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闲情赋》的费解与新解
作者：王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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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云：“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书事者。”（《东坡题跋》卷二《题文选》）苏轼的批评，也非地道的审美批评，而是道德的批评，是孔子的“思无邪”式的道德批评。笔者曾经这样给所谓“思无邪”的道德批评定义：“思无邪”即是孔子出于对典籍自觉奉守的“信古”和“复礼”原则，对《诗》之本义作“断章取义”的曲解，从“有邪”中读出“无邪”来的阅读策略和阅读视阈。
苏轼对于《闲情赋》的评价含有两层涵义：
其一，《闲情赋》譬如《国风》。《国风》中约有七十余首表现男女婚爱的诗，其中“有邪”的作品并不少见，特别是“郑风”里表现男欢女爱的那些诗歌，这一点孔子是不会看不到的。这些出于“观风”需要的诗歌，在当时就受到了老、庄的鄙弃，韩非子更是把《诗》看成“乱法”的根源而予以排斥，荀子甚至提出了“杀诗”的主张。这在后来的儒学者们眼中也是不能容忍的，朱熹就有“《郑》皆为女惑男之语”（《诗集传》）的义愤。朱熹的弟子王柏就有删削“淫诗”三十二首的过激行动。朱熹在《读吕氏诗记桑中篇》中一语中的地指出：“孔子之称‘思无邪’也，……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朱文公文集》七十）。苏轼观与萧统同，都是依据了这种道德本位的诗美标准，因此，才有了《闲情赋》譬如《国风》的比喻和比较。
其二，《闲情赋》即便不如《国风》也不逊于屈宋。“《三百篇》直写性情，靡不高古”（谢榛《四溟诗话》卷一）。应该说，孔子也并非没有见到《诗》的自然而发的真性情，只是将其纳入了比德的视阈，总是更多地关注与社会历史相关的内容和人生经验。苏轼将陶潜赋比较屈宋，也是充分肯定了《闲情赋》中性情的因素。还有一点就是形式，苏轼将此赋与屈宋比，更是说明了苏轼对于此赋形式美感的好感。因此，比较起孔子的“思无邪”来，比较起萧统的“有瑕观”来，苏轼已经意识到了陶潜赋中对于人性的关注，并且能够容忍其中关于艳情的充分描写，甚至退后一步而以屈宋比较来作评，意思是，也并非辞赋之男女言情都一定要附会上政教含义。因此，比较起萧统的“白璧微瑕”的评价，苏轼观已不完全是道德意识，也有了审美意识。
海外学者孙康宜在《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里说：“陶渊明的《闲情赋》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明显不同于早先的赋，如宋玉的《高唐赋》和曹植的《洛神赋》：在早期的这些赋里，‘自然’为艳情提供合适的背景；而在陶渊明此赋里，‘自然’却起了颇为不同的作用。当然，陶渊明这篇赋，正如他在小序里所明言的那样，是在完全懂得赋之惯例的情况下去写有关镇定恋爱激情的内容。但是，他描写了凭藉自然的力量去战胜非分的情感，这种值得重视的描写是对于传统的赋所作出的一个全新贡献。”在“全新贡献”后，作者自注云：“萧统显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说，与陶渊明的其他作品相比，这篇赋是‘白璧微瑕’，它的真实价值直至宋代才得到承认。苏轼赞扬它的‘好色而不淫’。”③孙教授旨在以“自然说”来突出陶渊明《闲情赋》的创新而超越前人的地方，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新见，但是，在整个的表述中似乎有些含糊，从引述的注来看，孙教授赞同苏轼“好色”观，而在具体的行文中，我们则读出了她倾向于萧统的“镇定”观，亦即陶渊明自己也意识到的“终归闲正”。只不过是，其“终归闲正”的方式是凭藉“自然”而非“礼教”而已。笔者以为，孙教授在本质上，还是与萧统、苏轼观一致的，意思是，传统的辞赋写作，还是需要“在完全懂得赋之惯例的情况下去写有关镇定恋爱激情的内容”的，属于“寄托说”。
总之，苏轼的“无淫说”与萧统的“有瑕说”在本质上相同，都强调了“寄托”，是“寄托说”的两种不同表征。二者所能够区别的是，苏轼容忍了陶潜的艳情描写，更欣赏陶潜的真性情，欣赏《闲情赋》的美形式。二者相一致的地方是：都是采用的道德批评，是道德批评的异途同归。
三、《闲情赋》可以这样读吗？
我们以为：如果从纯粹审美的意义观，则萧统、苏轼都未必正确。
萧统以为：“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言下之意是，你没有寄托或不想寄托，就没有必要写作辞赋了。辞赋为什么就一定要有寄托？为什么就不能没有寄托呢？为什么《闲情赋》中就一定有所寄托？为什么不能直写性情？为什么不是直写性情？我们宁可认为：《闲情赋》乃直写性情的爱情赋。
