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从陈白露到尹雪艳
作者：王桂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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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越阶级叙事：白先勇对于洋场交际花的异向性书写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曾经被定义为“造在地狱上的天堂”，而且“这种流行的负面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又被中国左翼作家和后来的共产党学者强化了，他们同样把这个城市看成作恶的渊薮，外国‘治外法权’所辖制的极端荒淫又猖獗的帝国主义地盘，一个被全体爱国主义者所不齿的城市”②。因为人们只聚焦在“华洋的有钱有势阶层是如何非人地剥削城市下层人”这个问题上。这种阶级定位显然过度地强化了上海的“地狱”性质，而忽略了它的“天堂”价值——一个现代大都市的无限魅力，而流光溢彩的休闲娱乐则构成城市文化的中心内容。“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经常出入那些头等舞厅和卡巴莱(有歌舞表演)……也许最难忘的是百乐门舞厅。”③“百乐门”是繁华大上海的标志性词汇，而尹雪艳(《永远的尹雪艳》)和金兆丽(《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这些红遍上海滩的交际花、红舞女，本身就是上海“百乐门时代”的象征，也是中国三四十年代现代繁华都市的生动记忆：
……有些荷包不足的舞客，攀不上叫尹雪艳的台子，但是他们却去百乐门坐坐，观观尹雪艳的风采，听她讲几句吴侬软语，心里也是舒服的。尹雪艳在舞池里，微仰着头，轻摆着腰，一径是那么不慌不忙地起舞着；即使跳着快狐步，尹雪艳从来也没有失过分寸，仍旧显得那么轻盈，像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脚下没有扎根似的。④
繁华靡丽的都市娱乐生活也因这些光彩照人的交际花彰显出了一种美的属性——灯红酒绿的现代都会之美。这些交际花不仅仅只是繁华世界的附属品，她本身就是繁华世界的体现者和享用者，甚至是营造者和主宰者，缺少了这些交际花，上海的标志性娱乐场“百乐门大舞厅”也就失去了诱人的价值，现代都会的光与色更会黯淡十分。在这一娱乐世界中，不仅美艳的交际花是男性的娱乐对象，置身娱乐场的男性同样也是这些交际花的娱乐对象，大家遵从着互为娱乐的游戏规则。而除了单纯的娱乐与消遣之外，甘愿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情愿以身相许的社会名流更是前仆后继，女性的华美与魅惑在这里获得了最为张扬、最为炫目的体现。同是作为中国三四十年代现代都会的高级交际花，陈白露和尹雪艳却承载着两种不同的美学体验。“容貌之美和丰仪之美”是交际花的自然属性，也是她们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本之一，因此在这样一个自然审美层面上，陈白露与尹雪艳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在社会审美属性上却显示出较大的差异。对于陈白露而言，既沉溺又厌倦，既痛苦又无力自拔，是她最基本的生存状况：“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⑤曹禺以这样一个挣扎而倦怠的生命样态凸现了对“社会之恶”和“人性弱点”的双重批判，因此陈白露是腐烂社会开放出来的一朵“病之花”，由她所体现的是人性与社会的双重病态，曹禺通过陈白露这样一个美丽女性在日出之前的凄然陨落，表达的是对于黑暗社会的控诉和对于陷落其中的女性的深切同情。经济靠山的失去和债务的压力是陈白露选择自杀的最小原因，实际如果她愿意，完全可以再转换一个经济靠山，这对于一个交际花来讲是无可厚非的生活行为，是符合她们的职业规则的。以尹雪艳和金兆丽为代表的那些红舞女交际花们无不坦然地更迭着自己的经济靠山，以最冷静务实的态度求得最佳的生存状态。所以陈白露之死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她看穿了这个禽兽般的世界，彻底厌倦了自己的这种讨生活的方式，“死”是她得以解脱的一种方式。如果说陈白露始终是痛苦地沉溺，那么尹雪艳则是优雅地沉醉，她和谐地融于上海繁华的都会生活，散发着魅人的风采：
尹雪艳便像一株晚开的玉梨花，在上海上流社会的场合中以压倒群芳的姿态绽放起来。……尹雪艳在人堆子里，像个冰雪化成的精灵，冷艳逼人，踏着风一般的步子，看得那些绅士以及仕女们的眼睛都一齐冒出火来。这就是尹雪艳：在兆丰夜总会的舞厅里，在兰心剧院的过道上，以及在霞飞路上一幢幢侯门官府的客堂中，一身银白，歪靠在沙发椅上，嘴角一径挂着那流吟吟浅笑，把场合中许多银行界的经理、协理、纱场的老板、小开以及一些新贵和他们的夫人们，都拘到跟前来。
尹雪艳像一个“精灵”，摧毁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百乐门到四五十年代的台北仁爱路的高级住宅区， “尹雪艳总也不老”。这种超越自然界限的美隐含着浓重的象征意义：“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对那些流落到台北，永远失落了上海的人们而言，更是如此。作者正是借人们心中这个“不老的寓言”透露出一种深切的人生悲悯：“在麻将桌上，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受抑制，客人们都讨尹雪艳的口彩来恢复信心及加强斗志。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互相宰割。”这些曾经在大陆叱咤风云的上流人物连同他们的时代一并沉落在了台北，麻将桌成为他们象征性的战场，也成为他们不可主宰的人生命运的隐喻。失落的光荣与梦想，曾经有过的辉煌，现下无奈而落寞的心境，都在尹雪艳体贴周到的照拂中得到了暂时的消融与抚平。
怀乡病与恋母情结有着精神上的相通，因此，这些失落了故土流落到台湾的人们，在尹雪艳身上和尹公馆中一方面更加真切地感受着被放逐的滋味，另一方面也在梦幻般的沉醉与怀旧中治疗着自己的心灵创伤，从这种意义上讲，尹雪艳正如这些“孤臣、孽子”们精神上的母亲。不仅对于那些失势并失意的绅士老板们，还有那些失去了风光与青春的名媛贵妇们，尹雪艳都给予了特有的心灵慰藉：“十几年来这起太太们一个也舍不得离开尹雪艳，到了台北都一窝蜂似的聚到尹雪艳的公馆里……这起太太们常常容易闹情绪。尹雪艳对她们都一一施以广泛的同情，她总耐心地聆听她们的怨艾及委屈，必要时说几句安抚的话，把她们的焦躁的脾气一一熨平。”对于那位年迈失势的吴经理，尹雪艳同样表达着温暖的体贴：“冬天时候，尹雪艳总把客厅里那架电暖炉移到吴经理的脚跟前，亲自奉上一盅铁观音”，而每到牌局败北的时候，“尹雪艳把个黑丝椅垫枕到吴经理害了风湿症的背脊上，怜恤地安慰着这个命运乖谬的老人”。尹雪艳的存在已经超越了交际花之于男性的单纯意义，而是体现为一种基于性别又高于性别的母性情怀。
与交际花自身所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蕴相比，交际花的公馆蕴涵着更为丰富的象征意义。现代交际花与中国传统的高级娱乐场所(例如“长三堂子”⑥)中的那些女性们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陈白露与尹雪艳们脱离了一种集体管制的状态，而且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