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叙述者可靠与不可靠性的可逆性：以鲁迅小说《伤逝》为例

作者：谭君强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伤逝》是鲁迅小说中唯一的爱情小说。故事的人物叙述者涓生以手记的形式，叙述了他与女主人公子君的一段以悲剧告终的爱情，并为之深自忏悔。在这篇小说中，作为人物的叙述者涓生究竟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还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呢？严格说来，两者都不是。在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区分中，很难绝对地将他置于其中的任何一方。在涓生的叙述中，在他作为人物参与到事件与情境、并与子君发生恋爱的过程中，这一作为人物的叙述者的叙述在可靠与不可靠性之间发生着变动，出现了两者之间的可逆性变化。这样一来，也使这一人物成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这一复杂性格与环绕着他所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而就读者对这一人物的态度而言，也伴随着他在可靠与不可靠之间的变动而出现了对他既信任又不信任，既同情、又反感，甚至鄙弃、厌恶的种种变化。
　　叙事作品中的叙述，通常是一种事后行为，叙说已经发生的往事。这种情况，尤其是在人物叙述者“我”叙说自己所经历的往事时频繁地出现。因而，在以人物作为叙述者的同故事叙述中，同一个人物通常存在着“叙述自我”（ｎａｒｒａｔｉｎｇ ｓｅｌｆ）与“经验自我”（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ｓｅｌｆ）。前者属于在叙述的当下表现出来的人物自我；后者则是正在经历着过往事件中的自我。出现在不同时刻的这同一个“我”，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但是，这一人物却有可能在自己人生的不同时刻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情感与态度，以及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认识。而在其叙述中，也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叙事风格与色彩。随着时间的流动，环境的变迁，人们改变对自己过去的认识、乃至对同一事件产生完全不同的看法是不足为怪的。而在同一人物叙述者的“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这两者间的张力中，有时往往就显现出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之间的可逆性。
　　《伤逝》一开篇，人物叙述者便说道：“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接着我们读到，叙述者是要叙说一件一年以前的往事：“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他以如此灿烂的语言叙说了对于子君的满怀期待：“在一年以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有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¹¹⁾以这样一种深自忏悔的笔调，同时又以一种满含深情的回忆叙说往日的爱情，对此读者应该觉得是可信的。为什么不应该相信一个怀着深深的忏悔而叙说自己过去的爱情遭遇的人呢？
　　叙述者的可靠与不可靠性及其转换过程是与隐含作者、叙述者、读者间的交流关系分不开的。在隐含作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在涉及到价值、判断、伦理、道德、理智等多方面可以存在着或大或小的距离。而在文学阅读的过程中，这些距离有可能增大，但也可能逐渐减少，甚至于减少到零。在这里，读者的接受在这一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读者的伦理与价值判断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阅读的伦理维度涉及读者的价值观和判断，同时也与认知、情感以及欲望错综交织：读者的理解影响着他们对作品所要激活的那些价值观的感觉，那些价值观的激活影响着读者的判断，而读者的判断又影响着他们的感情，感情则又影响着他们的欲望⁽¹²⁾。因而，在对叙述者的可靠与不可靠性进行思考与判断时，在发现其中出现二者的可逆性变换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读者自身的伦理价值观念。
