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圣三位一体
作者：郭 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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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一生失业､失意､失恋､失友,短短三十七年就失去了最可宝贵的生命｡他对人热情而慷慨,常愿与人推心置腹,甘苦相共,然而除了弟弟之外,难得有人以赤诚相报｡在同性朋友,尤其画友之间,他一直渴望能交到知己｡定居阿罗之后,他再三力邀高更前往同住,从文中所引梵高写给弟弟的信,便可知梵高对高更的到来怎样渴望｡可是由于性情和画观相异,加上割耳事件的刺激,结果是高更拂袖回去巴黎,梵高则住进精神病院｡追求和挫折可以赢得深刻的智慧,人生和精神历程在经过痛苦的失落后,可以拥有刻骨铭心的情操｡梵高的热情一次次燃起,又一次次被浇灭｡但是他却在宇宙万物之中找到了寄托,将他对人类的赤心热肠倾注在艺术创作之中｡
荣格认为,真正的艺术具有永恒的意义,因为艺术作品本身就具有某种象征意蕴,一种超越作品表层的深层意义;另一方面,这种深刻的象征可能不为当代所理解,必待人类意识发展到更高水平,时代精神更迭,才对我们揭示出它的意义｡因此,真正的艺术作品是超越时代的,真正的艺术是常新的｡荣格的这一观点正好用来诠释梵高的艺术创作,梵高的画在他生前无人买(仅售出一幅《红葡萄园》,为阿罗时期作品),他那些光华照人的向日葵,虽然从梵高写给弟弟西奥的信中我们得知,“高更非常喜欢”,但也未见高更如何赞赏｡虽然在梵高离世前的一八九零年一月,有位名叫奥里叶的青年评论家曾在法国《水星》杂志上发表短文,称颂梵高的写实精神和对于自然与真理的热爱,但梵高的向日葵当时却知音寥寥｡同年三月,在布鲁塞尔举办的“二十人展”上,梵高和他的向日葵还遭遇了屈辱｡可是,一百年后,世人的审美观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梵高的画却无人买得起了｡
第三部分,作者分析梵高不喜欢郁金香却爱向日葵的原因,指出他嗜画向日葵,是因为向日葵具有泥土气与草根性,能代表农民精神——这正呼应梵高亲近自然､体悟自然､扎根生活土壤的性情和默默承受苦难的精神｡
向日葵圆盘的形状,盛开时金黄的颜色,昂头扭颈､从早到晚追随太阳的习性以及多种语言的拼写都离不开“太阳”,这种金黄的色彩与追求光明的精神正呼应梵高盛年充沛的生命力和对光明理想的热烈追求｡再加上梵高的头发和胡髭全是红焦焦的,所以梵高作于一八八九年九月圣瑞米疯人院的那张自画像,络腮胡子与头发相连,甚至就像那向日葵纷披的花絮｡梵高对于向日葵的挚爱,也是对太阳的礼赞,同时也寄寓了他自己的生命形态,也是他历经沧桑之后对生命意义的体味与确认｡因此作者有理由认为,梵高画向日葵即画太阳,亦即自画——三位一体｡
除此之外,作者还引用了《尘世过客》中对梵高的《向日葵》的诠释,由梵高对太阳的珍视引申出他对上帝和慈母的感恩,更丰富了“向日葵”的蕴涵,拓展了《向日葵》的审美空间｡文章至此,向日葵的象征意义就全部揭示出来了｡
总之,这一组向日葵组成一个内在自足的境界,无待于外而自成一意义丰满的小宇宙,启示着宇宙人生不可言说的本质和真意｡因此作者认为,梵高的向日葵不仅从审美心理和审美生理方面能给人无比美好的享受;其审美意义更是深远:一方面,它“象征了天真而充沛的生命”,另一方面,“向日葵苦追太阳的壮烈情操,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志气”,给人一种悲剧的崇高感,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这种悲壮自然引起作者对夸父和伊卡瑞斯这两个神话人物的联想,夸父逐日我们熟悉,伊卡瑞斯则是希腊神话中的夸父｡其父乃雅典巧匠戴大勒斯,因杀侄获罪,带伊卡瑞斯亡命克里特岛,为国王迈诺斯建神牛迷宫,事成却被困宫中,于是父子以蜡粘巨翼于双肩,飞遁出岛｡伊卡瑞斯豪气不羁,高翔近日,蜡融坠海而溺｡(《一童子自天而降》,余光中散文集《青铜一梦》,九歌出版社2005年2月)夸父与伊卡瑞斯虽各属中西神话,但其精神内核却是惊人的一致,即追求光明不惜牺牲生命——这正是梵高伟大之所在,也正是梵高的《向日葵》不朽之所在｡
