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荷塘月色》与江南士风
作者：肖玉华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浊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书万卷,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相亲,五快活也｡(16)
张大复自是不甘寂寞:
一卷书,一尘尾,一壶茶,一盆果,一重裘,一单绮,一奚奴,一骏马,一溪云,一潭水,一庭花,一林雪,一曲房,一竹榻,一枕梦,一爱妾,一片石,一轮月,逍遥三十年,然后一芒鞋,一斗笠,一竹杖,一破衲,到处名山,随缘福地,也不枉了睛耳鼻舌身意随我一场也｡(17)
张岱自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18)｡此类文人形相还可以列出一长串来｡晚明文人“为自己设置了一个自适性情的自由天地,然后在其中品味山水自然､草木虫鱼,品味美食､茶事,以及品味世俗人情,等等,以此清闲遣兴,作为疏离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寄寓’”(19)｡晚明江南士风的“适情任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和行为中,同样也投射在晚明小品创作中,近年来,晚明小品渐为评论所重,与江南士风的独特个性有极大关联｡当然,晚明江南士风以这样一种病态的方式获得遁世的途径也遭到了后世批判｡
二
“文化具有连续性｡正像生产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这样一些规则和行为模式,可能会持续几个世纪｡……我们看到,尽管所有具体的文化每一代的承担者完全不同,但它都会作为一个整体传给新一代,从而,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把这种过程叫做社会化｡”(20)
有学者指出,传统名士气在五四知识分子身上有所投射与回归(21)｡其实这种名士气,主要是江南文人文化形相｡周作人､郁达夫､俞平伯､朱自清等人身上及其创作中皆有所体现,只不过个性不一,表现形态自然也各异:周作人冲淡平和,俞平伯雅致洒脱,郁达夫放达任诞,朱自清含蓄委婉｡正如《“名士气”:传统文人气度在“五四”的投影》中所指出的:“郁达夫放诞,朱自清拘谨｡两人个性迥异,创作风格也无法类比,但情调的压抑和感伤却如出一辙｡”(22)以此来观照《荷塘月色》以及朱自清的写景散文方能理解其意蕴之真正所在｡
在政治文化语境中,江南士风的形成及其在五四时期复归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昭示着文人士大夫(知识分子)“自我”与个性的回归｡郁达夫在谈及五四散文时说:“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23)这里所谓“‘个人’的发现”和“个性”,与江南士风存在极大关联｡五四散文作家绝大部分来自南方,主要是江浙皖(这三地的绝大部分地区在历史上都可划入江南文化区),现代散文经周作人､鲁迅､郁达夫､朱自清等人的创作实践而发展成熟,其成就堪与小说等文体争高下｡鲁迅认为:“(五四)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24)将郁达夫和鲁迅的说法结合起来细细考究,不难发现江南士风在现代散文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朱自清论之,其散文除了表现出儒者温文尔雅的文人风范的一面外,江南士风品格在朱自清血液中流淌着,也就使得其散文创作还有《荷塘月色》《绿》《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之类的写景散文以及《阿河》这样有些“另类”的美文的出现｡
《荷塘月色》中最令人费解的是第一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文本所引朱自清文章皆引自《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下同)朱自清给读者设了一个“谜面”,但却未揭开“谜底”｡没有资料表明,这种“颇不宁静”的心态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有关,杨朴的《美人幻梦》中分析:“我以为《荷塘月色》表现的纯粹的是朱自清个人的情感｡这种个人情感与那个时代的政治背景根本无关;与另外文学作品的革命主题根本无关｡”斩钉截铁的口吻不无武断之嫌｡以朱自清所受的传统文化和江南士风的影响来看,说他热衷于政治和社会问题倒是未必,但其创作,单以《荷塘月色》来看,其中折射出社会､政治环境的影迹也很正常｡不必说鲁迅见“城头变幻大王旗”而致内心无法宁静,即使内心冲淡平和如周作人者,时时也会有“流氓鬼”出来诱惑之,何况朱自清本人在众人眼中本身就是具有传统的道德情操､民族自尊心的儒者形象,否则也就不会有《生命的价格——七毛钱》《执政府大屠杀记》《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等文章的出现了｡退而言之,即使忽略政治方面的因素,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由高潮到阵营内部的分裂,二十年代,即便峻急激进如鲁迅者,在一九二六年间也有情绪相对平和的《朝花夕拾》;早年“满口柴胡”,“缺少温柔敦厚之气”的周作人此时也在“强烈的求生意志与现实的不如意的生活的挣扎”中躲进“自己的园地”和“苦茶庵”去听苦雨喝苦茶了｡所以认为朱自清以《荷塘月色》回应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就并不牵强｡当然,前文提及,“晚明不是六朝,并没有适合隐士生存的温床”,然晚明仍有一大批颇具隐逸气的山人形象出现,而五四洪流的裹挟和政治化的社会环境,知识分子(文人)才是真正失去了赖以隐逸的“温床”｡事实证明,周作人的“苦雨斋”是乌托邦式的存在｡朱自清早年以诗歌创作登上五四文坛,但旋即毅然转向散文创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哲学观､人生观的转变｡他自己曾坦言信仰的这一转变:
……我深感时日匆匆的可惜,自觉从前的错误与失败,全在只知远处､大处,却忽略了近处､小处,时时只是做预备的工夫,时时却不曾作正经的工夫,不免有不足之感!……所以我第一要使生活的各个过程都有它独立之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在持续的时间里,有它相当之位置;它与过去､将来固有多少的牵连｡但这些牵连是绵延无尽的!……我们只需“鸟瞰”地认明每一刹那自己的地位,极力求这一刹那里充分的发展,便是有趣味的事,便是安定的生活｡(《我们的七月》)
这种情绪的滑坡,实则是江南士风的复活,“刹那主义”就是“要活得舒服些”,与儒家所谓的“兼济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追求相悖,它是江南文人追求情绪和生活的自适､自足的哲学化的概括｡其实这种信仰与朱自清外倾的儒者形象不相吻合,与他晚年“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的道德情操更是相去甚远,但它却实实在在地矛盾统一在朱自清的文化品格中｡前文已经交代,因为与主流文化､政治文化的复杂关系,江南士风本身在文化品格上就包容着这种矛盾性｡
“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这里面隐藏着一个信息:荷塘并非凭空产生的｡杨朴的《美人幻梦》中认为“荷塘”的存在是一种幻想､是幻境,有其道理｡不过,这种幻想渊源有自,是江南文化符号和象征之一种,可以说,“月下荷塘”作为“心造的幻影”,一直深埋在朱自清的文化心理之中｡“日日走过”,说明它离“我”很近,“我”对它应该很熟悉｡但事实上,月下荷塘于“我”而言依然陌生｡“荷塘”是典型的江南文化意象,朱自清在这里表现出的对“荷塘”既熟悉又陌生,说近还远的矛盾中,正是江南文化与江南士风之于朱自清的写照:一方面,朱自清祖籍江南绍兴,长在扬州,江南士风在其文化接触中是无法回避的｡另一方面,朱自清因为种种外在原因,诸如家庭变故､为人师表等等,他外在性格形象更多的是符合传统儒家标准,形成了压倒一切的居于优势的外倾性格(25)｡但一旦环境不需要朱自清以谦谦儒者形象出现,其文化心理自然会产生紊乱,内倾的一面就容易得到发展,就像周作人的“流氓鬼”时时会跳出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