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阐释的空间和多义的生成
作者：侯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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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哲学的广泛渗透和艺术表现的需要，现代小说常常采用“以象表意”的形式和象征寓意、荒诞怪异的手法，这类小说我们姑且称它为“意象小说”。意象小说不以形象塑造、再现生活为目的，而是着力表现某种抽象的思想和观念，传达某种难以言传的人生感悟和体验；意象小说追求的不是具象的真实，而是高层面、更高意义上的真实。卡夫卡的《城堡》就是一部典型的意象小说。
《城堡》写于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九月，是卡夫卡生命后期的作品，这部未竟长篇不仅是卡夫卡生命体验与哲学思想的总结，也是卡夫卡创作风格成熟与定型的标志，一向被认为是卡夫卡创作的压轴之作。卡夫卡作为“现代艺术的探险者”，一反传统小说的创作模式，采用全新的审美视角和独特的叙述话语构筑了这部现代艺术的殿宇。它那厚重的艺术底蕴、丰富的思想蕴涵以及谜一般的色调，吸引了许多文人学者驻足于前，或希望找到一把打开城门的钥匙，或试图觅得一条能被牵出迷宫暗道的“米诺塔鲁斯线”。他们从不同的解读视角出发，采用不同的批评方法，寻幽探秘，攀援在通往《城堡》的崎岖栈道上。然而，由于《城堡》作为一部意象小说，采用了“图像式”的表达方式以及象征寓意的手法，且留有较多的不确定性和可被补性空位，这就为《城堡》的阐释拓展了空间，为多种意义的生成提供了可能。《城堡》素以主题的多义性著称于世，下面是有关《城堡》主题的几种较为普遍的阐释。
(一)尴尬人生的写照
从哲学视角发出，以加缪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认为，《城堡》是荒诞世界的一种形式，是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处境尴尬的真实写照。Ｋ被任意摆布而不能自主，他挣扎着，意欲追求自我存在的价值和自由，但以失败而告终。他徒劳的努力代表了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
人们普遍认为卡夫卡接受了存在主义学说。在现代哲学中对卡夫卡影响最大的是基尔凯郭尔。卡夫卡在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曾经写到，基尔凯郭尔“同自己十分相似，至少他与我都处于世界的同一边，他像一个朋友那样与我心心相印”①。基尔凯郭尔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他的哲学思想十分确切地概括了卡夫卡对世界人生的观点。基尔凯郭尔认为，世界的存在既不是物质的东西，也不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精神实体，而是人以及人的内心体验，因此世界的存在是一种纯粹的非理性的主观世界，常以痛苦、不幸、恐惧等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来看卡夫卡在《城堡》中是如何表现这一思想的。
首先，《城堡》表现的世界是一个怪诞的梦魇世界。在这个失去理性的世界上，一切都杂乱无章，混乱不堪，充满了无法解决的各种矛盾的纠结；一切都失去了规律性、连贯性和因果关系，变得荒诞不经；一切都恍恍惚惚，似真似幻，若有若无；一切都变化无常，难防难测，不可把握；一切都是盲目的、偶然的、毫无理由的。在这个梦魇般的世界上，人无能为力、孤独无助、沮丧不堪。Ｋ为了得到一张能在城堡辖区居住的“许可证”，东奔西突，但处处碰壁，求告无门。Ｋ所误入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怪诞的、毫无理性的、冷漠的世界。
其次，《城堡》表现了人的尴尬的生存处境。卡夫卡曾经这样说过：“这世界是我们的迷误”，人在这个迷误的世界上无能为力，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卡夫卡对人在世界上处境的认识。Ｋ的处境正是人的这种尴尬处境的真实写照。Ｋ 的生存困境之一首先是“身份”得不到认同，这就意味着生存价值的失落。身份是一个人自我价值的体现，是社会对自我的肯定和认可，是自我在社会中寻求生存定位、生存权利的重要条件。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处处受人冷落，处处碰壁，其处境之难可想而知。Ｋ 生存困境之二是抗争的徒劳。Ｋ为了使自己的身份得到确认，一心想进入城堡，他费尽心机，丢尽脸面，能用的办法他都用过了(包括勾引克拉姆的情妇弗里达，巴结巴纳巴斯一家)。但仍一无所获，最后凄惨地死去。Ｋ为了寻回失落的身份，取得合法的生存权利，结果耗尽了精力，最后，连命也搭上了。