附:
梵高的向日葵
□余光中
梵高一生油画的产量在八百幅以上,但是其中雷同的画题不少,每令初看的观众感到困惑｡例如他的自画像,就多达四十多幅｡阿罗时期的“吊桥”,至少画了四幅,不但色调互异,角度不同,甚至有一幅还是水彩｡“邮差鲁兰”和“嘉舍大夫”也都各画了两张｡至于早期的代表作《食薯者》,从个别人物的头像素描到正式油画的定稿,反反复复,更画了许多张｡梵高是一位求变､求全的画家,面对一个题材,总要再三检讨,务必面面俱到,充分利用为止｡他的杰作《向日葵》也不例外｡
早在巴黎时期,梵高就爱上了向日葵,并且画过单枝独朵,鲜黄衬以亮蓝,非常艳丽｡一八八八年初,他南下阿罗,定居不久,便邀高敢从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去阿罗同住｡这正是梵高的黄色时期,更为了欢迎好用鲜黄的高敢去“黄屋”同住,他有意在十二块画板上画下亮黄的向日葵,作为室内的装饰｡
梵高在巴黎的两年,跟法国的少壮画家一样,深受日本版画的影响｡从巴黎去阿罗不过七百公里,他竟把风光明媚的普罗汪斯幻想成日本｡阿罗是古罗马的属地,古迹很多,居民兼有希腊､罗马､阿剌伯的血统,原是令人悠然怀古的名胜｡梵高却志不在此,一心一意只想追求艺术的新天地｡
到阿罗后不久,他就在信上告诉弟弟:“此地有一座柱廊,叫做圣多芬门廊,我已经有点欣赏了｡可是这地方太无情,太怪异,像一场中国式的恶梦,所以在我看来,就连这么宏伟风格的优美典范,也只属于另一世界:我真庆幸,我跟它毫不相干,正如跟罗马皇帝尼罗的另一世界没有关系一样,不管那世界有多壮丽｡”
梵高在信中不断提起日本,简直把日本当成亮丽色彩的代名词了｡他对弟弟说:
“小镇四周的田野盖满了黄花与紫花,就像是——你能够体会吗?——一个日本美梦｡”
由于接触有限,梵高对中国的印象不正确,而对日本却一见倾心,诚然不幸｡他对日本画的欣赏,也颇受高敢的示范引导;去了阿罗之后,更进一步,用主观而武断的手法来处理色彩｡向日葵,正是他对“黄色交响”的发挥,间接上,也是对阳光“黄色高调”的追求｡
一八八八年八月底,梵高去阿罗半年之后,写信给弟弟说:“我正在努力作画,起劲得像马赛人吃鱼羹一样;要是你知道我是在画几幅大向日葵,就不会奇怪了｡我手头正画着三幅油画……第三幅是画十二朵花与蕾插在一只黄瓶里(三十号大小)｡所以这一幅是浅色衬着浅色,希望是最好的一幅｡也许我不止画这么一幅｡既然我盼望跟高敢同住在自己的画室里,我就要把画室装潢起来｡除了大向日葵,什么也不要……这计划要是能实现,就会有十二幅木版画｡整组画将是蓝色和黄色的交响曲｡每天早晨我都乘日出就动笔,因为向日葵谢得很快,所以要做到一气呵成｡”
过了两个月,高敢就去阿罗和梵高同住了｡不久两位画家因为艺术观点相异,屡起争执｡梵高本就生活失常,情绪紧张,加以一生积压了多少挫折,每天更冒着烈日劲风出门去赶画,甚至晚上还要在户外借着烛光捕捉夜景,疲惫之余,怎么还禁得起额外的刺激?耶诞前两天,他的狂疾初发｡耶诞后两天,高敢匆匆回去了巴黎｡梵高住院两周,又恢复作画,直到一八八九年二月四日,才再度发作,又卧病两周｡一月二十三日,在两次发作之间,他写给弟弟的一封长信,显示他对自己的这些向日葵颇为看重,而对高敢的友情和见解仍然珍视｡他说:
如果你高兴,你可以展出这两幅向日葵｡高敢会乐于要一幅的,我也很愿意让高敢大乐一下｡所以这两幅里他要哪一幅都行,无论是哪一幅,我都可以再画一张｡
你看得出来,这些画该都抢眼｡我倒要劝你自己收藏起来,只跟弟媳妇私下赏玩｡这种画的格调会变的,你看得愈久,它就愈显得丰富｡何况,你也知道,这些画高敢非常喜欢｡他对我说来说去,有一句是:“那……正是……这种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