人，陈总想让谁到哪儿谁就得到哪儿去。想到这些，宝生就觉得自己简直是太幸运了，简直是没有办法不爱北京。因为天底下不是每个人都能生在五人坪，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北京遇到插过队的陈总。
宝生竖起耳朵等。
果然，暴热的草坪上突然传过一阵清凉的泉水声，哗啦啦的泉水声里夹杂着鸡鸣和狗叫的声音，还有孩子们忽起忽落的尖叫声和女人们隐隐约约的对话声……这些生机勃勃的声音，让人觉得猛然来到一个什么村子里。听到声音，宝生在草帽底下露出一丝会心的笑容来。宝生知道，这些声音是草坪外边藏在树丛背后的扬声器里发出来的。这些扬声器到处都有，树背后，路灯上，花盆下，山石里，台阶旁，都藏着扬声器，走着走着就会听到这些远远近近，从附近不知什么地方传过来的高保真立体声的音响——风声，水声，雨声，林涛声，鸡鸣，狗叫，羊群出坡，牛群回栏，老人们在街巷里搭话，女人们叫喊自己的孩子回家吃饭，孩子们游戏追打着尖叫……千姿百态，全都是五人坪的声音，全都是陈总用一套高级录音机专门从五人坪录回来的。第一次听见这些声音的时候，宝生叫起来，宝生扭头看看身边的陈总，宝生说：
“唉呀建国爷爷！我家黄毛儿咋也到这儿来啦？”
陈总开心地笑起来：“行呀，宝生，真机灵！就是你家黄毛儿叫呢！我就是想把五人坪都搬到这儿来！我就是想把五人坪留在我身边！”陈总又拍拍宝生的头，“宝生，记住，以后你就叫我陈总，不许再叫爷爷，咱们高尔夫俱乐部里没有爷爷这个职务。”
从那一刻起，宝生从陈总开心的眼神里，就看到了自己的幸运和希望。当年陈总在五人坪插队的时候，宝生根本还没有出生。宝生记得自己第一次看见陈总，是有一年的春天，正好是开耕下种的日子。那时候大伙都叫他建国爷爷，不叫他陈总。那些日子里，一伙娃娃们成天追在建国爷爷的屁股后头，盯着他手里的照相机乱喊，给我照个相吧！给我照个相吧！建国爷爷就笑，给你们照，给你们照，肯定给你们照，每人照一张，谁也少不了。他手里的照相机噼里啪啦的又闪又响，一伙娃娃们叽里呱啦的又跳又笑。后来，就看见照片了。每个人都有，也有满金爷的。满金爷扶着犁吆着牛在前面走，满金爷的孙女柳叶儿跟在后边，胳膊肘里挂着柳条斗子，正在撒玉茭种子。娃娃们有笑的，有叫的，有嘴里咬着馍馍的，有手里掐着野花的。黄毛儿跑在自己腿前边，卷尾巴翘得高高的。人，牛，犁，树，街巷，房子，石墙，瓦顶，还有炊烟，还有一座连一座的大山，一片连一片的庄稼地……全都留在那些照片上了。又过了好多年，等到建国爷爷开着汽车再来到五人坪的时候。满金爷已经死了，柳叶儿已经出嫁生下孩子了。那时候，建国爷爷指着那张照片说过好多次，我耕地就是满金教会的。
有运气的人和没有运气的人是不一样的。有希望的人和没有希望的人看世界的眼光是不同的。自从来到桃花潭，宝生干活儿从来不叫苦，从来都是任劳任怨的。因为宝生知道，自己是在为自己的幸运和希望受苦，自己受的苦是很快就会得到报偿的，自己今年才十八岁，天底下不是每个十八岁的人都有机会为自己的希望受苦的。就像现在眼前的这群人，他们的运气和希望，就好比草帽底下的阴凉，只有那么可可怜怜的一小片。就是这一小片阴凉也压根就没有什么保障，说不定什么时候刮来一阵风，头顶上的草帽就没有了，人就得光着身子站在油锅一样的毒日头底下。没吃，没喝，没工作，没有人给你发工钱，没人知道，没人管，更没有人可怜你。一个能为自己的希望受苦的人，就是一个幸运的人，就是一个高兴的人，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就是一个受苦受累心里也痛快的人。宝生有几分兴奋地打量着身边的蜗牛们，宝生很自信，宝生知道自己能听到的东西，身边这些人根本听不到，自己能想到的东西，身边的这些人根本想不到。宝生想，人和人真是不一样呀。
拔到坡顶的时候，每个人都被汗水湿透了衣裳。
现在终于可以看清楚了：那两棵松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像两个亲兄弟，像两座苍翠的宝塔，矗立在草坪左边。两棵松树下边，和照片上一模一样，走出来扶着犁铧的满金爷。大黄牛脖子下面挂着牛铃，高高地举着犄角，绷紧了身子走在最前头。一脸皱纹的满金爷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左手握紧扶手，把犁铧深深地插进草地里，右手高高地扬着鞭子。柳叶儿胳膊肘上挂着柳斗子，走在最后边，正低头往犁沟里撒种子。藏在铜雕里的扬声器又响起来了，水声，风声，鸡鸣，狗叫，悠长的牛哞和牛铃，阵阵林涛和悦耳的鸟鸣，孩子们嬉戏的笑声，还有满金爷赶牛的吆喝声，天然无序错杂缤纷地从松树的下面动人地传过来。这一套铜雕做得真好，做得和真人一模一样，牛索，犁铧，鞭子，柳斗，也都是按照原物大小铸出来的。他们正从松树下面平静安详地走出来，如果没有人打搅，他们会一直往前走，会在这片像地毯一样精致的草坪上翻起土地，开出一条深深的犁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