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仍然是说不尽的鲁迅
作者：陈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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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Ｑ正传》《药》是鲁迅影响较大的两篇小说，朱著认为有关两篇小说的主旨有不少偏颇。长期以来，关于阿Ｑ具有某种“革命性”的大加发挥，说《阿Ｑ正传》实际上是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及没有广泛发动群众，对这种似是而非的广泛流行的观点，朱著不以为然。在鲁迅看来，像阿Ｑ这样的庸众是不应该去“发动”的，因为他们身上的那点反抗性不仅不会导致他们真正走向“革命”，而且会引导他们走向更加卑劣、更加可恶的境地。一个本性怯弱的庸众其内在的反抗性被诱发出来后，是不可能按照革命的逻辑向着真正的敌人冲锋陷阵的。阿Ｑ有了“革命”的意识后，想到“第一个该死的”便是小Ｄ，采取革命行动的第一个对象则是静修庵的尼姑。
朱著认为，那种将《药》的主旨说成是批判辛亥革命没有发动民众的理解也是错误的。朱先生认为，鲁迅在小说中思考的重心是要改变国民麻木愚钝的精神状态，而不是激发他们反抗和抗争的行动。在鲁迅看来，麻木愚钝的庸众贸然“起来”反抗，即“发泄”他们的“愤火”，不仅是不可思议的，而且也是非常有害、非常可怕的。
《呐喊》中有几篇小说是鲁迅从自我情感寄托与抒发的相对“微观”的角度展开的，“呐喊”的味道虽然淡了一些，但以纯正的真切充实了《呐喊》“表现的深切”，如《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等。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鲁迅研究专家、著名学者、作家将这些小说定位为优秀散文。朱先生认为，将《呐喊》视为小说与散文的合集，既体现了他们学问上的严谨，又暴露了他们观察角度的呆板。首先，在文体把握上认知有误。上述几篇作品从人物到情节都有明显的虚构性，而虚构性是小说最明显的特征，随笔体或散文体不过是这种小说的叙述形式而已。其次，即使属于非虚构性作品，也不一定要坐实其“散文”的性质。“五四”新文学时期，人们常以身边琐事的叙写充作小说，这甚至成为创造社一脉主导的风格。这类辨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至于 “五四”作家何以会出现小说散文化倾向，陈平原先生有过精到的分析①。关于鲁迅离开厦门前往广州的原因，人们或者不假思索地揣测，或者根据鲁迅著述中的只言片语，作出了种种概括，如政治中心的诱惑；爱情的吸引；经济欲望的满足等，朱著认为上述断言如果不属于一种想当然的猜测，就是一种很不充分的推论。朱先生通过对鲁迅的著述研究，尤其是从《两地书》及他写给友人的书信中发现：鲁迅有要在广州“做些事”的“一点野心”：一方面他要重新振作，向“正人君子”们继续进攻，为当时的时代革命和社会改造一效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或许有人会问：在厦门不是一样可以向“正人君子”们进攻，干吗非到广州不可呢？朱著答曰：这与潜在的“人生仪式”感有密切关系。笔者认为有关“人生仪式”感的论述非常有创见和新意！
在余论中，朱著也论及了世纪之交关于鲁迅的论争。二〇〇〇年《收获》杂志发表了冯骥才、王朔的《鲁迅的功与“过”》《我看鲁迅》，还重新发表了林语堂写于一九三七年的《悼鲁迅》，加上此前《岭南文化时报》发表的林贤治、谢泳等关于鲁迅评价的文章，掀起了世纪之交关于鲁迅研究和评价的一股不小不大的风波。朱著认为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是如下几个：鲁迅的功过评价问题；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否从西方人的角度（即所谓的“东方主义”的立场）出发；鲁迅反对专制又为什么被专制所利用？针对这些问题，朱著从学理的角度，历史地言说和评价了鲁迅，并且声称：鲁迅仍然是“说不尽”的。
朱著在写作上有许多地方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
善于使用“互见法”②。用互见法来处理材料，可以避免重复，又可以互相补充，前后照应。比如在第一章《〈呐喊〉》论中论及《一件小事》时认为，这是鲁迅小说中的一个“异数”，与《呐喊》整体的“忧愤深广”的基调很不协调。可是它长期以来一直作为鲁迅的典型代表作之一备受人们的推崇，车夫那越走越高大的身影影响了整整几代中国人的写作习惯和人格思维。唐弢先生曾写过一篇论文《“小事”不“小”》，作过深入的分析。《一件小事》是鲁迅所有小说中批判意识最弱的作品，鲁迅事后再也没有提及过它，至少没将它当作自己的得意之作。何以如此？朱著认为，这是鲁迅仅有的一篇遇合时潮的作品，即鲁迅以暂时放弃了自我而响应时潮的方式“听将令”的结果，而那股时潮便是“劳工神圣”的时代命题。
在第六章《鲁迅与“主义”》中，作者又论及了《一件小事》。认为这是一个特例，作者以极少用的讴歌的笔法描写了主人公善良、正直的形象，并用异乎寻常的自忏、自责口吻解剖了自己的私心和浅薄，这些在鲁迅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朱著认为道理很简单：偶然的际遇与托尔斯泰式心理的印合。《一件小事》向我们展示了鲁迅他那托尔斯泰式的“爱”心。
用“劳工神圣”和托尔斯泰式的爱心来阐述《一件小事》这个“异数”，很有说服力，且前后补充，又避免了重复。
