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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与“女人”：丁玲小说《夜》的人性视点
作者：秦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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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夜》写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初，是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所作的最后一篇小说，连载于同月十、十一日《解放日报》。它与一九四〇年所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名篇，均出于丁玲创作因其“脱胎换骨”、“革面洗心”而出现巨大转型之前。①《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小说，因自一九四二年后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屡遭批判和新时期以来得到重评而知名于世；但《夜》却因免于这样的波折而失却了被人们广泛关注、研究的幸运。
事实上，丁玲对这篇作品相当看重，且充满感情。《夜》最初于一九四四年被胡风编入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七月文丛”之一种）时，列七篇之末；而一九五〇年丁玲！编同名小说集时，将原七篇悉数收入，并另增一篇，但将《夜》列为首篇。她在“校后记”中说：“这其中也不是每篇都满意的，不过我对它们都有些感情，所以全部收入。”②丁玲的知音冯）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所作的一篇评论中也对之高度推崇，认为《夜》较之《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等，“是最成功的一篇”：“仅仅四五千字的一个短篇，把在过渡期中的一个意识世界，完满地表现出来了。体贴而透视，深细而简洁，朴素而优美。”③
我以为，《夜》在丁玲整个创作道路上的意义乃至文学史上的意义，不在于它的思想、艺术成就是否真如冯）峰所说的那样超越了丁玲的其他名作，而主要在于它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彰显并强化了丁玲的人性视点，即对个体生存处境的关怀、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开始，丁玲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她从征服创作危机开始，中经胡也频牺牲的刺激，最后终于以自愿放弃一己“自由”、投身“革命”而结束。④她将“作者的态度”和“阶级的意识”放在创作的首要位置上，批评青年作者“站在旁观的地位，在作品中说出作者自己的话”（亦即反对个性意识的流露和表现），强调文学“能够组织起广大的群众”的“社会价值”，反对“胡秋原之流”所要求的“所谓文学的本身价值”⑤；在题材上，号召“用大众做主人”⑥——立足于群体的、强调功利性的单一的阶级视点彻底取代了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的早期创作中的人性视点。丁玲思想和文学观的变化导致了其创作本身的转向，创作出了“以大众做主人”、阶级意识鲜明但又相当概念化、平面化的、缺乏自我人生体验投射的《田家冲》《水》《法网》等作品。一九三六年到达陕北以后，丁玲仍然要求知识分子要为“革命”、“集体”而牺牲个人自由。她在一九三八年夏作的一篇文章里对此说得分明：“为了人类幸福的前途，是需要大多数人牺牲了个人自由。”⑦而此期所作也大多是一些速写式的报道和应景式的文章，没有个性的张扬，也没有人性的探索。
但从一九四〇年开始，以文艺短论《真》的发表为标志，丁玲又开始回归其早期的人性立场。她积极鼓吹“写真实”，要求作家“放胆地去想，放胆地去写，让那些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飞开去”⑧。关于丁玲这一变化的发生，日本学者中岛碧认为，是因为她“觉得解放区的现实与理想之间有很大的差距”⑨。但从外在环境上看，也与萧军、艾青等一批秉承“五四”传统的“文抗派”作家的影响有关。丁玲事后回忆说：“没有事几个人坐在一块聊天。聊天的范围现在想起来实际是很小的，就是谈知识分子的苦闷吧！对现实的不满吧！要不就讽刺这个，讽刺那个。我抒发我的感情，你抒发你的感情，从这里边得到乐趣。”⑩于是，在特定的时间（抗战时期）、特定的空间（延安）和特定的文化语境（救亡压倒一切）中，丁玲又复归了其早期创作中所蕴涵的“五四”式的人性视点。
《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它的人性视点主要表现在对主人公何华明形象的塑造中。在以往的阐释中，研究者大多将他视为一个处在“过渡期”中的蜕旧变新的人物。骆宾基认为，何华明“是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中国历史过渡期的人物，背负着旧时代所给予的枷锁，而开垦新时代的农民”，是一个“把握住人类生活的航程路线的人”{11}。冯）峰也认为，在这个作品中，“新的人民的世界和人民的新的生活意识，是切切实实地在从变换旧的中间生长着的”，因而这个作品“可以作为作者对于人民大众的斗争和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也可以作为作者自己的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12}。这样的阐释流露出阐释者自己的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把作品中所刻画的有关主人公的人性的一面，均视为是“旧的”，是“旧时代所给予的枷锁”、是“旧时代新加到他头上的一种沉重的负担”，因而是需要“改造”和克服的；而且也只有在“改造”和克服后，才能生长出“人民的新的生活意识”，才能担负起“开垦新时代”的使命。
但是，这样的阐释是先验性的，缺乏足够的文本依据。文本并没有写出何华明蜕旧变新的转换“过程”，而只是展示了他从夜晚至天明的行为和心理。事实上，丁玲本意也不在纵向地写“过程”，而在对人物意识作横向的并置式的剖示和铺陈。她紧紧抓住人物的身份和意识之间的矛盾，凸现了人的生存困境，表现出了对复杂人性的关注和同情之理解。
作品中何华明是一个具有农民身份的三十岁左右的农村基层干部。作品对他的生存困境的揭示，主要通过以下两组矛盾展开：一是乡指导员的社会角色与农民的职业角色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凝结点就是“土地”。作为乡指导员，他要不断地开会，甚至几天不回家——“二十天来，为着这乡下的什么选举，回家的次数就更少，简直没有上过一次山”；即使意外地被准许回家，“明天还要报告开会意义”。乡指导员这一社会角色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的“骄傲”感，但却导致了土地的荒芜（“只有作为指导员的他已让土地荒芜”），使之不能满足其最低层次上的生存需要——“食”。民以食为天，而食又以“土地”为天。作为一个农民，“土地”简直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那土地，那泥土的气息，那强烈的阳光，那伴他的牛在呼唤着他，同他的生命都不能分离开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土地的热爱，实际上是对生命的热爱。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何华明虽然在他人面前戴上社会角色的面具，故意岔开关于“土地”的话题，故意“在人面前说笑，谈问题，作报告”，但在内心深处，只要想到自己那几块等着他去耕种的土地，“总有说不出的一种痛楚”。如果笼统地说，何华明“负着这样的痛苦”是一种小农意识的表现，是“旧时代新加到他头上的一种沉重的负担”，那就脱离开了任何的历史具体性，是对人物的一种远不切合实际的苛求。
在这组矛盾的揭示中，作者还怀着同情之理解，用对比的方法真实地刻画了何华明的意识与情感的反差。一方面，在其社会角色的扮演上，因为“他什么也不懂，他没有住过学，不识字”，总之，他缺乏扮演好这一角色的资质和条件，所以，他就不能不感到“村乡上的工作的确繁难”，也不能不“被很多艰深的政治问题弄得很辛苦”。他在工作上是那样投入，在床上还在想着“一些会场”、“一些群众”，以至于到天亮时才沉入半睡眠的状态中；但尽管如此，还是招来了许多指责，诸如什么“宣传工作不够癗，农村落后呀，妇女工作等于零……”这就不能不使他感到痛苦、焦虑和压抑。而另一方面，在其职业角色上，他对“土地”、对乡村生活却是那样地感到熟悉、温馨和亲切。在散会后回家的路上，作者以他为视点，描绘了一幅由“山”“树林”“水流”“星星”“远狗”“灯光”“柴堆”等构成的宁静、惬意的乡村图画，藉此写出了他暂脱樊笼的轻松和对乡村生活的热爱——那种“亲切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