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从陈白露到尹雪艳
作者：王桂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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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和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她们或者租住在高级旅馆房间或者拥有高级私人公馆。这些交际花的寓所往往别具内涵：既是一个人私人居所，又是一个敞开的公共空间，更由一个美艳的单身女性的私人寓所透露着暧昧与诱惑。基于不同审美主题的设定，陈白露所居住的高级旅馆房间和尹雪艳的“尹公馆”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功能与美学意义。陈白露的高级旅馆房间被设定为一个金钱与欲望的交换场，藏污纳垢的渊薮，是“有余社会”的缩影，交际花靠给有钱男性提供娱乐来维持自己的奢华生活，并支付饮食起居的一切费用。因此被包租的高级旅馆房间与交际花的身份与命运形成一个互文的关系， “屋内的一切陈设俱是现代式的：生硬而肤浅，刺激人的好奇心，并不给人舒适之感”⑦。它不具备“家”的功能与意义，而是以一种临时性、公共性和金钱关系象征着交际花的命运，因此陈白露的房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空间，其他人却可以随时随意来这里寻欢作乐，陈白露不过也是他们娱乐的一部分。而尹雪艳不同，她不再像陈白露那样被包租在豪华旅馆，而是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寓所——尹公馆，这是一个固定的、安稳的、具有“家”的氛围的一个居所，从陈白露的高级旅馆房间到尹雪艳精心营造的尹公馆，交际花的寓所也发生了一种意义的变迁，从藏污纳垢到抚慰失落，提升纯化为一个心灵的栖息地。在上海，人们通过尹公馆感受欧洲的现代生活和时尚，而到了台北，人们则通过尹公馆想象着昔日上海的奢华。从上海的霞飞路到台北的仁爱路，尹公馆始终维持着它固有的气派：老式的大靠背沙发塞满了黑丝面子鸳鸯戏水的湘绣靠枕；招呼客人的是头面干净的苏州娘姨；晚餐有尹公馆的上海名厨精心烹制的京沪小菜……这是尹雪艳特意营造的一个温馨的过往世界：“坐在尹公馆里，很容易忘记外面台北市的阴寒及溽暑。”台北的尹公馆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漂泊在未知的大海上的一叶方舟，失落了辉煌的人们在这里找到了最后的一点心灵慰藉。尹公馆虽然并不同于贵族式的文化沙龙，它与文学、艺术无关，更与政治理想追求无涉，几乎就是一个纯粹的“娱乐”场所，但是尹公馆却兼有“沙龙”的精神品性：趣味的相投，心灵的栖息，精神的慰藉。这里保留了上海霞飞路的气派，也保留了逝去世界的梦影，来这里的“旧日贵族们”在这里可以尽情地享受“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的欢娱，在“直把杭州做汴州”的错觉中寻求虚拟的心灵慰藉，包括这里的实在的物质享受，诸如尹公馆上海厨师的小菜，头面干净的苏州娘姨，尹雪艳的吴侬软语，都已经具有了纯粹的精神意义。这样的豪宅无疑也是靠交际花、红舞女的职业与身份获得并得以继续维持，但是“金钱”已经脱离了“欲望”与“交换”的难堪原色，而被代之以温情和感恩：“客人们掷下的桌丽十分慷慨，每次总上两三千。赢了钱的客人固然值得兴奋，即使输了钱的客人也是心甘情愿。”在尹公馆中的享受决非是钱能买得到的，这里成了抚慰失落与沧桑的精神家园。
