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漫步精神圣殿的追寻与叩问
作者:何希凡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三、飘逝的绝唱与永不飘逝的文学情怀
王实甫的《西厢记》作为一部诞生于元代而“天下夺魁”的古典文学名著,曾激活了封建社会的痴情男女心灵的死水,也曾令现代社会的有情人为之“风魔”,为之倾倒,“余香满口”是“红楼情种”宝、黛二人读“西厢”的心灵默契,“齿颊留香”是万千读者跨越时空的共同阅读体验,它实在无愧为中国文学的绝唱!然而,李存葆虽心仪绝唱,沉醉于绝唱的精美绝伦,但其意识底蕴却不在于复制绝唱和解释绝唱,而在于它在面对“被岁月的河流,漂走了它那迷人的情韵”之时的情潮涌动,在于它立足于绝唱的圣地而心系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文学世界的命运遭际。正像王实甫的《西厢记》是有感于元代社会的惊人黑暗里“魑魅翩翩,怨鬼啾啾,官、吏、僧、道,酒地花天,工、农、儒、丐,猪狗生活,整个社会都在做着死之梦”,他才“将自己的心光、胆光、灵魂之光化作希望的火焰,在无尽的黑暗里翔舞”一样,李存葆也是有感于现代人类在迎来人性解放曙光的同时又走向了人性发展的诸多误区,从而导致人类美好的精神人性积累不断遭到现代人自身的耗散和消解。他虽然漫步于绝唱的圣殿,却痛心于绝唱的飘逝,他从“飘逝”中涌动着对现代人类的无限忧思,又从对“绝唱”的深情回眸中寻找作为现代人性提升的永不飘逝的精神资源。我料想,在这个“不求天长地久,只求一时拥有”的即时性精神消费的当下文化语境中,李存葆的“绝唱”情怀和人性关怀恐怕会被人们视作不合时宜的古典情怀,但我认为他并没有无视社会转型中的人性变迁,作为作家,他也比文学圈外的人更敏锐地感受到当今中国文学的边缘化命运,能自觉到“绝唱”的“飘逝”,其本身就意味着对经典文学所置身的严峻现实生存情境的清醒意识。他对现代社会的人性变迁也持有一种深刻的历史理性精神,他深知,不论我们对《西厢记》中的爱情绝唱有着多么痴迷沉醉,它也不可避免地要被历史的重幕所遮蔽,不同时代的人们总是要揭开属于自己时代的历史篇章。他不仅从“西厢世界”的“大艺术”中看到了“大美”的光辉,同时他也看到了人的暴力和权力中裹挟着非人性的、动物性的野蛮:郑恒因权力而强占美色,孙飞虎以暴力掳掠美色,老夫人则不顾美的尊严而逢迎权力和暴力……人性的发展往往不能与历史的外部变动同步,有时还出现二律背反的现象,那种大善大美的人性之光常常因历史的转轨而减弱了对人类心灵的照射,而那种卑下恶俗的人性阴影却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代代相继:汉宫美女王昭君因被毛延寿丑画,终于“在权力的导演下,做了一场销蚀青春撕碎灵魂的高级游戏”;明末江南名妓陈圆圆“色艺双绝,名动江左”却因权力与暴力的联袂掳掠而命运几度沉浮,最终无缘所恋,却成了权力餐桌上的宛如当今日本温泉宾馆里的“女体盛”;墨索里尼的纵情淫乐,美国白宫的绯闻充斥,直到当代中国奢靡之风纷扬中的“公仆”掳美的丑剧、悲剧的轮番上演……一个真正的作家能够以历史理性的眼光主动迎纳社会文化的转型,这固然是难能可贵的,但一个富有人文关怀的作家是绝对不忍见到以牺牲人类精神人性的提升为代价来换取社会发展的现象花絮的,他也一定会带着自己的良知发出心灵的叩问:这样的发展对人类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现代社会在情爱领域的人性恶化足以证明李存葆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当某些人由偶像崇拜变为金钱拜物教,把世上一切都当作商品甚至良心、人格乃至贞操都在光天化日下廉价拍卖的时候;当某些人把深奥的人生哲学变为单一的物质消费、把内心的种种欲火全部化作生活燃料的时候,‘赵公元帅’必然会在‘急急风’里占据着舞台中央”,而“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金钱的产物,而是男女情感的化合”。因此,“现代社会以金钱为媒、用钞票铺设婚床”的人,必将自食人性与情感内涵被抽空的恶果:希腊船王不惜耗掉全部财产的一半迎娶已故美国总统遗孀,结果分钗破镜,忍饮独居苦酒直至谢世;好莱坞明星丽泰·海华丝不顾弃之不用的下场而拒绝了导演的无理要求,却最终委身于亿万富翁爱德华的巨资包装;当代中国的“粉领阶层”不仅成为洋佬外商、大款巨腕猎艳的目标,也常常温顺乖巧,小鸟依人地投入金钱的怀抱,成为金钱的俘虏,她们不仅重新演绎了“昭君出塞”的辛酸,而且“从那陷阱和圈套里所透出的光怪陆离的情感经历,也远远超过那些面壁虚构的通俗小说”。
李存葆虽然立足于一部古典名著作主体性言说,但他所关注的却是现代人性当下的生存环境,“绝唱”的飘逝不仅是“绝唱”自身所面临的难堪,更是现代社会的人们所面临的精神困境:
当梁祝化蝶的情愫早已飘逝,当崔张联姻的绝唱早已曲终人散,当罗密欧与朱丽叶忠贞的灵魂也早已深埋墓穴的时候,在放纵的性欲已使艾滋病成为“世纪之泣”的当今,世界上一切善良的人们,不得不倚着纽约自由女神思索,倚着巴黎圣母院思索,倚着埃及金字塔思索,也不得不倚着我们古老的长城和巍峨的昆仑思索……
何处才是人性解放的最后“底线”!
