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敏锐的目光 娴熟的手法
作者：邹 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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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萨默特•毛姆（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ｏｍｅｒｓｅｔ Ｍａｕｇｈａｍ，１８７４－１９６５）是二十世纪英国小说界为数不多的几个雅俗共赏的作家之一。尽管他的长篇小说和剧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为他赢得最高声誉的是他的短篇小说创作。这些故事或取材于作家海外游历时的所见所闻，弥漫着旖旎的南洋风光和浓郁的异国情调，或以爱德华时代英国为背景，将二十世纪初英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世态人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同时对英国的风俗时尚极尽揶揄讽刺之能事。毛姆认为，小说是一门艺术，艺术的目的在于娱乐。虽然他不否认艺术的教育作用，但他更关心作品的可读性和娱乐性。他执意寻求人生经历的曲折离奇，擅长于故布疑阵和巧设悬念，热衷于描述各种山穷水尽的困境和柳暗花明的意外结局。因而他的作品大多数能够引人入胜、发人深思。《大班》便是这类小说中的名篇之一。
《大班》是毛姆一九二一年访问中国后写成的一个短篇，主要讲述一个未经世事的英国小职员来到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奋斗”，不但发了横财，还爬上某地洋行分行大班①的宝座，成了连领事也要让他三分的知名人物。但他并不满足，还想坐上上海总公司的第一把交椅。然而，义和团运动以来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又使他坐卧不安，甚至连中国的乞丐、苦力、街道、庙宇也让他胆战心惊，他感到自己随时有丧命的危险，最后也确实死在这个使他发迹的国家。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写的是一个英国殖民者在中国的发迹及其可悲的命运。但把故事人物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考察，作者笔锋指向的并不是大班个人，而是所有殖民者的共同命运。这篇小说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不像大多数描写海外殖民的英国小说，歌颂和美化英国殖民者的“勇敢精神”和“英雄事迹”，而是把所有殖民势力的代表，不论是船长、教士，还是洋行经理、公司职员，都作为讽刺揭露的对象，并指出其必然灭亡的命运。
《大班》在创作手法上是写实的。它体现了传统现实主义作家描摹和反映现实，并对现实社会的阴暗进行揭露批判，决不虚构美好，以及要反映现实就必须有生活基础的倾向。毛姆一贯主张，作家只有写自己的个人经历和亲身感受，作品才会有真实感，作家也才具有权威性。《大班》就是根据他在中国游历时的见闻，经过他的心灵改造和艺术加工后写成的。虽然毛姆在中国的逗留时间不长，但他用客观冷静的眼光审视了英国殖民势力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贪婪骄横以及他们彼此间的尔虞我诈，还看到了由于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抗给外国殖民者带来的种种冲击和精神压力。在小说中，毛姆对英国殖民者既趾高气扬又胆小如鼠的言行举止和庸俗无聊的兴趣嗜好作了生动的描绘和辛辣的讽刺。
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既要按生活本来的样子反映生活的细节真实和有典型性的本质真实，还要关注作品的题材选择、故事叙述、情节安排、人物塑造和主题阐释，并考虑恰当的形式和技巧。毛姆曾说，“小说家是用故事来思维的”。“一个故事应当具有适合题材的需要的连贯性和足够的可能性”，应当“表现性格的发展”，应当“有完整性”。他还认为，故事与情节不可分割，“情节是故事的布局”，也是“指导读者兴趣的线索”，“作家是靠在情节上下功夫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的”②。毛姆的这些文学主张在《大班》中都有很好的体现：题材新颖，取自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故事完整，有头有尾，有伏笔有悬念；情节生动，主要描写大班参加银行午宴后，在返回办公室途中路过公墓时的情形，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联想和恐惧；人物鲜明，集中刻画主人公大班；主题明确，旨在说明殖民压榨他人就是自掘坟墓。在小说语言风格上，毛姆追求的是“流畅、明了、简洁与和谐”③。所有这些表明，毛姆沿袭的仍是传统的写实手法，而且达到了相当娴熟的地步。
