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土地”与“女人”：丁玲小说《夜》的人性视点
作者：秦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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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对这两种角色，何华明在意识与情感评价上表现出巨大的落差。因此，我们可以说，不管是在其个人的客观条件还是主观倾向上，他对其社会角色的扮演并不称职也不成功，他更亲近、更留恋的是他作为农民的职业角色。有人以为，小说“旨在突出强调何华明作为革命干部所必须有的牺牲精神、责任感”；而丁玲写作这篇小说的主观出发点，意在强调“革除个人的利益愿望及个人隐私，革命者必须痛苦地愉快地接受这一现实”{13}。其实不然。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果我们也承认社会分工没有高下贵贱之别的话，那么，对他这一社会角色的派定则显然有违社会分工的基本原则。小说没有突出也没有肯定（甚至也没有写到）何华明的牺牲精神，相反，倒是相当客观地展示了何华明在社会分工问题上的错位及由此而引起的相当严重的后果。他所干的其实是他不能干的、也是他潜意识里不愿干的，他想干的和他能干的其实是他现在不能去干的——这正是何华明生存困境的重要表征。如果强调要为这样不合理的社会分工而牺牲，那也只能以牺牲社会的共同利益为结果。从作者的主观出发点来看，由于人性视点所规定的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丁玲也只是展示了何华明既作为“革命者”又作为“农民”的双重身份所造成的二难处境和由此引起的“痛苦”，而并没有强调“革除个人的利益愿望”，没有要求人们去“愉快地接受这一现实”。作者的动机也未有意制造痛苦，并“在痛苦中显示出一种革命者的高贵”，因为两种身份的分裂必然会带来这样的痛苦，而这一痛苦因两种身份的存在最终无法化解，所以也无法显示出其回绝物质欲求的清教徒式的“高贵”来。
作品对何华明生存困境的揭示，还通过另一组矛盾作了展开——这就是其生命本能的需求与这一需求不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凝结点就是“女人”。如果说第一组矛盾涉及到的是满足其生存需要的“土地”（“食”）的话，那么，这一组矛盾则是有关人的情欲要求（“色”）。三十岁左右的何华明血气方刚，而长他十二岁的黄瘦的老婆已到中年，皱纹满面、前脑露顶。如果说当年二十岁的他挟着一个小包卷去入赘时，他还没有发现年龄差距将会给他们的婚姻带来什么的话（当时她没有给他“一个难看的印象”），但是，如今老婆已经色衰，对他来说，性爱的基础之一（“相悦的容貌”）已经消逝，情欲的要求已经得不到满足（“她老了，而他年轻，她不能满足他，引不起他丝毫的兴趣”）。而儿子、女儿的相继夭折，在使他产生无后的忧虑（他称她是“一个不会再下蛋的鸡”）的同时，也使维系他们婚姻的纽带断裂了。更为重要的是，自从他做了乡指导员后，他们更难以和好，“像有着解不开的仇恨”：“她骂他不挣钱，不顾家，他骂她落后，拖尾巴”——有关“土地”的困境迁移到了有关“女人”的困境。从各个角度上来打量，他们的婚姻业已死亡。他“实在是并不讨厌”在夜路上独行，而回家以后则只能在老婆的絮叨埋怨下沉默不语。这就使他不能不从其他方面寻求情欲的想象性补偿。从人性视点和人物性格逻辑出发，丁玲怀着同情之理解，描写了何华明在其他两个女人那里寻求情欲补偿的过程。当然，伴随着两次情欲冲动的，仍然是两次对情欲的压抑。
这第一个女人是赵家十六岁的清子。丁玲通过何华明的眼睛，状写了“发育得很好”的清子的年轻、健康、粗大：“长而黑的发辫上扎着粉红的绒绳，从黑坎肩的两边伸出条纹花布袖子的臂膀，高高地举着，撑在门柱上边，十六岁的姑娘，长得这样高大”。这样的一个女子，依何华明的审美标准来看，应该是一个最健美的姑娘了，她与他的老妻无疑形成了最强烈的对比。他以成年男子的目光欣赏着她，在离开赵家以后还禁不住回头张望。就在这样的欣赏（情欲冲动）中，他在性心理上得到了某种满足：“一个很奇异的感觉，来到他心上……他似乎很高兴，跨着轻快的步子，吹起口哨来。”但是，本我刚一浮出，压抑本我的超我就随之而来，这一超我就是政治伦理。何华明要拂去这“一层看不见的烦人的思绪”，所找出的理由有二：一是“这妇女就是落后，连一个多月的冬学都动员不去的”；二是她是“地主的女儿”。这两条所关乎的都是政治伦理。于是，他对清子的情欲冲动被压抑了，想象性的情欲补偿也因为政治伦理的作用而稍纵即逝了。骆宾基曾指出：“第一个出现的赵家大姑娘那人物和全篇的韵律不调和。”{14}这一判断基于他对主人公形象的政治性的误认（“开垦新时代的农民”），而从作品所持的人性视点来看，则不但没有与“全篇的韵律不调和”，而且颇见出人性的深度。