经典文学的命运折射出现代人类的精神人性命运,李存葆的文学情怀也远远超过了一个作家的职业坚守和个人兴趣,而是一个优秀作家不能不具有的民族之爱和人类之爱。
今天,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出现了十分令人困惑的状况,一方面文学的批量生产居高不下,诗人作家满天飞,给人以“繁花似锦”的幻象;另一方面,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不仅已为社会大众严重疏离,而且也在文学和学术圈里备受冷落,很多以文学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关注的不是文学本体,而是与现实需要接轨,被传媒、报刊炒得火热的泛文化研究,有的研究生即使做了文学的课题,也不是为了开掘文学自身的价值和论者的学术主见,而更多是充斥着文化泡沫和追风逐流的职业性、技术性写作。精神生产的大量过剩不是文化和文学的真正繁荣,而是直接导致了文化和文学的危机。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大众文化在与精英文化争夺话语霸权中成为文学市场和文化生产领域的主导者,文学研究也开始远离经典和精英,一些学者受西方文化研究热潮的影响,也注视着中国大众文化的勃兴而开始了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向,不仅提出要关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也指出文学关注终极性意义的无意义,有的就职于高校的学者甚至认为今天在大学课堂再讲莎士比亚和鲁迅等作家已是十分可笑的了。毫无疑问,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联姻,已成为我们今天难以拒绝的现实性诱惑和现实性逼迫。无视这种诱惑和逼迫是不明智的,但我们毕竟是既有物质需求又有精神需求的人,我们既需要遵守现实的游戏规则和生存法则,也需要有一定的超越性追求,人类如果没有超越性的精神憧憬,那就会永远被现实所役使而成为现实的奴隶。我们自然不能仅仅用审美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作为捍卫经典文学的有效武器,但我们也不能因大众文化造成的现实性诱惑和现实性逼迫而认定大众文化的一切价值取向都是无懈可击的,都是人类精神人性中最鲜活生动的文化景观。陶东风先生曾对大众文化勃兴后出现在文学领域的以“去精英化”为标志的“祛魅”活动作过正负面效应的考察。他认为文学活动的去精英化颠覆了“关于文学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神话以及由这种神话赋予文学的那种高高在上的神秘性和稀有性”,从而使文化和文学活动“具有强烈的民间色彩和商业驱动与大众参与性”。
然而,在文学活动去精英化的众声喧哗中却出现了“无聊”,“‘祛魅’以后的文学平民化了,大众化了,但是却没有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生活的意义,相反,它变得琐碎化、无聊化、空洞化、软骨化了。大众文化的真正危害……是以娱乐的自由和消费的自由取代并消解了其他方面的自由。”①由此观之,我们对文化和文学不应持二元评判的态度。文化和文学的“去精英化”并非就是无精英化,在我看来,一些关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者的见解和成果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好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研究不是大众眼光对大众文化的观照,其介入方式和姿态仍然是精英化的。我认为,在“无聊”已成为理解当今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关键词的今天,李存葆面对“绝唱”飘逝的严峻现实仍然一往情深地把“绝唱”作为拯救现代人类精神人性严重倒退的重要精神资源,这并非是不识时务的“荷戟独彷徨”,而是既具现实针对性又具精神超越性的文学与美学坚守。无聊的文化与文学现实拒绝了“绝唱”,并不等于人类不需要“绝唱”,“绝唱”在疏离经典的现实中难免飘逝,但“绝唱”的飘逝不是文学的永久性宿命,哪里有对经典的拒绝,哪里也就同时有对经典的守望,只要人类还有对精神家园的期许,人类的文学情怀就永远不会飘逝!
①陶东风:《文学活动的去精英化与无聊感的蔓延》,《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