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忧伤的花朵
作者：杨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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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婷是朦胧诗派与北岛齐名的两大代表诗人之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诗歌创作，著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舒婷顾城抒情诗选》《舒婷的诗》，作品收入《五人诗选》《朦胧诗选》。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崛起于中国诗坛的朦胧诗，曾因所谓“难懂”等原因引发争论，招致诘难。作为朦胧诗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舒婷也曾一度受到攻讦，但其作品很快又被持有不同诗观的人们广泛认可、乐于接受。这和迄今仍在评价上存在较大分歧的北岛等人的遭遇大为不同。其何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舒婷诗作的美感风格——酷肖唐宋婉约词的以浓重的感伤为抒情基调的浪漫主义气质风韵，与闪射着冷峻阴郁的现代晦涩色彩的北岛诗作大相径庭。与北岛等同派诗人相比，舒婷诗歌的观念和手法都是相当传统的，她的诗作选取的爱情离别题材的人性内涵，流露的忧伤执著的悲美情调，语言的柔婉清新，结构的曲折层递，意境的隐约朦胧，均深得唐宋婉约词之神髓。
唐宋婉约词是古代文学优美风格的代表，其感人之切，入心之深，古代文学诸文体无出其右，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寻绎舒婷诗的艺术魅力，离不开对其与唐宋婉约词之间传承关系的探讨。尽管舒婷不像新诗史上一些前辈诗人如何其芳、卞之琳、余光中、洛夫等那样，明确表述过自己的新诗创作与古典诗词之间的渊源关系，但这并不影响她在创作实践中对唐宋婉约词有意无意的借鉴化用。袁枚云：“诗虽新，似旧才佳。”①适逢其时地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诗坛上的舒婷诗歌，唤起了喜爱唐宋婉约词的广大读者那久违了的似曾相识的熟悉感觉，满足了对几十年来“颂歌”、“战歌”和“大批判诗歌”充斥诗坛深感厌倦的广大读者普遍的审美心理期待，这是舒婷诗歌广受欢迎的深层原因。本文即试从几个方面对舒婷诗与唐宋婉约词进行具体的比较，以期理清舒婷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为舒婷诗歌艺术魅力之谜提供一种新的阐释；同时借助对舒婷诗学传承的个案研究，为当代新诗创作和理论批评如何处理与古典诗歌传统之间的“新与旧”的辩证关系，提供某种或有补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题材的人性内涵
舒婷生于侨乡泉州，在她读初中二年级时，刮起了“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一九六九年，十七岁的舒婷到闽西山区插队落户。一九七二年，舒婷回城待业，在建筑公司、纺织厂、灯泡厂做过各种临时工。舒婷的创作开始于上山下乡时，不少名篇写于七十年代中期。其时正值十年动乱，大革文化命，民族的和人类的几乎所有优秀文化遗产，都被当做“封资修”的“毒草糟粕”而横遭扫荡。社会上人妖颠倒，是非莫辨，真善美被摧残殆尽，假恶丑横行无忌，人性被粗暴放逐，属于个人内心世界的情感和爱意，成为文学艺术不能触及的禁区。在整个社会“革命”、“造反”、“横扫”、“打倒”的持续癫狂中，本该风光无限的人心的原野，异化为一片干燥而单调的沙漠；本该风情万种的诗歌苑囿，被大批判诗歌践踏独霸。人们被迫生活在“四人帮”一伙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之下，变得思想僵硬，情感粗糙，既不爱人，亦不自爱。那是一个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年代。时代的灾难和个人的坎坷，赋予舒婷一颗善于体恤不幸的温婉之心，她分外珍惜生活中的真情和友谊，以一个女性诗人特有的多愁善感、细腻敏感，去体察人意，熨帖人情，抚慰人心，继承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宋婉约词的传统题材，立足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感受，适应人们精神饥饿情感干渴的需要，写下了许多真挚隽永的赠答送别诗章，表现了人性在时代政治重压之下的觉醒。