　　《伤逝》中一开篇的这位叙述者可以被读者看作是可靠的人物叙述者。读者也期待着追随他的可靠叙述经历故事的行程。以后，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在西方文学与自由、平等思想感染之下的知识分子，叙述者在与子君的接触过程中，不仅燃起了她爱情的火种，而且也使她的心胸中逐渐充盈了新的意识，以至半年之后，在涉及到自己的爱情时，她已与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断然决裂：“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对于所有这些，人们都会以一种赞许的目光去看待，不论是对于人物叙述者涓生、还是对于女主人公子君都会持充分肯定的态度，而叙述者到此时的叙说显然是可信的，其思想、行为、价值判断也是受到人们赞许的。
　　然而，他们的爱情所产生的短暂的同居生活并未给他们带来长久的幸福。以后，由于境况的变化，爱的激情的逐渐归于平静，尤其是工作的丧失，人物叙述者涓生对子君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并最终抛弃了子君，使子君在父亲的威严和旁人的冷眼中郁郁而终。由此而后出现的人物叙述者，人们就不由得逐渐对他的叙说抱一种怀疑的态度，经历了由信任到逐渐不再相信的过程。而作为人物叙述者，涓生也经历了由可靠的叙述者到不可靠叙述者的可逆性变迁。自然，这里读者的不信任与叙述者的逐渐不可靠，并不一定完全出于叙述者对事件的叙说本身不真实，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叙述者对于所叙事件所持的态度与看法所致。正是叙述者的看法与价值判断导致了与读者之间的差异，从而在叙述者与读者间的交流中产生了距离。而这时的人物叙述者正处在他所经历的过去的往事、作为“经验自我”时所进行的叙说中。处于事件与情境之中的人物有可能被种种因素蒙住自己的双眼，甚至失去自己的理性。所以，对于此刻的人物叙述者读者抱有更多的警觉就不足为怪了。
　　当子君不顾一切与叙述者开始同居生活时，后者本应珍惜这得之不易的爱情，对子君加倍呵护。然而，与读者所期待的相反，叙述者对由爱情而凝聚的平静生活失去了昔日的激情。在遭受生活的打击之后，他更是日渐一日地将子君陷入悲惨的境地，甚至于将她看成是“只知道缒着一个人的衣角”，使人一同灭亡的人。他在此刻想到的不是共渡难关，而是分离：“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绝然舍去，……我们的新的道路的开辟，便在这一遭。”这样一种对事物判断与处置的态度，是绝难获得人们认同的；不仅如此，它还使人们难以相信人物叙述者此后对子君的态度会是公正的。应该说，读者对于叙述者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有清楚的了解，而叙述者却在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下，一种显示的欺骗与自欺的状况下试图掩饰他内心的真实思想。这样一来，人物叙述者也就在可靠与不可靠的维度上发生了逆转；而读者也在心理上发生了很大的转换。这一点，在叙述者以“十分的决心”向子君说出了下述一段话时，达到了顶点：
　　
　　“……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明明知道子君离开之后更加无路可走，却说她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明明是以所谓说老实话来掩饰自己的虚伪，却说“人是不该虚伪的”；明明是只为一己打算，却说于子君“好得多”。人物叙述者公开地、直截了当地，却又心安理得地将子君推入悲惨的深渊。此后发生的一切，距读者的推断不会远了。而子君此后的遭遇以及她对待自身悲剧的态度，更使读者对人物叙述者的可靠与不可靠性间的巨大转换留下深刻印象。子君不仅为曾经爱着她的人物叙述者所抛弃，实际上是为整个社会所抛弃。一个无视旧的传统而勇敢地追求爱情幸福的姑娘却不见容于这个社会，为社会和旧的传统所毁，而在毁灭她的人中包含着最初引导她脱离旧的传统、勇敢地追求新生活的人，这是一种双重的悲剧。而子君在与人物叙述者的交往中所流露出来的态度和感情，不仅使她的人生悲剧更为哀婉动人，也使人物叙述者受到更多的道德责问。人们没有想到，这个在社会上除了涓生而外一无所靠的人，在被人物叙述者抛弃之后，在深重的痛苦中依然具有那样强大的道德上的勇气。在被她的父亲带走，临离开她与涓生同居的住所时，她只让房东太太转告后者说她走了。她没有留下责备他的片言只语，却将剩下的全部生活材料，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聚集在一处，“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留给了涓生。与亲手将她推入深渊的人物叙述者相反，她倒在绝望中依然希望他能维持较久的生活。在人物叙述者涓生与子君的道德天平上，读者再一次决然地倾向子君，而对人物叙述者施以更为深重的道德责问⁽¹³⁾。人物叙述者的不可靠性，至此已无须质疑。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