尽管毛姆坚持现实主义传统，对当时小说领域里出现的实验和变革持比较审慎的态度，但他并不反对现代主义为丰富小说创作艺术而做的种种探索，也不完全抹杀现代派作家常用的写作手法和技巧。例如，他认为精神分析法“偶尔用来达到一个特殊的目的如讽刺性，或戏剧性，或解释性的目的是可以的”④。事实上，二十世纪以来，传统手法已难以充分地展示现代人的生活，特别是个人的精神状态或内心世界。因此在《大班》及其前后的一些作品中，毛姆曾谨慎而有限地采用了一些新的技巧，像亨利•詹姆斯一样，他让叙述线索来自作品中的某个人物，大部分叙述和描写都从该人物的视角或意识出发；同时作品表现的不只是人物的所作所为，还有他的所思所感，尤其是人性阴暗丑陋的一面，而且后者在小说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大班》这篇小说的开头对大班其人的介绍，就是通过大班自己的思想活动来表现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个重要人物。”⑤此处虽然沿用了传统的第三人称，但这个“他”，已不完全是那个全知的故事叙述者，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小说中的主角大班了。接下来是大班回首往事——他那“一副可怜相”的故乡，他家那间寒碜的“红色小房子”，他和家人一起吃喝的简单食物，并使之与现在显赫的地位、豪华的住所、精美的菜肴、有几个仆人伺候、一切杂事有管家料理的富裕生活相对比。对比的结果自然是“喜形于色”。小说的第二至第五段，也主要从大班的视角写他的所思所感：他对故土已无“眷恋之情”，他和亲戚也“没有什么联系”，他决意退休后在上海“颐养天年”；但现在说退休“为时尚早”，他“还要干很多年”；而且很可能当上“上海总公司的董事长”。他每次经过公墓都“充满自豪感”，因为他“胜过了”那些长眠在公墓里的“故人”。直到小说第六段，才有大班的“喃喃自语”。第七段后，虽然叙述大班的所作所为，但也有不少笔墨是描写其所思所感。而从二十二段到二十八段，除了一声喊叫，几乎全是人物的意识流动和心理活动。因此，从整个小说的故事内容和叙述方式来看，它反映了二十世纪英国短篇小说的重大变化：从讲述外部活动转向展示内心世界。当然，毛姆的心理描写，着意的是对人物的刻画，不像某些现代派作家那样，主要是捕捉和呈示人物刹那间的印象或心绪，但也不能说没有潜在意识和本能感受的成分。
《大班》的新意不仅在于它将现实的介绍和过去的回忆相互穿插，把客观事物的描写与主观世界的展示相结合，还在于它那亦真亦假、幻实相生的写法给读者留下许多想象和补充的余地。大班在公墓里明明看见两个中国苦力在挖墓穴，还和他们说过话；可并未听说自己团体里最近有人死亡。公墓管理员的回答是“没有让人挖过墓穴”。仆人也说他们去墓地查看，“根本没有新挖的墓穴”。这就不但使大班，甚至让读者也感到迷惑不解。公墓是否确有两个中国挖墓人和新挖的墓穴？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然而，作者并未从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让大班亲自再去墓地查看，又让公墓管理员届时正好外出，并“带走了公墓大门的钥匙”。因而公墓里到底有无新挖的墓穴始终是个谜。而设置这样一个“谜”，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试想如果把小说写成大班进入墓地后发现确有墓穴或者没有墓穴，那就太实太真，故事就很难再往下讲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和阅读兴趣也会受到影响。只有把大班写成去了墓地，但未能进入墓地旋即打道回府，才能更深刻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并将故事推向高潮：大班的再次探墓，不但没有摆脱因墓穴问题所引起的种种不安，反而由于夜半惊梦吓得他魂飞魄散，他期盼尽快回到他本来不愿回去的英国。然而，希望成了泡影；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大班已僵死在他的办公室里。大班这个人物从出场到死亡不过大半天时间。他出场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谢幕时却是痛苦万分，僵尸一具。大班的突然死亡看似颇具戏剧性，仔细想来也不足为奇。大班在中国三十年，他的发迹既是他同同事们勾心斗角的结果，更是建立在对中国人民压迫剥削的基础上的。中国人民对外来殖民者的仇恨和反抗，使他即使是在春风得意之时也不无隐忧——只要想起义和团运动和传教士的死，就“胆战心惊”。一遇到与“死”有关的人和事，即使和自己没有牵连，仍不由自主地“心烦意乱”，连拿着酒杯的手也抖个不停；而当他进入一种与此有联系的、极其可怕的无意想象——噩梦，以及惊梦后的极度恐惧，更加重了他那已经十分脆弱的心脏和心理负担，以致他对他所欺压和掠夺的这个国家的一切一切，都恨得要命，怕得要死。在特定的情况下，怕死到了极点，就必死无疑。因而大班的猝死，是合乎逻辑令人信服的。不管有无苦力挖墓，他都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