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走不出的困惑
作者：张秀见 刘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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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种困惑还表现在个体行为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代码在南北方的不同作用上。
对乔利而言，吉米姑妈的去世、在白人的目光下与波琳做爱以及其父亲形象的破灭都使他的性格发生了重大转变。所有的经历使他的生活破损不堪，已没有了主线，只剩下碎片。“乔利生活的点点碎片只能在音乐家的头脑中才能连在一起。”拉尔夫•艾里森在评论爵士乐和布鲁斯的创作者说道：“（他们）因从主流价值观退却和对其拒绝而活。”④虽然乔利缺少艺术家的技巧和艺术天赋，但此时的乔利是绝对自由的，因为“他再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东西”。他不受任何社会传统和理解的限制。正如莫里森对此时的乔利评价到：他具有无限的潜在可能性，自由地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一切，他是“自由的个体，可以做很多事情，他可以在自己的心理和能力的范围内向各个方向延伸”⑤。这正是音乐可以赋予他的。可以说，乔利是带着“音乐”（自由）去北方的，而音乐正是黑人传统文化中的主要构成部分。但对乔利而言，只有音乐的节奏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由音乐的节奏所代表的自由具有双重性，绝对自由的同时又是危险的自由。带着“音乐”（自由）的乔利到达北方之后并没有使这种自由无限拓展，展现自己的无限可能性，反而只是拓展了音乐（自由）的危险性。此时的乔利有点类似作品中刻画的三个妓女——成了一个无根无传统的人物。同时这种“危险的自由”不由使人联想起那些在奴隶制被废除后获得自由的黑人男性。他们在获得自由后，仍无法摆脱曾经身为奴隶抚养者的过去，不得不采用各种手段以期摆脱这个噩梦，并因此而拒绝承担父亲角色的责任与义务。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乔利会纵火烧了房子并使全家无家可归，也不难理解为何乔利会在生活的重压下对酒精产生了依赖，并最终怀着一种矛盾（爱与恨）的心情强奸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佩科拉。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佩科拉的母亲波琳身上。在南方的时候，波琳因为腿部的残疾而与别人疏远，但那时波琳并没有失去自我。相反，她在这种孤立的环境中仍努力寻找着黑人传统文化的痕迹，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身份。阿拉巴马的田园生活给波琳提供了一道由“点点的色彩”组成的彩虹，波琳对色彩的溺爱和寻求使她在南方与大自然连在一起，这也令波琳获得了内心的平静感。而与自然的连接正是黑人传统文化和非洲传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在南方，她的创造性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如她能把家中杂乱无章的小物品排列整齐，并非常欣赏这种和谐有序的感觉。同时，与乔利的结合更使她充满了力量，“我感到了力量，我坚强，我漂亮，我年轻”。这种力量的获得是采用具有女性特色的语言描述的，里面同样充满了对色彩的感受。可以说，波琳是带着“自然”与“色彩”移民到了北方。但到了北方之后，波琳到处受到排挤，甚至连黑人女性也不接纳她。不得已，她只好投身进入电影院，在代表白人主流文化的大众媒介的“注视”下，波琳完成了嬗变：她以白人主流的审美观念来审视自己，按照电影中白人女影星的形象来打扮自己。当黑人女性用主流的白人文化意识形态来定义自己的外貌时，其自我也遭到严重的扭曲。后来，她在白人费舍尔家找到了一份做仆人的工作。她对这份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使人联想到在描写种植园生活的作品中普遍存在的“黑人老奶奶”形象。波琳的嬗变也直接给家庭带来了致命的伤害：她对待白人雇主的女儿极度温情，但对待亲生女儿佩科拉却极度漠视，这巨大的反差导致佩科拉精神上的死亡——促使佩科拉无休止地追求一双蓝色的眼睛，最终走向疯狂；她与失业并酗酒的丈夫乔利不断争吵并大打出手，这在客观上成为白人主流社会“阉割”黑人男性的帮凶。此时的波琳只剩下了“颜色”，她只是把文化代码的象征移植到了北方，但失去了颜色依赖的根基——植物、大自然。这无疑会导致她成为无根的浮萍，无花的果实。