与何华明产生情欲纠葛的第二个女人是邻居侯桂英、一个二十三岁的妇联会委员。丈夫比她小五岁，但她却总不欢喜，曾提出过离婚。她爱上了何华明，白天见了，她“总是眯着她那单眼皮的长眼笑”；夜里何华明起来喂牲口时，她也跟着来喂。何华明对她也有着强烈的情欲冲动：那夜见了，“他感到一个可怕的东西在自己身上生长出来，他几乎要去做一件吓人的事，他可以什么都不怕的”。就是平时何华明“讨厌她，狠她，有时就恨不得抓过来把她撕开，把她压碎”，也何尝不是性爱欲望（本我冲动）不可抑制的表现？按说，与清子相比，侯桂英不是“落后”妇女，也不是“地主的女儿”，而同是革命干部，因而更值得他所爱。但是，此时超我又以身份约束的方式出现了——“咱们都是干部，要受批评的”，于是，本我冲动硬生生地被压抑下去了。对他来说，老婆他已不爱，不是同志的（如清子）他不能爱，是同志的（如侯桂英）他同样也不能爱。这样，他就只能继续深陷在生存（“色”）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综上可见，丁玲在《夜》中以人性视点，抓住“土地”与“女人”这两个意象，从“食”、“色”这两个人性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真实展示了个体的生存困境，表现出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虽然对于主人公何华明的那些“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矛盾”、那些“个人之外的社会工作和社会之内的个人的工作的矛盾”，作品只是揭示，而并没有提供解决的方法；但是，注意到这些矛盾的存在、并在创作中作为问题提出，这在丁玲创作道路上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与《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作品一起，标志着丁玲创作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向单一的阶级论视点的转型之后，向早期创作中人性视点的回归，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丁玲参加实际革命以后对“革命”现状的洞察和对“革命”与“人的解放”关系的深入思考，使她意识到了体制层面上的“革命”其实不能解决个体生命所有方面的问题；相反，如果以“集体”的名义遮掩、压制了个体的欲求，则极易导致新的专制。于是，她通过《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主人公贞贞与周围环境的对抗，张扬了坚强、自尊的个性精神，深刻批判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封建意识，揭示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时代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反封建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小说《在医院中》则通过女知识青年陆萍在解放区医院工作的经历，继续描写了个体与环境的对立，提示了先进与落后、科学与愚昧的矛盾，揭露了在解放区存在着的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危害性。这篇作品后来被批评为“对环境的进步冷淡……而高谈个人的进步，这样的处理方法，是反集体主义的，是在思想上宣传个人主义”{15}。确实，这两篇作品所采用的都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人性视点，它们在个体与环境的对峙中所张扬的是个体的精神价值。而在《夜》中，作者延续着这样的视点，更是深入到、沉潜到人性中的“食”、“色”这两个元点，提出了更具有普泛价值的问题，即：“‘革命’和‘人的解放’的应有的状态及其意义是什么？”{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