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走不出的困惑
作者：张秀见 刘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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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莱姆文艺复兴”之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黑人作家逐渐厌倦了希腊、罗马神话和历史对自身创作的普遍性影响，转而更加倾向于采用那些植根在黑人经验特性基础上的、兼有基督教和社会性特点的神话和仪式。这些神话和仪式在黑人日常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存在，“任何社会都有许多情景的仪式，这些仪式通常是公认的。它们可能是简单的或复杂的，但它们是艺术作品和观众之间的结缔组织”①。这种重视黑人自身文化传统的精神又在始于一九六四年的黑人文艺运动中被继续发扬光大，这次运动也是美国黑人历史上一次新的文艺复兴。此时黑人文学艺术家们抛弃了原来所谓白人文化的批评标准能够适于阐述和评价黑人文艺的观念，转而更加刻意开拓本种族的文化、历史和群体传统。他们强调黑人文学艺术的独特性，即“黑人性”，重视黑人文化的传统价值，寻求黑人文化的自主性，力图建立一种黑人的美学，一种建立在种族语境和群体文化身份基础上的美学。它强调黑人文学的独特性和功能性，反映黑人大众的审美价值观，在一段时期内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和社会效应，但对意识形态和整体性的过度关注，也使其承受了双重的压力。即：其挑战性的立场和对以非洲文化为中心的价值观的强调因不能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而略显孤立；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它对群体文化身份——即对黑人民族主义的强调，令黑人个体独特的文化身份及经历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这也是本文将要阐述的重点。对于这个问题，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在其小说《最蓝的眼睛》中给予了深刻的关注。
于一九九三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托妮•莫里森无疑是站在了黑人文学的最高峰。作为一名深刻了解本民族文化遗产的黑人女性作家，她意识到宏大叙事模式所存在的弊端，便在作品中充分强调和凸现黑人个体在社会现实中的独特体验，即：在强调黑人民族文化遗产可以帮助黑人个体进行自我调节和适应社会现实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展现了它与个体具体行为的种种冲突及它的不合时宜性。这就使莫里森的创作具有了超越传统黑人作品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莫里森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难题：即在种族歧视横行的美国社会中，尤其是在歧视变得越来越隐形、越来越具有文化渗透力的美国现实中，这种冲突也令如何重建黑人个体的文化身份充满了茫然与困惑。
《最蓝的眼睛》是莫里森的处女作。在小说中，作者以黑人女性特有的敏锐视角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刻的探讨。小说主要讲述了年仅十二岁的黑人少女佩科拉的悲惨命运。这个黑人小女孩一直生活在别人冷漠与歧视的眼光中，她认为围绕自己的一切不幸和悲哀的根源都是因为自己的丑陋，因为自己的黑色皮肤。为了改变自身的悲惨处境，她开始向上帝祈祷，盼望上帝能赐予自己一双白人所特有的蓝眼睛。在经历了数次打击后，佩科拉最终精神错乱。在描述佩科拉所遭遇的种种悲惨经历时，莫里森还通过不同的叙事视角，向我们展示了相关人物在社会现实中所面临的如何重建个人文化身份的困惑。即使在今天，在文化移植和重建仍然尚无定论的时代，发表于一九七〇年的《最蓝的眼睛》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与作品的主要叙述者克劳蒂亚的家庭相比，佩科拉的家庭要破损得多：她的母亲波琳一心一意为白人费舍尔一家服务，并在其中寻觅到内心的慰藉和满足；父亲乔利因为生活的压力而终日酗酒；其兄弟则被迫离家出走。这样的一个家庭无疑是造成佩科拉人生悲剧的直接原因。但莫里森并没有简单地将批评的矛头对准她的父母乔利和波琳，而是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背景中去追寻传统、历史的原因，其中既包括白人主流文化的侵蚀作用，也包括黑人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在这种追寻中也折射出黑人个体在种族歧视横行的社会现实中重建自己文化身份的困惑。
这种困惑首先表现在黑人个体的行为同黑人集体所创造的神话和仪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上。