这类诗我们可以从迄今为止作品总量并不算很多的舒婷集子中列出一长串：最早的当属写于一九七一年五月的《寄杭城》，之后，有写于一九七五年的《初春》《春夜》《致——》《秋夜送友》《赠》，写于一九七六年三月的《致橡树》和同年五月的《这也是一切——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在故乡的山冈上》，写于一九七九年的《双桅船》《也许——答一位作者的寂寞》《北京深秋的晚上》，写于一九八零年的《赠别》《童话诗人——给G.C》《无题》《兄弟，我在这儿》等（上引作品篇目均见舒婷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这一系列作品，深挚柔婉地抒写着女诗人对他人的理解、体贴，对友人的关怀、爱护，对同人的劝勉、鼓舞，对情人的剖白、倾诉。试看那首有名的《春夜》：
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忧伤，／当我们在春夜里靠着舷窗。／月光像蓝色的雾了，／这水一样的柔情，／竟不能流进你，／重门紧锁的心房。／／你感叹，／人生真是一杯苦酒；／你忏悔：／二十八个春秋无花无霜。／为什么你强健的身子，／却像风中抖索的弱杨？／／我知道你是渴求风暴的帆，／依依难舍养育你的海港。／但生活的狂涛终将把你托去，／啊，友人，／几时你不再画地自狱，／心便同世界一样丰富、宽广。／／我愿是那顺帆的风，／伴你浪迹四方……
便是集理解、爱护、规劝、鼓舞于一体。因为诗人深深懂得，苦涩的时代造就了友人苦涩的青春，艰难的环境摧残着友人的意志和信心；但诗人更深深地相信，苦涩和艰难也同样可以唤醒友人内心深处对“风暴”的渴望和迎击“风暴”的勇气；诗人义无反顾地向友人表示：“我愿是那顺帆的风／伴你浪迹四方”。这两句诗是从宋代张先《江南柳》词句“愿身能似月亭亭，千里伴君行”化出，但更见热情和力度。有顺风扬帆，友人的命运之舟便不再只是历险；有顺风作伴，友人的人生航程便不再只有孤单。从这暖人肺腑的诗句中，友人将会感受到多么巨大的鼓舞，吸取多少爱意的力量呵！舒婷正是以这样的诗篇，尽可能地表现她“对‘人’的一种关切”，因为舒婷深感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②。
舒婷这一类赠答送别之作，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对于经历浩劫的人们那痛苦多于欢乐的生活，忧愁多于喜悦的心情，这些诗是严寒中的篝火，是暗夜中的星光，是云隙泄漏的晨曦，是温暖亲切的笑颜。冷酷的时代逼得人人自危，人与人互相戒备，讳莫如深，丧失了人际间应有的友爱和信任，心与心之间筑起了无形而高大的壁障。舒婷呼唤着“障碍必须拆除，面具应该解下。人与人是能够互相理解的，因为通往心灵的道路总可以找到”（《人呵，请理解我吧》）。舒婷正是用她的赠答送别诗所包蕴的人性内涵释放出的能量，打通了不正常时代在人心之间筑起的戒备森严的壁垒，找到了那条通往心灵的人性之路。
从舒婷诗与唐宋婉约词之间关系的角度审视，两者的取材路径基本相似。唐宋婉约词的题材内容多为伤离恨别、男欢女爱，这是人性觉醒的表现，其实质是人对时间的珍惜，对生命的挚恋，对生活的热爱。宋代理学盛行，封建宗法制度与伦理道德观念被视为同“自然规律”（天道）一样天经地义的东西。“存天理，去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理学家口号，正说明对人性压抑之严重。由于时代思潮、文体分工等原因，宋诗言理，宋文载道，宋词抒情，久遭压抑的人性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宣泄载体，那些“文不能达，诗不能道”的个人性情感，终于可以在长短句中一抒为快了。宋代婉约词也因此而与正统的言志载道的诗文划开了界限。它所抒写的较为纯粹的个人之情，因其具有以情反理、以情抗理的社会进步意义，而被摈弃于正统意识和正统文学之外，作者或见斥于科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记柳永事），或被视为“才有余而德不足”（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记韩维评晏几道语）；作品被歧视为“艳科”、“末技小道”；婉约词在宋代文坛上成了不入主流、不受尊重的一种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