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论王琦瑶悲剧命运的根源
作者：韩 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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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独特的历史性生命体验，不仅影响着王琦瑶个体生命体验的发展开拓，也让她周围的人始终对她抱有一种历史性期待。她的美艳、优雅、得体、沉稳以及她曾有过的辉煌历史，都成为旧上海精神与昔日繁华的代表与见证，并积聚为一种历史文化沧桑感，体现出某种世俗化精神气质和古典式的雍容华贵。人们关注她，想了解她，这就越发使她无力自拔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生命体验沉积。她的朋友、男人，事实上都是欣赏并陶醉于曾经的她，在她身上寻找着曾经有过的上海痕迹。也许只有相互的需求和缅怀，才能在他们怀旧的意识中，填平他们精神空虚的缺憾。包打听严家师母，阔少爷毛毛娘舅，永远作为“底”的程先生……都是上个时代的弃儿，都曾经像王琦瑶一样有过醉生梦死的过去，而在这新时代中都不能找到属于自己合适的位置，他们只有把自己排除于新时代的潮流门外，追寻个人边缘化的生存空间与生存方式时，才能够安心地走过一天又一天。于是“人随着时代走，心却留给了那个时代，人变成了空心人”。所以，他们和王琦瑶似乎有一种无意识的结盟关系，都在彼此的温存中寻找着过去：每天拉上窗帘、摆上牌局、喝喝下午茶、围炉夜话，外面的世界似乎被他们隔断。在那狭小的空间里，时间好像永远停滞在了四十年代。而王琦瑶却深深地感到，她所期望的曾经有过的生命体验再也没有重现过。虽然，舞会、咖啡、留声机、蒋丽丽、李主任等历史场景和人事关系都曾重新出现，但是，“镶嵌在她生命深处的历史切片折射出的生命的光彩，从此再也没有闪现过。”相反，在她苦苦等待与追寻的过程中，生活更刻薄地加剧了她的悲剧命运。康明逊从旧时代走过来，“人跟了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世纪”。而“王琦瑶是上个时代的一件遗物，她把他的心带回来了。”对于王琦瑶来说，在这样的时代，在平安里这种地方，还能碰到像康明逊那样体贴又浪漫的男人，已是意料之外的事了。而最关键的是康明逊能够读懂王琦瑶的灵魂，读懂她背后旧上海的历史文化，却并不能读懂王琦瑶灵魂里隐藏的“繁华梦”之后的切肤之痛。也许他们有过爱，但这种爱仅是一种彼此的满足。爱的都是那个繁华落去的时代，那爱是不纯净的，非相互之爱。历史文化嵌入了他们的生命，融入了他们的灵魂，因此，康明逊无力承担责任，也不想去承担，只给她留下一个孩子的负担。八十年代与“怀旧新人”老克腊的错位恋爱，双方同样也是在对方身上寻找过去。不同的是，王琦瑶是真的寻梦，真的感受，而老克腊却仅仅是作秀。他是把王琦瑶作为一件古董来品尝与欣赏的，是在涉猎众多情人后的一种怀旧体验。因为历史在他这代新青年的意识中是模糊的，他只是因为对历史文化的好奇才把王琦瑶带回到四十年代的。这使王琦瑶的悲剧人生凭空又添了一道苍凉。
由此，我们看出，历史与文化会在无意识中嵌入人的生命，吞噬人的灵魂。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旧的历史场景和人物关系会以别一种形式再现，而生命体验深处的历史与文化是不可重复的，个体生命体验也是不可逆转的。所以，王琦瑶的思想与生命体验在事实上早已都交给了四十年代，并且永远封存于那个时段。她那时就意识到“所有的争取都到了头，希望也到了头”。也就是说，她的生命由四十年代开始，也在四十年代就结束了。那么，悲剧命运伴随历史发展注定的就仅是她的不甘引发的一种记忆了。
性格：潜在内蕴根源
性格决定命运。王琦瑶性格血液中流淌着两种相悖的精神，即尼采所说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
精神是一种潜在思想，它支配人的行为，因此行为必然表现人物性格。悲剧的核心是使人悲，而悲剧精神却不仅使人悲，还有一种悲壮感。悲壮使人物性格充满了悲剧性，进而导致了命运悲剧。
王琦瑶崇尚尼采精神，她的命运悲剧中具备了其悲剧性格，因此她的悲剧可称之为悲剧精神。这是王琦瑶悲剧命运的又一根源。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写到，“艺术的连续发展是与日神和酒神的二元性分不开的，正如生育之有赖于性的二元性一样，其中包含永远的斗争，只是间或有些暂时的和解。”这句话是说，酒神和日神的对立与和解是古希腊悲剧艺术得以源远流长的根本原因，而其中悲剧人物必然是悲剧艺术表现的中心环节；同时，悲剧性格又必然直接影响人物命运的发展；因此，人物性格塑造的成功与否就直接关系到悲剧艺术的兴衰起落。我们何以认为人物性格呈现悲剧性，就是因为日神和酒神两种精神总在相互作用：相容相对，相合相离。日神如梦，酒神如醉。日神精神是一种超现实的梦幻精神，它代表了幻想、追求、理性、道德。而“所谓的酒神精神却是一种最原始的本能冲动，是整个情绪系统的激动亢奋，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就是说，酒神精神是一种反理性的本能冲动，它代表的是人的本能、疯狂、欲望……因此，在我们的视域里，王琦瑶体内同时充斥了酒神和日神两种精神，也许正是它们，才加速了王琦瑶命运悲剧的进程。