白先勇对交际花的审美体验超越了固有的阶级叙事和与之相连属的道德叙事。在茅盾和曹禺的笔下，交际花与其赖以生存的上流社会是以金钱为交换条件构成欲望消费关系，陈白露坦言：“我同他们一样爱钱，想法子弄钱，但我弄来的钱是牺牲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⑧这番自我辩白实际渗透着一个女性生存的全部艰辛与屈辱。金钱在这里还是一个显在的压迫性因素，经济靠山的破产，生活债务的无法偿还直接导致了陈白露的自杀；另一方面在强化的阶级观念中，又因为金钱与资本主义的血腥积累和劳动阶级的血汗相关联，往往成为一种罪恶的象征，因此，在中国的新文学中，“交际花”一面表征着具有阶级内涵的被侮辱与被损害，另一方面又表征着由金钱带来的道德沦丧。而白先勇通过自己的文学书写颠覆了这样一种正典叙事。女性(交际花)不再仅仅是被有钱男性任意购买玩弄的对象，反而掌握了主宰权利，确切地说是通过主宰男人的欲望而主宰了男性世界，通过主宰男性世界而主宰了自己的命运，先有上海棉纱财阀的少老板王贵生为了尹雪艳而获罪被枪毙、上海金融界热可炙手的洪处长为她休妻弃子，最后在台北失势后被尹雪艳轻轻抛弃；后有台北新兴的实业巨子徐壮图也在迷恋尹雪艳的焦躁中死于非命。有论者认为尹雪艳是“中国现代小说中最出色的坏女人”，是中国文学中潘金莲、赛金花等“祸水”形象的续写，“观乎尹雪艳的‘杰出表现’，我们不禁要说，中国古典小说里的祸水们，真要庆幸后继有人了”⑨。这一“坏女人”谱系的寻踪把白先勇的创作与传统相勾连的同时显然也使这一人物形象陷入传统的道德评价体系，作为扰乱人间(男性世界)的“妖孽”，“红颜美女”再度背负道德的罪名。这种道德评判显然弱化了这一形象的丰富含义，白先勇塑造这一人物并非简单为印证世俗之人关于“妖孽”“白虎”“重煞”而饶舌，与父权道德针对女性的批判恰恰相反，白先勇冷眼旁观的倒是那些被欲望驱使着，对于“祸水”趋之若鹜的男性们，相比之下，尹雪艳却冷静而冷艳地生活于自己的旋律中：“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无须背负道德的指斥。
阶级叙事与道德叙事目的往往流于揭露和批判，而白先勇的审美叙事表达的则是人生的悲悯。茅盾曾经在《子夜》把“丧葬与行乐”的场面并置来进行一种阶级、道德批判，无独有偶，白先勇也在《永远的尹雪艳》中写到了灵堂祭吊与行乐。客人们在参加完徐壮图的祭悼会后又在尹公馆上了牌局，尹雪艳照样笑吟吟地招呼着这些旧雨新知们。而徐壮图的舅舅吴经理的手气更是出奇得好，一连串的胡满贯，甚至摸到了百年难见的怪牌——四喜临门，“吴经理不停地叫着笑着，眼泪从他烂掉了睫毛的血红眼圈一滴滴淌下来”。白先勇以这两种气氛截然相反的场面的对比描写，其目的并不像茅盾那样是为了进行阶级批判，而是表达一种悲悯情怀。命运的不可把捉和生命的迅乎易逝，在这些曾经沧海的人心中构成惘惘的威胁，只有在尹公馆里，只有酣战在麻将桌上才能得到暂时的逃避与忘却。与茅盾所渲染的不良的“欢乐”情绪相反，白先勇渲染的恰恰是一种“悲凉”情绪。死者死矣，活着的依旧茫然地漂泊于未知的人生大海上，谁也无法预知明天会怎样，只能感知现时的快乐。夏志清曾经指出过中国新文学中的一个缺憾：“大部分的现代中国作家把他们的同情只保留给贫苦者和被压迫者。他们完全不知道，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阶级与地位如何，都值得我们去同情了解。”⑩白先勇通过描写交际花尹雪艳来描写生活在她周围的“资产阶级”，而在关注“资产阶级”的同时又穿透了“阶级”的社会学定义，达到对于“人性与命运”的普遍同情与悲悯，这或许可以算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性缺失的一种补偿吧。
①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0页。
②李欧梵：《摩登上海——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③李欧梵：《摩登上海——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第30页。
④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⑤⑧曹禺：《日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⑥ 中国旧时代的妓院分为不同的等级，最高级的在上海称为“长三堂子”。
⑦曹禺：《日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⑨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7、269页。
⑩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