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从陈白露到尹雪艳
作者：王桂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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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市、娱乐、资产阶级：新文学对“交际花”的批判性书写
“消闲娱乐”是社会繁华的象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大都市，自然也成为得风气之先的洋场乐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号称“东方巴黎”，而天津则号称“东方小巴黎”，这种同一指向的比拟表明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已经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达到了同步。城市文化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产物，以消闲娱乐构成其重要内容。从铭刻着中国本土特征的戏院、茶楼、鸦片馆、妓院到三四十年代融会着现代欧陆风情的电影院、咖啡馆、跑马场、舞厅、夜总会……中国现代都市的娱乐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中国文学历来不缺乏对这一娱乐世界的描绘，但是这类描写在近代以来的文学中却始终无法获得合法性价值，甚至可以说凡是以“娱乐消闲”相标榜的文学价值追求一直遭到侧目和质疑。这种“拒绝娱乐”的文学审美价值观其来有自，其中原因之一是文学的功能在近代以来所发生的历史性变迁，尤其是“小说”，由壮夫不为的“小道”一跃而成为“文学之最上乘”(梁启超语)，这一显赫地位的获得自然是与现代思想启蒙者为文学所设定的重大历史职责——改良社会——相表里的，但是由此繁荣起来的小说并没有达到启蒙者预期的社会改良效果，反倒直接导致了近代以来通俗小说的繁荣，并趁势涌起一股不可遏止的消闲娱乐的风潮。然而作用于这一新兴文学场的历史性规则——思想启蒙，始终在发挥着它强劲的场性干预作用，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挥了更为有效的影响力。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家在追求文学启蒙价值的同时更加彻底地弃绝娱乐与消闲，他们一方面把自我的苦闷与国家的苦难相连属，另一方面又把下层普通民众的苦难命运作为文学表现的严肃主题，二者共同造就了新文学钟情于“苦难”的叙事特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阶级观念的加强和革命文学的兴盛，中国新文学书写“苦难”与“抗争”的热情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一方面，表同情于劳苦大众和无产阶级不仅仅再是左翼文学的专利，而成为三十年代文学的共同征候；另一方面则是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资产阶级”，不仅从阶级本性上遭到批判，而且在生活方式上也被定义为“颓废、堕落、腐朽”，连同他们的活动区域一一现代都市也一同被认定为罪恶的渊薮，这在茅盾的《子夜》、曹禺的《日出》等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品中有着非常集中的体现。这两部代表作品都以中国三十年代的现代大都市为背景(上海和天津)，以有钱有势阶层——资产阶级的生活为描写核心。二者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主题预设，但是一个共同的批判矛头则是都指向上层社会的“堕落生活”，而“交际花”则成为这类堕落生活的标志性语汇。
高级娱乐场所——夜总会和舞厅，以及伴随着这些消费娱乐方式应运而生的“红舞女”“交际花”，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都市繁华的产物和象征。在刻意营造现代都市氛围的《良友》画报上，“女性”(交际花、红舞女、电影明星)和商业大楼、高级饭店、舞厅、跑马场等往往被同时并置于封面上，既成为现代城市物质魅力的载体，也成为商品社会的消费品。繁华都会的享用者们——那些由实业家、银行家、商业大亨、军政界要员等构成的上层社会的娱乐需求，固然是催生这类“职业女性”产生的主要原因，但是“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等现代思想观念也使得这些进入“公共领域”的现代洋场交际花与传统妓女有了很大的区别，相对的自主性和自由身份使这些交际花不仅仅再是被动的男性消费品，而是在被男性／娱乐世界主宰、消费的同时也主宰、消费着男性／娱乐世界，她们既是娱乐消费的客体也是娱乐消费的主体。在中国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品中，这些繁华都会的交际花始终被用来表征上层资产阶级社会的“堕落生活”。在《子夜》的世界中，茅盾正是通过徐曼丽这样一位出入于各类豪宅公馆、高级饭店，周旋于各色社会名流之间的交际花，写出了上流社会的放荡生活。当吴公馆在大客厅设置了灵堂。准备给吴老太爷入殓的间隙，在后花园的弹子房里，徐曼丽和男宾客们却正在共同上演着一场欲望的盛筵：
交际花徐曼丽赤着一双脚，袅袅婷婷站在一张弹子台上跳舞哪!她托开了两臂，提起一条腿——提得那么高；她用一个脚尖支持着全身的重量，在那平稳光软的弹子台的绿呢上飞快地旋转，她的衣服的下缘，平张开来，像一把伞，她的白嫩的大腿，她的紧裹着臀部的淡红印度绸的亵衣，全部露出来了。朱吟秋，孙吉人，王和甫，陈君宜他们四个，高高地坐在旁边的看打弹子的高脚椅上，拍手狂笑。
以理应悲哀而庄重的丧葬气氛来反衬这群有钱人不分场合的纵欲狂欢，其批判价值自然不言而喻。如果说《子夜》中的交际花徐曼丽还只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资本家生活的一个陪衬，一个侧影，那么在曹禺的《日出》中，陈白露则成为日出前夜的一个苦难灵魂。《日出》设定的主题是要批判一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那些堕落的“有余阶层”正是由那些出入于陈白露的豪华旅馆房间的人所构成，由大丰银行经理潘月亭、富孀顾八奶奶、张乔治、面首胡四以及金八所集体演绎的是上层社会的堕落与无耻、空虚与无聊、残忍与罪恶，这是一个腐烂的阶级，而痛苦地沉溺于这一鬼蜮世界的交际花陈白露则是这个有余社会的附属品与享乐品，并最终成为牺牲品和殉葬品。
“资产阶级荒淫的生活方式是应该被无情揭露、批判的对象”，这一阶级常识逐渐转变成社会常识并渗透于中国新文学的主流观念中。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新文学在体现自身“政治正确性”的同时也赢得了社会道德的正义性。作为硬币的另一面，“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就从“阶级本性”和“道德本质”上受到双重批判。附属于资产阶级生活并分享其堕落本性的交际花自然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尽管这种批判主要不是针对这些女性本身，而是指向那个罪恶而堕落的“有余”社会，但是交际花与资产阶级生活的水乳关系，以及迷恋奢华生活、主动以色事人的生活选择，仍旧是被否定的对象，所以陈白露将同那个即将崩溃的腐烂世界一样分享不到“日出”。因此，“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交际花”往往成为“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同一指称，并在阶级观念的不断强化训诫中逐渐凝结为代际性的日常经验和文学书写：资产阶级=腐朽+堕落。这种类型化的描写虽然有着广阔深远的现实生活基础和情感正义性，但是以阶级人生观的深刻性代替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全面评价，往往也呈现出一种片面性，进而遮蔽了对于现代大都会娱乐生活的多元审美体验。白先勇在他的文学世界中则改写了这一具有揭露性、控诉性、批判性的社会定义，给出了另一种真实：“交际花”不仅被淡化了强硬的阶级指认，也剥离了单纯的欲望指向，以更为丰富的美学内涵和价值定位构成了对中国新文学表现内容的一种逆向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