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论王琦瑶悲剧命运的根源
作者：韩 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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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长恨歌》出版至今已有许多批评家从历史观、日常化写作、女性意识、怀旧情节、悲剧命运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准确细致且有见地的分析，但大多集中在整体性、宏观性的评述，缺少真正的文本细读和其悲剧根源的深层探索。鉴于此，本文将从王琦瑶生命个体出发，由历史与性格层面入手，探究其悲剧命运形成的潜在根源。
毋庸置疑，王琦瑶命运具有悲剧性，但不能说她的人生悲剧完全由命运造成。“命不好”、“命该如此”等非意识形态因素，成为当下一些研究者的重要依据。米歇尔·福柯自创过一种对文本的分析模式，他说：“这种分析不同于思想史或科学史，它是一种探求，旨在重新发现知识和理论成为可能的基础是什么，知识是在什么样的秩序空间中构成的。”这种分析模式改变了我们以往对问题的思维方式，即“它的目标不是裁定不同思想价值体系的高下，而是要找出它们的规律性和历史的脉络。”由此我们看到，福柯考古学其实是在教给我们一种别样的思维模式，就是透过普遍现象，考证其现象或思想背后潜在而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如果将这种方法运用于王琦瑶悲剧根源的分析，在其悲剧命运背后挖掘出潜在的规律性根源，可能会使我们的思索跨越静态表层的形象分析，进入一种动态而内质的规律性探求。
历史与文化：隐性外在根源
“上海四百年前只是个渔村，既荒凉又没有根基，当外国资本涌入进以后，上海仅有的一点本土文化也很快被淹没，一九四九年以后，上海还未长成的殖民化组织又被新的工农联盟所取代，所以，上海的文化总是被切断。”这是作家王安忆对上海历史与文化作出的最简捷概括。它透露出一种信息是，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发展，造就了上海这座极具诱惑性的“东方小巴黎”现代都市的耀眼与繁华。但同时，也造就了上海人。那里的男人和女人，上演了一幕幕传奇而又现实的故事。其规模有似于李欧梵说的：“三十年代上海的现代文明显然已达到国际水准，于广大的乡土中国俨然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也就是说，上海的这种混合性历史文化与超前生存意识，一步步蚀掉了他们原有的保守情结，融入进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今宵有酒今宵醉的浮躁生活中。他们在潜意识中已承认并接受了那个金钱化、利益化、投机化的现代商业都市，他们渴望这个城市的繁华，也渴望自身能够成为这繁华世界的弄潮儿。所以，这里的男女，好像都在期待着什么，计划着什么，或是预谋着什么。男人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做着发财梦，女人在这个“繁华似梦”的交际场所幻想着奇迹出现。他们根本无心游弋于时局政治的变幻莫测，更不趋同于奢谈革命。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游戏心理状态下，一次煞有介事的赈灾活动才得以轻易地变成为一场金钱化、利益化的选美游戏活动。加之上海女人的肤浅与精明，不甘作时代的附属品，于是迎合了当时上海社会的这种文化心态，从阁楼闺房走上了社会舞台。王安忆这样描述：“上海的小姐们就是与众不同，渴望出人头地，有着名利心，而且行动积极，不是光说不做的。她们甚至还更勇敢，更坚韧，不怕失败和打击。”当然，即便是在这样比较开放的社会环境，女人即便是从阁楼走向了社会，而她们毕竟生存在“一个雄性的世界”，因此决不会成为社会的中心和主宰，大多不过作为各式各样的“花”，供给不同的男人世界把玩或欣赏罢了。
