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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者可靠与不可靠性的可逆性：以鲁迅小说《伤逝》为例
作者：谭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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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事作品中，至少有一个、甚或出现多个叙述者，将故事讲述出来。在这些讲述故事的不同叙述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区分，这一区分按照叙述者是否参与其所讲述的故事来进行。如果叙述者成为他或她所讲述的故事的一部分，并成为所讲述的情境和事件中的一个人物，就是所谓同故事叙述者（ｈｏｍｏｄｉｅｇｅｔｉｃ ｎａｒｒａｔｏｒ）；相反，如果叙述者并未置身于所讲述的故事中，不是所讲述的情境和事件中的人物，而只进行叙述，则是所谓异故事叙述者（ｈｅｔｅｒｏｄｉｅｇｅｔｉｃ ｎａｒｒａｔｏｒ）①。与之相应，在叙事作品的叙述中，可以区分为同故事叙述与异故事叙述。同故事叙述中的叙述者即人物——叙述者；异故事叙述中的叙述者则通常是所谓全知叙述者或无所不知的叙述者。
在同故事叙述中，叙述者作为人物参与故事的程度会千差万别，呈现出多种不同的状况。但所有这些以不同方式出现的有形的、并具有精神思想与道德态度的叙述者，都不仅讲述了故事，而且作为人物，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发生着种种错综复杂的联系，以适合其自身的身份在行动，从而构成为本身具有独特意义的人物形象。
无论是在同故事叙述还是异故事叙述中，叙述者都存在着叙述的可靠性问题，并因此而相应被区分为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这一最初由布斯所作的区分，主要建立在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隐含作者”，同样是布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作者的一个“隐含的替身”，“作者的第二自我”。作者在写作时，不是在创造一个理想的、非个性的“一般人”，而是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不管一位作者怎样试图一贯真诚，他的不同作品都将含有不同的替身，即不同思想规范组成的理想。”作者也根据具体作品的需要，用不同的态度来表现自己②。这里所说的“表现自己”，不是指作者自身毫无中介的直接显示，而是通过作品中不同的叙述者来进行。比如说，在讨论简·奥斯汀的《爱玛》时，当人们说到“作者她自己”时，这“不一定是真正的简·奥斯汀，而是一个隐含的作者，在这本书中由一个可靠的叙述者来代表——通过不断地指导我们的理智、道德和情感的进展来提高效果”③。
将叙述者区分为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正是基于其与隐含作者的关系所进行的：“可靠的叙述者指的是当叙述者在讲述或行动时，与作品的思想规范（这里所说的是，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相吻合，不可靠的叙述者则并不如此。”就不可靠叙述者而言，“不可靠”一词可以保留给这样一些叙述者：“这些叙述者装作似乎他们一直在遵循作品的思想规范来讲述，但他们实际上并非如此。”④在里蒙－凯南看来，不可靠叙述者由于其道德价值规范与隐含作者的道德价值规范不相吻合，所以这样的叙述者对作品所做的描述或评论使读者有理由感到怀疑⑤。是什么原因使叙述者变得不可靠呢？就在于叙述者的价值观念与隐含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大相径庭，“不可靠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在事实上意见不一，否则其不可靠性就不会出现”⑥。
布斯与里蒙－凯南在区分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时，主要依据其与隐含作者之间的规范（ｎｏｒｍｓ）、尤其是道德规范来进行。这有其合理性，因为这方面所显现出来的规范，对于读者进行价值判断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它应该看作不是惟一的。查特曼指出，隐含作者构筑着叙事作品的规范。同时他认为，叙事作品中的“规范属于一般的文化规约（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ｄｅｓ）”⑦。这显然关涉到一个更为广泛的范围。在我看来，举凡与一定的文化层面相关，涉及到思想的、道德的、伦理的、风俗的、习惯的、事实的等等均属于规范之列，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詹姆斯·费伦与玛丽·帕特里夏·玛汀在他们的《威茅斯经验：同故事叙述、不可靠性、伦理与〈人约黄昏时〉》一文中从不可靠性轴出发，区分了不可靠性的三种类型，即“发生在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报道，发生在伦理／评价轴上的不可靠评价，发生在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读解”。一个特定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可以表现为各种方式，可以在其叙述过程中的不同时刻表现出来。同时，在叙述过程的任何时刻，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可以表现为一种以上的方式⑧。同理，在衡量叙述者的可靠性时应该也可以从这样一些不同的层面出发。
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这一区分已为叙事学界所广泛接受，而且在叙事作品的分析中也常被运用。这一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概念区分具有明显的“类”的特征，被赋予了明晰与一目了然的特点，它有利于人们从相互对立的不同层面对叙述者加以思考。而在对作品叙述者进行总体把握的过程中，也可使读者对作品所显现出来的涉及价值、道德判断、伦理、习俗、事实等方面作出较为合理的评价，不致出现大的偏差。在同故事叙述中，由于叙述者同时又作为人物而出现，因而，对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的判断，还不仅仅涉及到叙述者在作品叙述中所起的作用，同时还涉及到对作为人物的叙述者的理解。因而，这样的区分有助于人们对作品人物的基本把握，并进一步分析人物叙述者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从而加深对作品整体上的理解。
叙述者的可靠或不可靠性问题，涉及到诸如“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信赖叙述者所提供给我们的事实的确切性”⑨这样的问题。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时，一个未曾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似乎应该得到相当的关注，这就是叙述者的可靠与不可靠性并非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在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之间程度不同的可逆性。在不少叙事作品中，尽管可以发现一般意义上的可靠叙述者或不可靠叙述者。但与此同时，却也可以发现这样的情况，其中，被看作为可靠叙述者的，在某些方面显现出不可靠性，或者在故事讲述的过程中，发生某些从可靠性向不可靠性变动的迹象；相反的情况也同样存在于不可靠叙述者中。换句话说，在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这一对立的两极之间，其可靠性与不可靠性存在着可逆性。这种情况在同故事叙述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同时作为特定人物出现的同故事叙述者，常常表现为一个具有丰富而又复杂性格的人物，而人物叙述者的性格也随着时间、环境、心境等等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出多彩多姿的局面，显现出一个活生生的作品人物所可能具有的性格。注意到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之间的可逆性，将使人们对叙述者、尤其是人物叙述者的判断不致进入一个非此即彼的境地，从而影响对作品与人物的理解。
我们知道，在同故事叙述中，当人们判断作品中叙述者的可靠与不可靠性时，会有一个推断的过程：通过作品的叙事话语或更大的叙事语境所表现出来的证据，确定可靠或不可靠性的存在；确定可靠或不可靠性的具体类型，诸如事实的、价值的、意识的等；将可靠性与不可靠性与对作为人物的叙述者的推断连接起来；对隐含作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所存在的交流进行思考⑩。以这样一个判断过程来对作品进行分析，可以推断作品中所出现的是何种类型的叙述者，以及叙述者可靠与不可靠性的程度。同时，也可以看出发生在二者间的可逆性转换。
以下将以鲁迅的小说《伤逝》为例，着重对同故事叙述中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性之间的可逆性，以及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之间有可能出现的相互变动与转换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