说到爱情赋，势必要考证此赋的写作时间。此赋的写作时间不外两种说法：一是三十余岁，其妻新亡。一是认为写作于《归去来兮辞》后，约在五十岁左右。然而学术界至今并无令人信服的定论。我们以为，什么时候写作的并不十分重要，而需要肯定的是陶潜此赋乃是其情爱活动的情感真实的宣泄。因此，我们既不能毫无根据地推测作者就一定有这么个“艳遇”，但也不能截然否定作者就一定没有这么一次爱得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
如果说《闲情赋》乃爱情赋，那么，势必要有其客观外在与主观内里的现实依据了。我们是这样看的：
其一，从人格个性来看，陶潜乃至性真情之人，不屑避俗，也不懂矫情。陶潜性情至真，且深得道家求真之法，一生以任真自得为尚，坦荡透明，从不对自己的七情六欲讳莫如深。唐人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所概括的的孟浩然的性格与陶潜倒非常酷似：“行不为饰，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梁启超也以为写作《闲情赋》，是陶潜有这方面的体验和冲动。他在《陶渊明》里指出：“《闲情赋》里头，‘愿在衣而为领……’底下一连叠十句‘愿在……而为……’熨帖深刻，恐古今言情的艳句，也很少比得上。因为他心苗上本来有极温润的情绪，所以要说便说得出。”④朱光潜更是欣赏陶渊明袒露而不矫情的“至性真情”，他在《诗论》第十三章《陶渊明》里：“所谓‘不俗避’是说不‘矫情’，本着人类所应有的至性真情去应世接物。渊明的伟大之处就在他有至性真情，而且不怕坦白地把它表现出来。趁便我们也可略谈一般人所聚讼的《闲情赋》。昭明太子认为这篇是‘白璧微瑕’，在这篇赋里渊明对于男女眷恋的情绪确是体会得细腻之极，给他的冲淡朴素的风格渲染了一点异样的鲜艳的色彩；但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渊明是一个有血肉的人，富于人所应有的人情。”⑤梁、朱二大家的看法，都是从陶潜的性情出发的，是对陶渊明“性爱无遗”之真性情的深刻揭示，是从客观上来解读陶潜写作此赋的原因的。汉学家何休注《公羊传》从诗的起源上来论，认为诗是“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产物，这是从创作发生学上阐释的，也非常符合陶潜诗赋的兴作特点。我们宁可相信，有一个美丽妖娆、超凡绝俗的女子触动了陶潜内心深处的情感。否则，不可能有如斯深刻而独特的体验，不可能有如斯一往情深的感发，不可能有如斯别出心裁的描绘。陶潜至诚之心，至真之情，千载犹见。
其二，从创作原则看，陶潜的通常作法是“为情造文”，直言径吐，不事委婉寄托。陶渊明其诗文如其人，均是率性而为，他的作品，几乎全是咏怀述志之作、纪实之作，形成了真情直写的一贯风格，而不顺从于当时“为文而文”的主流文学倾向。其作品是其最真切的人生体会和人生态度的记述。诗人用最平常的言语，写最平常的生活，其作品最具魅力的也就是其最直白而却最耐味的表述。我们宁可相信《闲情赋》乃是陶潜直写性情的产物，因为他的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为情造文”，而不至于独独此一赋是“为文造情”。就《闲情赋》而论，陶潜的情感十分深笃和诚挚，十分热烈和缠绵，当然也十分的直白，简直近乎迷狂，而不是理智性的精神慰藉，其所追求的对象，更看不出是政治上的象征意义。陶渊明在其七百余字的《闲情赋》中，直白自己在一个“神仪妩媚”的美人面前，魂飞魄散，乃至渴盼着成为美人之衣领、束带、发油、青黛、簟席、鞋子、影子、烛光、扇子、鸣琴等等，实已到达想入非非之境了。虽然诗人最后因山水之隔而了断情思，且以止乎礼义的议论而收尾，但其至真性情已然一览无余。鲁迅也很欣赏陶潜的这种爱情追求的大胆和泼辣，认为《闲情赋》几乎是一篇自白。他在《“题未定草”六》里说：“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是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究竟是大胆的。”⑥大胆“胡思乱想”的陶潜，在赋之醒目处标以“抑邪心”，“助讽谏”的宗旨，并郑重声言自己遵循前辈辞赋作家的创作动机，正是作者佯为寄托而实为性情直写的一种机智。应该说，对于《闲情赋》的出现将会给当时的文坛带来怎样的震撼，别人又会怎样来看待自己，陶渊明不是一点也没有顾虑的，其赋前小序中的打出“虚幌”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欲作而顾忌世俗，不作而又无法排解，因此，佯作寄托。这也可见陶潜写作《闲情赋》时在理想与现实冲突中的大胆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