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仍然是说不尽的鲁迅
作者：陈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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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拜读了“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朱寿桐先生的大作《孤绝的旗帜——论鲁迅传统及其资源意义》（以下简称朱著），受益匪浅。朱著洋洋二十九万言，分上、中、下三编，除绪论和余论外，全书共六章，该书是南中国学术文丛第一辑之一。纵览全书，笔者以为“孤绝”二字是朱著的关键词，也是朱寿桐先生走近鲁迅、解析鲁迅的一把钥匙。
朱著的绪论从文化类型学的角度分析鲁迅，对鲁迅所处的英哲文化地位作了一番历史的认定。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新月派文人体现出来的是绅士文化倾向，文学研究会关注“血和泪”及左翼文人倡导“普罗”文学显示着平民型的文化指向，而鲁迅则代表着典型的现代英哲文化倾向。“立人”为英哲文化观的核心，鲁迅的英哲文学观念主要以“众数”为比照对象，在相对于群类的意义上强调个人的价值。鲁迅的这种英哲文化观既与“民本”思想的传统不符，也有悖于新传统主流话语，使得他处于一种缺少对话者及承传者的孤绝地位。鲁迅大多数创作构思模式都可以概括为英哲人士与庸众的对垒和冲突。鲁迅文学创作所展示的不可企及的思想境界和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将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推向了历史的孤绝境地；很少有人能够在思想和创作上坦言拜鲁迅为师，步鲁迅后尘。这样的历史情形更加强化了鲁迅的孤绝。鲁迅不仅生前寂寞，即使他去世后，他仍然是一面孤绝之旗。朱先生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鲁迅英哲文化深层意蕴缺乏认识，甚至将鲁迅置于平民化的肤浅层面上作出了偏差性的误解。
鲁迅代表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民族良心，代表着一定时代的民族精神。鲁迅的人本观、社会观、文化观乃至文学观中的全部建构，包括那些为鲁迅所一贯坚持的大量思想成果，更是鲁迅精神资源的基础与核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其他作家为现代学术展现的是他们各自的精神现象，而鲁迅为现代学术乃至现代文化提供的却是丰富的精神资源。朱著强调：这就是鲁迅这个历史人物不同于时代其他人物的关键所在。这也是“言必称鲁迅”现象出现的原因。当我们明白鲁迅之博大、深刻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精神魅力和人格内涵已经作为中国现代文化无可争议的标高取得了精神资源意义之后，对于所谓“言必称鲁迅”的现象就不必大惊小怪了。朱著认为，我们在言说鲁迅的时候，应以博大的胸怀来对待来自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甚至不同居心的酷评鲁迅的现象。这是因为，首先，这毕竟代表着一种时代的开明风气的形成，大家应泰然处之。其次，酷评鲁迅不仅丝毫不能影响鲁迅的卓越和伟大，而且正是在确证了鲁迅作为精神资源主体的价值的基础，确认了鲁迅不可逾越的历史地位。
且看朱著在“言说”鲁迅的过程中有哪些可圈可点之处。
朱著中有许多真知灼见，令人拍案叫绝。
朱先生从文学事业的三种本体脉络：创作本体、学术本体、批评本体来把握、分析新文学的重大现象。他认为现代文学在各个时期都是三种本体并行发展，现代文学现象因而显得纷繁复杂；当代文学的批评本体严重弱化，致使当代文学史的架构不像现代文学这么丰富，也不如拥有强烈、活跃的批评本体的现代文学那么复杂而精彩。本体色彩过于单一的当代文学尚不足以成为学术本体的对象，而只能是文学批评的对象。因此，当代文学不像现代文学那样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这里寥寥数语，就道出了当代文学之所以不如现代文学成就之大的关键，给人一种豁然开朗、茅塞顿开之感。这种论点比仅仅从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频繁因而影响了当代文学的成就的观点要高明得多！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等人认为鲁迅后来中断了小说创作，令人扼腕叹息。朱先生认为，这完全是由于他们从创作本体出发误解了鲁迅的批评本体传统。从批评本体方面而言，鲁迅的“创作”一直并未中断，他的创作就是履行一个人生批评家和社会历史批评家的职能，在履行这一职能时，他可以启用包括小说在内的任何一种文体，也可以放弃小说这种文体而一心一意地写作杂感这种“战斗的阜利通”。就是在阅读鲁迅小说的时候，从批评本体阅读，应当与从创作本体阅读有不一样的感受，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可能更符合鲁迅作品的实际。因为鲁迅全部创作的立意就在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