事实上，王琦瑶追寻两种精神的本身就已经具备了悲剧性，而她又把这两种精神变成其主导性格特征，这就进一步加速了她悲剧命运的速度和深度。
王琦瑶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也可以说是城市进程初期小市民的家庭，一个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由于受到小资产阶级新文化思想的，陶，她开始不安于自己应有的女性命运与生活现状，积极地为自己的前途设计了一个梦幻般的角色，并且，自欺欺人地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非分的梦境。于是，她更不敢去接受现实、面对现实。这成为她潜在性格中的日神精神。如果我们用辩证的眼光看待这种精神，不给予单纯肯定否定的话，这种精神其实普遍存在于每个人体内。人之所以和动物有区别，就是人有自己的思想，而人和人的区别却不仅只体现在外表上，更重要的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思想同时涵盖了梦想、幻想、追求、理想。如果王琦瑶没有幻想，没有追求，她的人生也许只会虚无度过。既不会有四十年代的辉煌和她人生的闪光点，也不会成为上海历史文化的见证人。有人就曾说过：“城市还给女性带来一个莫大的副产品，女性的梦，这也是女性为什么一次次走进城市的原因，也恰恰是这个梦，女性又反过来支撑着城市。”从这一角度而言，这种精神促使她在极短的时间内，体现了她所期望的人生价值，这在她整个人生历程中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但日神精神毕竟是超现实甚而具有虚幻意味的。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作为一种存在，不能过度、毫无节制，一味生活在虚幻世界，脱离常规。如果失重，带来的必然是人生悲剧。
王琦瑶不仅没有把握好这个度，甚而强化了它。她长期受到上海市民商业文化影响，从小追慕上海繁华；虽然出身卑微，却向往高贵。“上海淑媛”、“上海小姐”梦的实现，使她有机会踏入上流社会，充分感受大千世界的拥挤，车水马龙的欲望奢华，但同时也激起她更高层次的幻想与追求——嫁入豪门，甘作情妇，彻底改变命运、改变小市民身份。《长恨歌》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样出身的女孩子，不见世面还好，见过世面的就只有走这条路了。”王琦瑶就是认识到了这条路的便捷与快速，才拿出自己的美色和青春赌一把命运的。既让自己脱胎换骨，又给娘家争光。然而，王琦瑶终究是一个上海市民阶层的小女儿，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俗气和精明是永远改变不了的。她尽管一生追求优雅，但她终究无法达到高贵境界。他本来与陈先生是天生的一对，却总是把他看做退一万步的“底”。她对婚纱都可以不穿的决绝态度，强烈证明她对李主任那份“责任”的重视。而那“责任”，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永久性的物质保证，她却居然视若生命。可惜的是，世事难料，李主任死了，上海解放了。这不仅使她的“上海繁华梦”成了泡影，也使她无法也无力去面对毫无准备、扑面而来的生活现实。下一步如何走成了她一个永久的痛。她已不是过去那个黄毛丫头。转眼之间，上海变得不再是只讲利益、金钱、随心所欲、醉生梦死的“人间天堂”，她也成了一个有过去、有历史的年轻“老人”。这种改变，猝不及防，她只能把自己锁在旧梦世界，用梦来抓住已逝的一切，在一个个似梦非梦中达到空虚的自我精神的满足。她在梦境中选择男人，导致每一次都致自身于尴尬之中。她无视自己的年龄，参加各种舞会并出尽风头，还对年轻人的生活表现出不合时宜的关心和投入，以过去的标准衡量现在的一切。这种梦幻意识贯穿了她的一生，这种理想追求使她在时过境迁的现在，充满了伤感和哀怨。正是在这种梦幻的笼罩下，王琦瑶用孤独和距离保护了自己，也禁锢了自己。她从未真正爱过谁，走近过谁；也从未真正得到过和谐与安宁。她在充满焦虑和感伤的日子里，迷乱满足于舒适而奢华的过去梦境生活，无力自拔。这便是她的悲剧命运，而这又都是她的性格所致。当然，我们同样可以说，也许正是这种日神精神、梦幻意识才让她永远处在社会的边缘状态，让她能够审时度势，凄凉而冷静地处理遇到的问题，在危难之时独辟蹊径，化险为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