美国黑人传统文化认为：个体行为只有与集体或者社区相联时才具有意义；强调集体或者社区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神话和仪式能帮助个体有效地摒弃个人习性，从而融入集体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充分体现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社区的和谐统一。关于这一点，莫里森在其后来的作品中也进行了较充分的表述，如《秀拉》中对奈尔的结婚仪式和小鸡葬礼的描写；《所罗门之歌》中，对奶人和其他猎人一起打猎的描写以及《宠儿》中茜斯最终回到集体的场景描写等等。不可否认的是，神话或者仪式虽然在很多时候能够帮助黑人个体纠正自己短暂的偏离行为，使之实现自我的身份认定，但“神话是由一个种族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所得出的关于现实或真相的概念，它不能由一小撮人所创造，它必须是由集体创造并由集体接受”②。这就意味着，当神话和仪式面对个体的独特经历和感受，尤其是在面对黑人个体在白人世界里如何存活、如何适应的问题时，其作用会大打折扣。它们给予个体的并不都是积极因素，个体从中所获得的除了力量与和谐之外，还有对残酷现实无助的忍耐。莫里森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她深知在黑人饱受种族歧视和政治压迫的现代社会中，古代非洲的信仰和信条并不能提供完全令人满意的应对方法。鉴于此，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围绕佩科拉刻画了不同人物的个体经历，并借之展现了黑人个体与神话和仪式之间的双重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佩科拉的父亲——乔利的故事。
乔利出生在南方，刚出生四天，他就被母亲抛弃，由其母亲的姑妈吉米抚养长大。在成长的过程中，乔利就面临着文化身份的困惑问题，这可以从他对上帝和魔鬼的想象中看出来。有一次，他看见一个黑人男子为家人开西瓜的场面：
（那男人）身材高大，头向前伸，眼睛盯着石头，胳膊抬的比松树还高，手里举着一个比太阳还大的西瓜……他不知道上帝是否也像那样。不对，上帝是个很好的白人老头，有着长长的白胡子……小小的蓝眼睛会因人死而显得悲伤，因人坏而现得不快。像那样子一定是魔鬼了……如果魔鬼原来是那样子，乔利更喜欢他。想到他从未触动上帝，那么魔鬼的念头让他振奋。
在这个场景中，西瓜作为食物，具有神话仪式中的黑人社区所拥有的养育功能；西瓜肉和西瓜籽的位置安排则象征着黑人个体与社区的关系；而西瓜这个意象又象征着黑人与自然互相依赖的和谐关系。这种种代表黑人神话和仪式的象征在乔利的心目中也产生了神圣的概念和联想，只不过这种概念和联想的基础却是西方传统的基督神话——白人形象的上帝。通过此处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黑白文化的冲突对乔利心理及意识的影响。因为缺少恰当的依据来解释他所见到的充满歧义的一切，于是他采用了白人的神话来把那个黑人男子定义为魔鬼——撒旦，白人主流文化的入侵使乔利对黑人文化仪式神性的理解最后归结为上帝同撒旦的二元对立。而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的压制和隔离，最终导致它们逐渐异化和边缘化，这也令黑人对许多现象的终极理解产生了扭曲和变异。
关于乔利文化身份的困惑问题还可从他参加葬礼仪式上得到揭示。
在美丽的葬礼之后的晚宴充满了喧闹的欢乐……逝者是悲剧式的英雄，生者是天真的受害者。在牧师的带领下，哀悼者吟唱的圣歌及杂乱无章的话语掩盖了一切，上帝无处不在。人们对生命的失去感到悲伤，对上帝的所作所为感到惊讶无比，因为逝者在墓地中又回归了自然。因此，葬礼之后的晚宴就充满了狂喜、和谐。他们接受了身体的软弱，并因困苦的结束而高兴。笑声连成一片，极度放松，极度饥饿。
吉米姑妈的葬礼不但使参加者有机会融合成为一个集体，而且还能使每一个参加者都能带着从风光的葬礼上得到的满足回到残酷的现实生活中。乔利在参加葬礼时也曾获得过短暂的温暖与欢乐，但这种温暖与欢乐并不足以使乔利能够承受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与残酷。对乔利来说，这次葬礼仪式反而使他更加远离了集体，并且面临着身份问题的严重危机。因为吉米姑妈的去世不仅从物质上断绝了他与黑人社区的联系，而且从精神上断绝了他对黑人社区在压迫与歧视下的创造行为的理解。葬礼仪式之后，极度放松与极度开心有机地把乔利推向了与波琳的肉体欢爱，而正是这次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经历使乔利经历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变：在他与达琳做爱的过程中，两个白人出现了，他们强迫乔利与波琳当着他们的面来做爱。这次极度羞辱的经历给乔利带来了深深的伤害，他无法转移自己的羞辱，却转而憎恨波琳。这种对女性的憎恨代表了大多数黑人男性的历史创伤和扭曲的心理现实，即因无力对白人主流社会做出有效的抗击行为，转而把对白人的仇恨转嫁到更加柔弱的黑人女性身上，视黑人女性为“替罪羊”。正如开尔文•赫顿所说：“黑人男性在自己是压迫的受害者的同时又用同样的压迫迫害自己的女性。”③另外，因受到白人的羞辱，原先葬礼仪式给乔利提供的魅力与温暖也荡然无存。“前一天所有人给他的欢乐与温暖此刻被与他情绪一致的尖锐的空虚所取代，他的脑海中只闪烁着白人的手电筒和达琳的双手。当不想这些东西时，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一片空白，就像刚拔掉牙齿后剩下的空洞一样，仍能感觉到它的腐烂。”我们不能忽略白人的污辱性行为在乔利性格转变中的作用，但正如佩科拉要对自己的行为和结局负一部分责任一样，我们也不能否定黑人群体所创造的神话和仪式本身的局限性和不足。由黑人集体发展起来的神话和仪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地解决自然灾难和内部分裂带来的问题，但在处理外来的威胁即面对强有力的白人主流文化的侵袭时则显得力不从心，因而在现实中无法给具体的个体提供有效的帮助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