不过，鲁迅后期毕竟放弃了小说创作，这是不争的事实。鲁迅是江郎才尽，还是另有隐情？朱著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鲁迅小说中所描写的对象大都为农民和知识分子。他的小说的审美对象侧重于反面素质的美：缺陷美、软弱美、失败美，因而不能体现鲁迅的审美理想。朱著认为，这是鲁迅小说创作中止的一个原因。朱先生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他认为更主要的原因似乎在于他的小说中审美价值体系尚不完备。鲁迅的小说基本上是从否定意义上显示审美价值倾向的。早年撰写的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里，他所期待过的“超人”“英哲”“明哲之士”，才是他审美价值观中真正具有正面素质的美的形象，但他们在《呐喊》《彷徨》中基本没出现过。他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中倒是出现了一些肯定的形象，如《理水》中的大禹、《非攻》中的墨子、《铸剑》中的黑衣人等。历史小说中的肯定形象表明，鲁迅是多么期待寻索出具有正面美的素质的审美对象！可是，鲁迅审美理想中的“超人”“英哲”不但没有客观社会基础和历史的现实性，而且在他思想体系中不占有巩固的地位。这才是鲁迅放弃小说创作的真正原因！这是浅陋如笔者，迄今为止读到的有关鲁迅中止小说创作的深层次的原因分析得最到位的一种！
根据有关历史资料的披露，《孔乙己》在鲁迅的所有小说中，是他是满意的一篇，而且还亲自译成了日文。可是为什么鲁迅未将它收进他自己所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之中呢？朱著分析说，鲁迅自己认为《孔乙己》表现了“一般社会对苦人的凉薄”，那确实是对一般社会人性缺陷的批判，与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左翼文化氛围并不十分协调。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运动中接受了“阶级论”学说，并且主动站在左翼文学的立场上向梁实秋等鼓吹的“人性论”发起过猛烈的攻击。因此鲁迅会觉得单纯从人性缺陷的角度批判“一般社会对苦人的凉薄”的确有些不太合时宜。这种分析入情入理，丝毫也不显得牵强附会。
托尔斯泰的译介在“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译介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但从狭窄的“影响研究”视角看来，还很难找到托尔斯泰文学在“五四”新文学中印刻的具体、明确而清晰成块带状的迹象。朱先生的观点是，这种巨大的反差说明：俄国文学对新文学的最主要影响乃作用于文学观念，“五四”作家是观念论而不是方法上倾心于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这种观点完全跳出了只从“影响研究”的思维窠臼。
朱著对一些在社会上流行的观点或定见进行了剖析，重审了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忽视了的观点，或者辩正了一种普遍流传而实则偏颇的凝固的认识，因而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比如关于鲁迅的“弃医从文”的原因，我们读者在《〈呐喊〉自序》《藤野先生》等文中有所了解。朱著经过分析认为，鲁迅作出这么重大的人生抉择，决不仅仅是“画片”（幻灯片）事件刺激的结果。想通过文学来改变国民的精神状态，是潜藏在鲁迅心底里的一种长久的意识和一贯的观念，“画片”事件原不过是将这种意识、观念激发出来的一个重要契机。
再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似乎成了鲁迅创作内容和风格的最有力、最权威的表述。朱著披露，鲁迅似乎并不十分满意这种概括，更多的场合鲁迅宁愿重复“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之类的自述。原因可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说法较为简单，容易引起歧义。“不幸”者的指向比较清楚，一般是劳动者和下层平民，尤其是农民。可“不争”的意思比较模糊。“不争”并不仅仅是不加抗争的意思，更包含着“不挣”（即不思挣扎）和不“争气”的内容。朱先生补充说，似乎后两者更符合鲁迅的原意。由此可见，鲁迅所“怒”的“不争”，不是针对下层平民没有反抗的行动而言，而是针对他们的精神状态，具体地说是针对他们那种不思挣扎、不生愤激、惯于逆来顺受的庸众心态而言的。朱著还分析了《呐喊》中“不幸”者“不争”的三个层次：从闰土“觉得苦”但“形容不出”，到华老栓、单四嫂子和七斤们似乎完全麻痹了痛觉神经，感受不到痛苦，再到阿Ｑ这样主动地忘却或索性自己欣赏自己的痛苦。相比之下，鲁迅最愤怒的“不争”乃是阿Ｑ式的。经过上述的条分缕析之后，朱著的结论便呼之欲出了：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创作思想的完整表述应是，“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不争”则直接对应这样的痛苦。鲁迅所强调的痛苦当然是精神方面的，是国民灵魂上的愚弱与病态。鲁迅自己清楚地表白过他的《阿Ｑ正传》主旨“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