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信仰大美的非暴力叙事
作者：林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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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都比别人多，东西都比别人的好……泰山庙唱戏，人家都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一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座。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
这样的写法放弃了新鲜技术，把那种久违的文学传统送到读者的心坎上，毫无阅读障碍，特别亲民，当然也会为人喜闻乐见。曾几何时，我们对文学一直是仰视的，既然“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么读者就只有恭恭敬敬地“学习”，两者不是平等关系，一个是精神导师，一个虔诚信徒，双方都很紧张，一个担心写不好，一个担心读不透。文学因之走向“小众化”，离人群很远，样子也不亲切。《大淖记事》却写得自然、率性，诸如“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之类见情见性的文字颇为常见。
这篇小说可能有补阙世风的作用，至少作家有这样一种盼望。汪曾祺对小说的要求是“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但小说绕开高头讲章，不来生硬说教，一切得于民间还于民间，人物、事件常是不声不响的，但在不声不响之中总深隐着一种况味，让人们重视自身人格的完善。人性的弱点、时代的弱点，总被作家乐观地隐蔽到安静中，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一切改变，这是对人生、世界的信任态度，是对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境界的深情远望。
在《大淖记事》里汪曾祺干脆用文字搭建了一个亦真亦幻的民间，很见些作家“礼失而求诸野”的深远用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是美的最重要的衡量方式；在小说里，道德也是大淖人的最高信仰。中国的美学思想从它形成之日起，就与伦理学连着血脉，《大淖记事》极好地消化了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指向真善美的美学。
汪曾祺喜欢给年轻人讲，“戏剧的结构像建筑，小说的结构像树……一棵树是不会事先想到一个枝子、一片叶子，再长的。它就是这样长出来了。然而这一个枝子，这一片叶子，这样长，又都是有道理的。从来没有两个树枝，两片树叶是长在一个空间的。”他始终认为小说的结构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大淖记事》就可以用“节奏”的概念来代替“结构”。
汪曾祺一生惟治短篇，青年时代的他就意识到“如果长篇小说的作者与读者的地位是前后，中篇是对面，则短篇小说的作者是请他的读者并排着起坐行走的”。在他的意识中，把短篇小说变成一种日常文体、百姓文体似乎更为方便，所以他在创作中并不刻意进行结构设计，而是力求保持生活的原态，这篇小说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阅读汪曾祺，需要有一些耐心，需要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需要一点艺术品位。小说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大到文学观念、行文惯例、人物塑造，小到细节拿捏、语言润色，都使人耳目一新。我们完全有把握说独树一帜的《大淖记事》，是汪曾祺为中国当代文学献上的一篇“新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