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短篇小说艺术领域的精彩篇章
作者：魏家骏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我觉得在短篇小说艺术领域中，《大淖记事》真是称得上“精彩”二字。
写出《大淖记事》这样的短篇是需要艺术功力的。二十世纪是短篇小说艺术大发展的时代，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就已经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艺术大师，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梅里美、马克·吐温……这一系列闪光的名字，连同他们的那些优秀作品，留存在我们的文学记忆里，把他们的养分渗透进了二十世纪的文学沃土之中，进而形成了短篇小说艺术的基本规范，并且在二十世纪的小说天地里催生出了新的艺术奇葩，让我们拥有了新的文学星空。于是，到了二十世纪，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短篇小说的巨匠：杰克·伦敦、欧·亨利、海明威、高尔基、卡夫卡、川端康成、博尔赫斯，直到中国的鲁迅、茅盾、张天翼、艾芜、沙汀、沈从文、孙犁、赵树理、张爱玲、茹志鹃、高晓声……一样地可谓是群星璀璨，名篇纷呈，好评如潮。他们每一篇新作的问世，几乎都伴随着对既有的艺术规范的突破和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的独特创造。而到了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又进入了一个文学复兴的时代，汪曾祺的小说在这样一个时代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当年最抢眼的作品之一，其艺术创造的价值自不待言。经过跨世纪的时间淘洗，他的那些闪耀着艺术光彩的篇章，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最重要的收获，仍然不断被重提，其中当然包含了这篇可谓短篇中之精品的《大淖记事》。
原生态的里下河水乡文化
《大淖记事》写的是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的里下河水乡文化。说它“原汁原味”，说它是“原生态”，是说作家没有停留在对一个很曲折、很温馨、很浪漫的底层劳动者的爱情故事的叙述上，而是以散文化的笔法描绘出生活的本色，那是苏北里下河地区的劳动者的全部生活方式。而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作为一种习得与传承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而其核心则是价值观念。这里需要特别加以说明，许多批评家在评论汪曾祺的小说时，通常会说他笔下所写的是江南水乡生活，这是不够准确的。因为汪曾祺的家乡江苏省高邮市(以前为县，现为县级市)位于长江以北，在京杭大运河的岸边，属于苏北里下河地区，是里下河水乡，并不是江南水乡。这里的生活状况与江南水乡不可同日而语，风俗习惯也有很多差异。
汪曾祺对自己的小说有这样的自评：“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大淖记事》并非没有故事，只是小说家没有按照常规的小说写法那样去讲述。汪曾祺曾经明确地表示：“我不喜欢结构痕迹太露的小说，如莫泊桑，如欧·亨利，我以为散文化是世界短篇小说发展的一种(不是唯一的)趋势。”按照我的理解，汪曾祺融合了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的两种写法——笔记体和传奇体——来描述某种生活的情状、形态，有故事，却又不是单纯地叙述故事。“小说，小说，从小处说”。对《大淖记事》来说，就是以笔记体小说的笔法，写出生活在大淖边人们的衣食住行，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无拘无束、自由任性的水乡生活。
大淖东头的人家住的是草房，“茅草盖顶，黄土打墙，房顶两头多盖着半片破缸破瓮，防止大风时把茅草刮走”，这大概是只有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的人才会有的印象。秋天到了，大淖边的茅草全都枯黄了，他们就去割了来加到自己的屋顶上。他们吃的是“脱粟的糙米。一到饭时，就看见这些茅草房子的门口蹲着一些男子汉，捧着一个蓝花大海碗，碗里是骨堆堆的一碗紫红紫红的米饭，一边堆着青菜小鱼，臭豆腐、腌辣椒，大口大口地在吞食。他们吃饭不怎么嚼，只在嘴里打一个滚，咕冬一声就咽下去了”。他们谋生的特点在他们穿的衣服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常年挑担，衣服的肩膀处易破，她们的托肩多半是换过的。旧衣服，新托肩，颜色不一样，这几乎成了大淖妇女的特有的服饰”。他们的娱乐方式也很特别，逢年过节聚在一起赌钱，赌具也是钱，打钱，滚钱；锡匠们遇到阴天下雨，不能出街，便留在屋子里唱叫做“小开口”的戏，可以坐唱，也可以化了装彩唱，可以吹打弹唱一整天，引得附近的姑娘媳妇都挤过来看，来听。他们过着贫穷中蕴藏着自信，辛劳中不乏快乐的生活，在满足于匮乏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保持着充分的精神自由。
与此同时，汪曾祺也发掘出了这种原生态文化的美的内涵。这里的姑娘媳妇虽然生活在贫困之中，艰难的物质生活和辛苦的体力劳动，也并没有泯灭了她们的爱美之心：“这些‘女将’都生得颀长俊俏，浓黑的头发上涂了很多梳头油，梳得油光水滑(照当地说法是：苍蝇站上去都会闪了腿)。脑后的发髻都极大。发髻的大红头绳的发根长到二寸，老远就看到通红的一截。她们的发髻的一侧总要插一点什么东西。清明插一个柳球(杨柳的嫩枝，一头拿牙咬着，把柳枝的外皮连同鹅黄的柳叶使劲往下一抹，成一个小小球形)，端午插一丛艾叶，有鲜花时插一朵栀子，一朵夹竹桃，无鲜花时插一朵大红剪绒花。”就地取材，因时制宜，色彩鲜明，简洁明快，她们没有那种时尚的装饰品，却有着最具时尚的审美眼光。她们的劳动也有着最简洁鲜明的美感：“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不但姑娘媳妇的劳动具有美感，男人的劳动一样具有力量、勇气和灵巧所形成的美感，你看写挑夫黄海蛟的那一段：“这地方大粮行的‘窝积’(长条芦席围成的粮囤)，高到三四丈，只支一只单跳，很陡。上高跳要提着气一口气窜上去，中途不能停留。遇到上了一点岁数的或者‘女将’，抬头看看高跳，有点含胡，他就走过去接过一百五十斤的担子，一支箭似的上到跳顶，两手一提，把两箩稻子倒在‘窝积’里，随即三五步就下到平地。”
在这个底层劳动者的群体中，人们相互之间还以质朴的方式表达着正派的生活态度以及协作、友爱和宽容的民风，他们真切地同情弱者，尽其所能地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老锡匠管教他的徒弟不许赌钱喝酒，嘱咐他们出外做活要童叟无欺，手脚要干净；不许和妇道嬉皮笑脸。小锡匠被打以后，他领着一帮锡匠上街游行，“顶香请愿”，真正实践了他们不要惹事也绝不要怕事的处事原则。为了给小锡匠养伤，东头的几家大娘、大婶杀了下蛋的老母鸡，给巧云送来；锡匠们凑钱买了人参，熬了参汤。《大淖记事》就这样以朴素的内涵，描述了民间生活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
汪曾祺在小说里是把生活在大淖周边的底层劳动者作为一个社区性的亚文化群体来描写的，他反复强调，这里的人与城里人不一样——尽管只有一箭之遥。
“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没有一家店铺。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