王琦瑶在这样一种历史文化背景下出场，本身就预示了一种悲剧。因为，历史与文化会一直在她生命中回旋、生长，甚至左右着她。历史与文化在这里不再是小说中各种人物的舞台背景，而是作为一种存在于人事之间的潜在力量，始终追随着人物与事件的发展。她的生存空间、生活观念、情感本能、生命力、传奇命运和悲剧结局，都在这种历史与文化中生长出来。从开始历史与文化对她以及他人的思想俘虏，到后来无法摆脱个体历史经验的记忆，历史与文化的存在逐步把她的人生推向了悲剧深渊。因此我们说，历史与文化是王琦瑶悲剧命运的根源之一。
文本中的王琦瑶作为女性确实非常美，美到让人妒忌的程度。但是，在姣好外表给她带来区别于他人资本的同时，却也使她卷入了无力抗拒的随之而来的繁华与时尚、性感与风情的诱惑之中。她的外婆说得好：“长的好，要自己不知道还好，几年一过就蒙混过去了。可偏偏是在上海那地方，都是争着抢着告诉你，唯恐你不知道的。所以不仅是自己骗自己，还是齐打火的骗你，让你以为花好月好，常聚不散。帮着你一起做梦，人事皆非了，梦还做不醒。”从被硬邀片场参观，到偶然成为“上海淑媛”，再到策划中的“上海小姐”，王琦瑶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次要角色转向主要角色。习惯了穿着旗袍，踏着高跟鞋，踩着霓虹灯，熟练地穿梭于各种酒会及人们的掌声赞美声中。尤其是披上“上海淑媛”与“上海小姐”虚荣的外衣后，她更被那种奢靡浮躁的生活所征服。认为这样的生活就是她的生命，就是她所追求的幸福。悲剧的初始根源就在她思想完全被那种混合性历史文化背景所形成的现实性生存态度、审美意识所征服时隐现，并逐渐与其产生了血肉般的联系。这种认同感和“上海情结”很快变成了她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心理定势，最终变成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随后而来的李主任，要把她带到上流社会的繁华顶峰时，王琦瑶其实是盲目而又清醒地小心翼翼地接受了那种生活。按文本所言，他们并不相爱，但一个有身份的男人可以改变一个女人的身份。那个男人喜欢美女，那个女人喜欢奢靡。相互的需要和相互的利用，使他们走到了一起。简单而实用，上海人的性格。直到李主任遇难，王琦瑶也变成了历史，这时，她的 “娇艳风情做到了头，女人也做到了头”。
历史不会因为某人某事而停滞，而改变。但它会随着时间的发展，生长出让人无法预料更无法改变的历史文化现象与思想或幻觉。曾经的繁华旧梦尽管短暂却难以忘记，因为它已变成王琦瑶身上褪不掉的独特生命记忆。它的独特不在于那个人的关系，而在于那生活与身份具有了历史性。它代表了王琦瑶的过去，同时也证明了上海的曾经辉煌。那是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改变、不可忘记的个体性记忆，也是一种沉积于二百年历史文化过程的上海记忆。这种独特的历史性生命体验，没有因为时过境迁而消退，更没有因为解放扫尽阴霾。它作为一种非常态的生命记忆，显在或潜在地左右着王琦瑶新生命体验的开始，使她无法从旧历史的记忆中走出去。这时候的王琦瑶已不是一心要把人生推着往前走了，她几乎是停滞在了那里，看着时代的车轮轰轰烈烈地开辟新纪元。而她，仅作为看客而已。也许，连欣赏的心情也没有，只是一种为应付生命的存在而存在着。她会在集雅公寓给病人打针时，无由地想起昔日的爱丽斯公寓；还会在酒精灯蓝色的火苗中，看到“歌舞永恒不止”的斑斓景象。她会穿着带有霉味的旧式旗袍去迎接清一色人民装的挑战：“总是穿一身素色的旗袍，在五十年代的上海街头，这样的旗袍正日渐少去，所剩无多的几件，难免带有缅怀的表情，是上个时代的遗迹，陈旧和摩登集一身的。”衣服虽然旧了，变质了，但穿的人没有变，穿的心情和感觉没有变。在新时代里，她好像一尊雕塑，静静地矗立在原地，用她自己独特的历史性经验观照着当下的时代发展。无声的家具与有声的电车也为她曾有过的人生辉煌作着证明：“桃花心木上的西班牙风的图案流露出追忆繁华的表情，摸上去，是温凉漠然的触觉，隔了有十万八千年的岁月似的。”“这城市里似乎只有一点昔日的情怀了，那就是有轨电车的当当声。”王琦瑶穿着旧式衣服，坐着旧式电车，用着旧式家具，却意在寻找四十年代的影子。而且，在对待选择男人的问题上，她也是在旧的模式上选择新的人。往事早已灰飞烟灭，可望不可即。但她依然走不出自己的过去，开始不了自己的现在。她跳进了自己给自己设定的悲剧性历史文化圈子中，等待着生命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