但另一方面，波琳将自己在南方排列小物品的创造性又移植到了北方白人家的厨房中。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得到了一种满足感，一种内心的平静感。正如韦德－盖勒斯 (Ｗａｄｅ－Ｇａｙｌｅｓ）指出：波琳的行为与其说是破坏性的不如说是创造性的，因为在费舍尔家中的“黑人老奶奶”角色给予了她渴望的宁静和力量，使她拥有了安排自己事情的权利，这弥补了她因在与乔利的性生活中不能获得权利的失落感。“在她内心深处，她没有失去权利，相反，她在获得权利。”⑥就个人而言，波琳的行为与莫里森的第二部作品《秀拉》的主人公秀拉类似，都是对黑人民族主义理念的莫大讽刺。黑人民族主义者曾一方面强调“繁殖后代是黑人女性最具有革命性的贡献”，另一方面又说“母亲是所有革命性理念最大的敌人”⑦。这种理念在表述上明显自相矛盾。波琳虽生育了佩科拉，实现了革命性的贡献，但同时她又放弃了做母亲的责任，为追求自己内心的平静而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从这一点来看，波琳的选择并非式萨特式的自由选择，也就是说，她不是自愿地融入白人主流文化，而是作为一个富有黑人女性主义思想的个体进行选择，是对黑人民族主义理念中不合理的部分进行的抗争。
最后，重建个体文化身份的困惑还表现在莫里森对此问题提供的多种解决方法上。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描写了一个破损和扭曲的世界：代表自然的一年四季在作品中的顺序以秋、冬、春、夏的颠倒顺序出现；没有成长、更新（在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没有金盏草）；个体、家庭和整个社区都呈孤立无助状态而且不能实施自己的功能；整个世界被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中；白人主流价值观的入侵导致黑人的爱、自由及成长都产生了严重的扭曲。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莫里森在作品中也尝试着提出解决的方案：一是作品的主要叙述者克劳蒂亚一家，另外一个是三个妓女的所作所为。
与三个妓女的理想化相比，黑人女孩克劳蒂亚一家显得比较现实。首先它体现了黑人社区的养育功能。杰克•马丁和温迪•哈丁认为，黑人社区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它们分别是：“提供营养、疗伤和用自然的过程来取代主流文化对科技的迷信。”⑧当乔利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使佩科拉无家可归时，是克劳蒂亚的父母收留了她，给她提供住处和食品。虽然物质的贫乏使克劳蒂亚的母亲唠唠叨叨、牢骚满腹，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收留佩科拉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其次，克劳蒂亚的父母还在黑人文化的传承中起着纽带的作用。如他们保留了黑人社区特有的口头叙述传统，这种传统主要表现在音乐上。音乐在黑人文化中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这一点在克劳蒂亚母亲的身上体现尤为明显：无论心情好不好，她都会用音乐来解脱自己，用音乐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当母亲心情好时唱歌的话，那将不是一件坏事，她将会唱出困难的时光、不好的时光以及某人走了而独留我一人的时光。”在作品中，克劳蒂亚一家既是黑人文化的守护者也是传播者，这可以从克劳蒂亚对待圣诞礼物的态度中看出。当她解释为什么要毁坏母亲送给自己的白人洋娃娃时，她说她最想要的圣诞礼物是一种经历，即“她想坐在祖母家厨房的小凳子上，腿上放满了紫丁香，听着祖父为她拉着小提琴”。此处的厨房、紫丁香和音乐都是纯粹的黑人文化的体现者，它无疑给克劳蒂亚以深刻的影响，在有意无意中使她成为黑人文化的坚定捍卫者；最后，与乔利夫妇相比，克劳蒂亚的父母体现了深切的家庭责任感。在他们的爱与精心呵护下，克劳蒂亚得以健康地成长，能以比较健康的心态来回顾佩科拉的悲惨经历，并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给了克劳蒂亚勇气以拆开圣诞礼物小洋娃娃从而获得自己的话语权、获得自我的承认。
“我没法爱它，但我可以检查它……折断它的小手指，拗弯它的平脚，解开它的发束，把它的头转个个儿……挖掉它冷冰冰、痴呆呆的眼睛，把它的头扭下，抖出它的木屑，把它的后背往铜床上猛砸……它还是咩咩地叫，披着薄纱的后背裂开，我能看见缘盘上有六个孔眼，这就是发音的奥秘所在。只不过是个金属圆形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