他的抗争不但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反而使自己陷入了噩运的罗网，你越是挣扎，它缚得你越紧，直至置你于死地。Ｋ的生存困境之三是内心的痛苦、孤独和焦虑。人是群体性动物，有一种强烈的精神需要——“归属感”，人渴望从属于某一群体，渴望被认同被接纳，害怕与他人和社会隔离。人的“归属感”是一种精神需要，其产生的根源在于人必须生活在社会中并与其他人协作才能生存。另外，人有“自我意识”常常想到不期而至的不幸、意外灾难等等，因此，人对一定的社会群体有一种依赖感。然而，人的这种“归属感”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极度的痛苦和焦虑以及无法驱逐的孤独感与分离感。这种极端的孤独感和分离感将导致精神分裂，一如生理饥饿导致死亡一样。Ｋ由于身份得不到认同，无法在城堡辖区内合法地工作、居住和生活，变得异常孤独、痛苦和焦虑，最后无望地死去。
加缪曾用西西弗斯被罚反复推石上山的神话来譬喻人的这种徒劳的生存处境。卡夫卡把一个人的目标的可望不可即、志向的难以实现，看作是人的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人生就像那位土地测量员Ｋ，他“沿着那美丽的圆周向前运动”，最后总是回到原来的地方，这种表面看来是“向前运动”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原地踏步的前进”，“生命停滞在假设中的圆周半径开头中心点，新的努力没有了余地，年老力衰、神经衰弱就等于没有了余地，不再有努力的可能就意味着完结”②。人生就是按照这样的“怪圈”运行，直至到达生命的终点。卡夫卡通过Ｋ的生存悲剧向人们揭示的正是这样一种尴尬的人生状态，形象地阐释了存在主义的人生观。
(二)专制统治的缩影
从社会视角出发，不少学者认为，《城堡》涉及的是“政”的问题，“那个虚虚实实、可望不可即的城堡无疑是专制主义统治政权的一个象征”③。“城堡代表着一部庞大的官僚机构，是专制政权的统治机器，那里有密密层层的等级，数不尽的部门，数不尽的官员”④，“卡夫卡没有给他的《城堡》规定时代背景和地理空间，城堡在这里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是整个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⑤。城堡高高在上，威严庞大而又神秘莫测，仿佛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然而，它确确实实存在着并对他属下的臣民构成了致命的威胁，是普通老百姓悲剧命运的主要根源。城堡中官僚机构庞大，但办事效率极低，老百姓想办个户口比登天还难，城堡官员既无能又腐败，他们经常到村上那个所谓的“贵宾馆”寻欢作乐，恣意妄为，无恶不作。卡夫卡在《城堡》第十五章中写到：“他们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正如奥尔嘉对Ｋ所言：“他们成了一群粗野的、简直要造反的暴徒，根本不管什么法律，只知道在他们那永远满足不了的欲望支配下任意胡来。他们无能到了极点。”⑥城堡官员克拉姆就是这样一个寡廉鲜耻、凶狠残暴之徒，他玩忽职守，生活堕落，欺压百姓，是一个封建官僚和寄生虫的典型。卡夫卡还用了整整一章(十五章)的篇幅描写了巴纳巴斯一家的悲惨遭遇。有些学者认为，卡夫卡笔下的官场和世界结构反映了二十世纪的社会秩序，是卡夫卡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卡夫卡生活的年代，是奥匈帝国崩溃前后的一段时期，当时的奥地利，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家长的大棒保护下的封建主义、宗法制度和奴颜婢膝的庸俗气味在任何国家里都不像在奥地利那样完整无损。”⑦合布斯堡王朝以一支强横的军警做后盾，推行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民施行残暴的家长式统治，政府和法律成为压迫人民的两座大山。在这个令人窒息的国家里，人们失去了一切自由甚至失去了最起码的生存权利，处于极大的压抑和不幸之中。卡夫卡作为一位极为敏感的作家，对现实感受颇深，尤其对这种“家长制”权威的恐惧感有着深刻的体验，这种恐惧感一方面来自那个等级森严的强权社会，一方面又来自他的家庭，他那位“专制有如暴君”的父亲。卡夫卡的父亲原是一个半行乞的乡下屠夫的儿子，后来积蓄了一份财产，成了中等的服饰品商人，以后又当了小工厂的老板，并指望儿子长大后能继承自己的家业，然而卡夫卡的性情、气质、志向方面都与其父大异其趣。因此其父对他感到十分失望。其父情性粗暴，为人自信而偏执，“只会使用威力、大叫大嚷和发脾气来对待一个孩子”，使卡夫卡的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一九一九年，卡夫卡写了长达三万五千字的著名的《致父亲的信》，表达他对父亲的畏惧和愤怒。他指责父亲是一个独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