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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视角：对鲁迅四篇小说的意义再索隐
作者：何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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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药》《阿Q正传》和《祝福》是鲁迅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的代表作品。这两部小说集里的作品写作、发表、出版的时间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六年之间。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而言，这是以倡导“科学”、“民主”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孕育到高潮，而后退潮的时代。因此，“反封建”成为贯穿《呐喊》和《彷徨》的基本主题。围绕着这个基本主题，鲁迅对整个封建文化以及封建制度、文化在乡土中国的现代体现进行持续而深刻的检讨和批判。正因如此，我们在《呐喊》和《彷徨》中读到鲁迅先生对封建制度、文化“吃人”本质的揭露；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对底层民众精神奴役创伤的关注；对启蒙的反思；对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审视等等内容。《呐喊》《彷徨》不仅以主题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卓越的存在，而且从现代小说文体革命的角度，“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①鲁迅《呐喊》《彷徨》以其包容、开放的现代现实主义完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创格和经典化。
鲁迅小说是他启蒙理想和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②不仅是鲁迅，启蒙视角几乎是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思考世界的起点。即使如此，在这样的时代公共视角之下，不同人还是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对《故乡》《药》《阿Q正传》和《祝福》意义索隐，所关心的是“启蒙”以怎样的方式进入到鲁迅的小说，并且影响到文本景观。
一
《故乡》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五月的《新青年》，它和一九二二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的《社戏》是《呐喊》中最具抒情性的两部作品。在这两篇小说中，记忆和童年的故乡成为身在北国异乡鲁迅的想象和灵感源泉。和《社戏》想象中的还乡不同，鲁迅把《故乡》处理成现实世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归来—离去”的还乡之旅。除了《故乡》，《彷徨》中的《祝福》和《在酒楼上》也运用了“还乡”的情节模式。从文本结构上考察，还乡的过程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做预设了目标的旅行。旅途中，这些还乡者观察着、思考着并且情不自禁地抒发内心的情感和反思。因而，对于他们而言，还乡之旅不仅重新开启他们通向故乡，通向乡土中国的道路，而且不断启发他们的思考，激发他们的情感。“还乡之旅中的启悟”自然成为鲁迅这些小说写作的重点。
西方文学史也曾经出现过这样通过旅途的冒险完成自己的精神成长的小说模式，但和西方关注自我成长的“启悟小说”不同的，《故乡》《祝福》这样的中国现代还乡启悟小说不仅仅关心着自我的完善，而且有着更复杂的现实和文化内容。《故乡》和《祝福》，鲁迅就把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国民性批判的文化反思整合到“归来—离去”的还乡之旅中。由于鲁迅这些现代知识分子还乡之前往往都有着“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人生经历，因而此番还乡中对于故乡的返顾，必然要带上并且强化一种重新审视故乡的意味。
《故乡》，“回到相隔二千里，别了二十年的故乡”显然有一种写作策略的考虑。时过境迁，不同文化空间的腾挪和转换，距离和差异的生成，使写作者可能从对故乡单纯的情感依恋，即古典的乡愁和乡恋超拔开去，而进入到更为深广的现实和文化反思。因此，尽管现代知识分子的还乡和他们自身生存之间存在某种同构关系，但在处理自我世界和小说的艺术世界时对于时间肯定作了虚构和有意的歪曲。从写作策略所造成的效果看，这种有意的歪曲凸显出来的是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实的断裂，进而启动“我”对故乡的认同危机。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断裂既是小说的主题要素，同时也是构成小说内在结构逻辑的形式因素。在还乡者“我”的眼里熟悉的不是这次、当前的故乡，反而是与这次、当前隔开了相当时间的记忆中的故乡。这样，当“我”置身在故乡旧景故人中却感觉到一种似曾相识的陌生。旧时的记忆叠印着当前的现实，记忆与现实紧张地对峙着，拒绝但却不能否定现实。就像《故乡》所写的：“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而《祝福》中的祥林嫂也是“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
不仅如此，《故乡》“我”的故乡记忆差不多就是童年经验，这样的处理隐含着人类普遍的心理惯性。弗罗姆曾经对人的精神分层作过深入的研究，从结构上说，人的意识具有特定的内在“辩证法”。哪些经验构成最重要的最初印象(即“童年经验”)，哪些经验继而构成第二、第三及其他“层次”，这对意识的形成相当重要。反之，在评价某一特定经验在一个人的一生的意义时，重要的是了解它是个人的决定性的童年经验呢，还是以后生活中叠加在其他早期基础印象上的经验？早期的各个印象往往综合成为一种自然的世界观。所有以后的经验则往往在这一原始的自然的世界观之上具有其本身的意义，这些经验或证实、应验了自然的世界观，或者否定、反对自然的世界观。……这样看来，《故乡》中，其实包含着两次“还乡”，一次是现实的还乡；一次是向记忆的溯回，他们之间的“证实和应验”、“否定和反对”形成小说外在的情节模式和内在的结构张力。从“证实和应验”的角度获得的是“我”和故乡之间的精神联系和情感依恋依据；而从“否定和反对”则获得一种现代意识和批判力量，并从中启悟出乡土中国的“常”与“变”。
还乡并且启悟，鲁迅不断呈现不同的乡土中国图景和人生画面。《故乡》一方面参照着童年经验——那农耕文明的人伦温情，“月光”、“少年”、“田园”的明澈和纯净。“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实故乡的凋败、衰颓显得更加触目惊心；另一方面，对过去的理解受到当前的情境的必然制约，苍黄天空下远近横着的荒村，又使童年的田园牧歌迹近梦幻。而《祝福》中则是祥林嫂在时间流逝中的被磨损。如果在这种现在和过去、记忆和现实的对话中，现在采取并保持着主动，那么，对写作者而言所能做的就是戳破童年和记忆的梦幻，转而去肯定和认同现在的真实。
正因为如此，《故乡》《祝福》要把还乡者“我”处理成出身于乡村，却生活在都市的现代知识者。在古典向现代转型的二十世纪中国，他们才具有戳破梦幻的知识结构、思维能力和直面惨淡现实的勇气，才具有一种对记忆中的故乡进行破坏和重组的力量。因此，对于现代知识者，这样的还乡与其说是现实的回归，不如说是精神成长中必然经历的仪式。这些接受了西方文明洗礼的现代知识者需要这样的一次还乡来清除对故乡的想象，从而在东西文化的坐标中对故乡进行定位。在这里，所谓故乡一定程度上是乡土中国的缩小，对故乡的看取与对乡土中国的看取有其内在的一致性。极端地说，这样的还乡作为仪式使现代知识者的文化结构得以真正意义的完形，在“进化”的意义上肯定自己先锋性的同时，完成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换。
二
因此，所谓“还乡”其实是文化参照系的建立，从现代文明“我”的视角去观察颓败的故乡。“我”的视角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视角。明乎此，我们可以思考鲁迅如何用一个启蒙思想者的眼睛打量故乡，打量整个乡土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