再如关于《故事新编》的评价问题，历来是人言言殊。关键是里面的“油滑”等问题，鲁迅自己曾说过“油滑是创作的大敌”。在第三章《鲁迅文学传统：孤绝的价值》中，朱著认为从批评本体角度读《故事新编》，会使我们很自然地免除对于鲁迅“历史小说”创作方法定位的尴尬。作者认为，鲁迅写作《故事新编》中的小说时，他哪里是在关注“历史”？他所从事的不过是批评本体的工作，通过“历史”描述进行的是一种社会批评、文明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在用历史小说的方式写杂文，他是在“随意”使用材料并将之引入他的批评本体。这种分析本来就够精辟的了，但是作者似乎意犹未尽，在第六章《鲁迅与“主义”》中，又对《故事新编》的文体性质进行了分析。朱著认为人们争议的症结显然是以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小说类型理论为前提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者都要尊重事实情形或一定时空顺序：写实与抒情彼此分野，历史与现实相互隔绝。但表现主义以主观的意念和感受为最高依据，它能够使小说文体发生变形以适应主体意念表现的需要。《故事新编》正是具有这样的意义。朱著用表现主义来解释《故事新编》，那么小说中“油滑”的构思、漫画式的描写等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众所周知，鲁迅是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但是他自觉地“拿来”和吸收了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手法在内的“世纪末”的果汁，在表现人的灵魂的深和加强国民悲剧的刻画方面，大大地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扩大了现实主义的描写领域，这就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高明之处！
笔者发现朱著很少引用别人的观点，这并不是说他不重视别人的意见，他成为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达十三年之久，并且曾任江苏省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现在又担任广东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之职，应该说他对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是了然于心的。朱著主要是引用鲁迅的著述，作者可能是想用这种方法来走近鲁迅、解释鲁迅，同鲁迅作一番心灵深处的交流。笔者特别欣赏朱先生这种将心比心、揣摩前贤，用自己的心灵去同鲁迅对话的方法。比如一九二七年，鲁迅离开厦门时的感受“我先前只以为要饭碗不容易，现在才知道不要饭碗也是不容易的”。在写作此书的时候，朱先生刚刚离开学习、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南京大学来到广州暨南大学任职，在人才流动还有诸多限制的今天，作者经历的种种波折可想而知。朱先生说他对鲁迅的那番话真是感同身受！真是应验了那句老话“人同此心、情同此理”。
如果将鲁迅的“呐喊”与“彷徨”在一定意义上理解为两种对应心态，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在相当多的情况下鲁迅是较为偏爱“彷徨”心态的。不少人觉得难以理解，怕会影响“革命家”鲁迅的高大形象。朱著认为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忽略了将鲁迅作为知识分子的心理感受当作主体因素加以考察的缘故。而今条件成熟了。现在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无往而不彷徨，就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大潮中体验到了鲁迅那个年代的某种失落感。当新时期改革开放还在酝酿的时候，知识分子和小说家摇旗呐喊、欢呼雀跃；但经济大潮汹涌而至之际，最先失落了（至少是经济方面）相对优越地位的又正是知识分子。人们感到不可思议，感到愤愤不平，然而这既是无济于事，同时又是比较肤浅的反应。从鲁迅的彷徨心态我们当然理解，这种现象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朱著引用了高尔基的散文诗来说明这个道理，尽管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可暴风雨真的到来时，最先打湿的无疑是海燕那曾经十分矫健的翅膀。也许，此时我们重读鲁迅那篇《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我们的感受会更深一些。在鲁迅先生看来，“革命成功”以后，知识分子的日子恐怕“比现在还要更苦”，因为“劳动者大众”是“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毛泽东曾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现实的处境不正是这样的吗？鲁迅具有先知者的洞见，他分明看到了这种情形的不可避免，故他无法避免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