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用生命诠释美与自由
作者：何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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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先生是以美学家名世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偶然购得一本他影响甚巨的美学著作《美是自由的象征》，然而惭愧得很，年少无知的我那时仅仅出于好奇匆匆地读了一遍，正如钱锺书先生在《围城》中形容他的主人公方鸿渐那样：“兴趣颇广，心得全无”。后来这本书被朋友借走多年，加以近二十年的岁月冲洗，它的具体论述已在我的记忆中淡化了，但高尔泰的名字和他的“美是自由的象征”这个著名的美学命题却已深印在我的脑际心间。这不仅因为“美是自由的象征”如同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的命题一样具有学术思想的原创性，而且还因为它在美的范畴中注入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生命关系与精神况味，凸显了美学家最具本质意义的美学追问和生命关怀。我相信，凡是具有一定的审美经验并意识到自由之于生命意义的人，都有可能对这个美学命题引起不同程度的共鸣。但我自己以前对高尔泰及其美学思想的体认更多是从其学术贡献着眼的，书斋里出学者、出思想家曾是我长期的思维定势。我没有想到沉寂了多年的高尔泰又开始舞文弄墨了，而且还舞出了他臻于绝唱的文采，弄出了他令人心动神驰的墨花。我有幸于《名作欣赏》二〇〇五年首期读到他的《敦煌四题》，深感凌云健笔，老其更成！这是高尔泰的近作，但写的却是他几十年前在敦煌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生命际遇和醍醐灌顶般的艺术体悟。近作往事拉开了作者为文的历史时空和生命时空，更令其目光澄澈，体察遥深。读者或能从中获得对高尔泰人生经历更有血肉的把握，或惊叹其炉火纯青的行文运笔之功，或心折于他对敦煌艺术的妙悟高见，或感喟于他所经历的精神炼狱和生命涅槃……而我则不由自主地从这一切联想到作者最负盛名的美学命题——“美是自由的象征”。在我看来，美学家的卓越贡献自然离不开他丰富深刻的审美体验，宽广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超群拔萃的心智才情，但高尔泰这个关乎生命状态和精神际遇的美学命题的横空出世，则更离不开他在生命的苦旅中对美发自灵魂深处的痛切呼唤，离不开他在不自由的生存环境与对自由的精神渴望所形成的巨大情感张力中所引发的审美畅想。我认为，高尔泰不是在用笔，更是在用生命的血泪成就他独拔众流的美学创见，而《敦煌四题》则是他用生命诠释美与自由的最为生动有力的佐证。
一、敦煌之缘与敦煌艺术成因的生命叩问
敦煌是上帝于那流沙飞扬、风尘漫漫的荒凉寡趣世界中的一个恢宏杰构，是那匮乏生机的广袤天地间巧置妙藏的一片绿洲，而中华民族的历代先哲巨匠也没有辜负上帝的伟大造化，他们的慧心巧手将这里造就成举世景仰的文化艺术圣地。莫高窟荟萃了中古至近世跨越数代，绵延千载的壁画、彩塑、经卷瑰宝，至今灿烂辉煌，光芒万丈，撩拨着中外游客的心弦！然而，不论游客对敦煌，对莫高窟何等心仪神往，他们的际遇总是大多带有生命情感体验中的偶然性与即时性，而命运似乎注定了高尔泰与敦煌的必然性生命情缘：小时候就“听父亲说敦煌文物”，虽“不甚了了”，但已在幼小的心灵投下了敦煌艺术的灵光！后来又临摹敦煌壁画的印刷品，敦煌艺术与作者的童年即心手交映，这就更非常人所能有的生命际会，以至于“上学以后，爱翻翻有关敦煌的书”，进一步知道它的神奇与魅力。从此，敦煌这方艺术的天空深镌于作者的童心，使之“心仪已久”。也许读者难免会将这段简短的引言视作散文常见的起笔程式，而我则特别看重这从容散淡的述说中不可或缺的生命之缘。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在那如梦如歌的童年巧遇一段值得终生回味的生命之缘，但我们也往往会因一些并无多少价值的现象花絮的眩惑而于不经意间丢失了许多珍贵的东西，待到我们的生命转轨之后，那些珍贵的缘分便从生命的河道上消逝得无影无踪了。但高尔泰的敦煌之缘不会止步于童年的眷怀，当他少小年华便随父亲辗转于苏州、丹阳等地学画时，或许命运也就预伏了他亲诣敦煌的可能，他后来终于走上了探访敦煌艺术的生命长途，用尽全部心智和血泪忠诚地持守着童年的际会，并将其发挥到生命的极致，这岂能是命运的偶然？因此《敦煌四题》就绝非是一段偶然性游程的传神写照，也不仅是高尔泰作为画家的艺术启示录和他作为美学家的一次深刻的学术体认，而是更多地交融着作者在自我生命困顿与精神磨难中所获得的超越性的时空视界和命运感知，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艺术顿悟与学术提升。
也许第一题“敦煌莫高窟”可以看做是高尔泰对于敦煌艺术的整体性审视。作者由现实回溯往昔，由现代新貌遥想曾经灿烂辉煌而如今繁华不再的历史旧梦。读到下面这段文字，我想凡是关心敦煌文化的人都不能不感慨系之：
它曾经是古代欧亚大陆桥——丝绸之路上总管中西交通的重镇。想当年异国商贾云集，周边羌胡来归，毡庐千帐，土屋万户，鸣驼啸马，绿酒红裙，繁华真如一梦。
历史的风貌不论盛衰，它总难以穿越时空的隧道而以本真的面目与后人际会，尽管敦煌城外的沙漠中至今残留着一些古城废墟和木简、农具、钱币、箭镞，但毕竟早已是“折戟沉沙”了，这就注定了今人只能是历史的寻梦者，而寻梦的结果充其量只能呈现出一个在今人的断想、整合中已不再是历史本身的镜像。可见，不论我们今天对把握历史、征服自然有着多么震撼人心的自信，我们也拗不过历史的潮涨潮落，更不可能在整体意义上与代表着宇宙意志的自然强力抗衡。我认为，这就是高尔泰对敦煌历史、文化、艺术聚散演化真谛的深刻觉知。所以他并没有把敦煌莫高窟这个兼具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历史文化存在作为一个静态景观推到读者眼前，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突出了多种因素的合力创造。当介绍了莫高窟保存的从十六国时期到元代的壁画、彩塑、经卷后，作者首先从历史的纵向演进上凸显了人代代相继的创造，“只有无数人千余年间的代代相继、层层累进，才有这样的宏构巨制的可能”。然而，作者又深知一种伟大的创造绝难产生于文化的封闭状态之中，他尤其看重文化上的横向交融对形成敦煌艺术的决定性作用，其见识也愈见警拔深刻，实能引人深思遐想：
如果没有佛教的东来，没有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马其顿东征带来的希腊文化随着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在这里和月氏、乌孙、匈奴人留下的本土文化，以及汉庭的西征健儿、移徙流民，被贬黜的官吏和迁谪的文人带过来的中原华夏文化交融汇合，而产生出一种野性的活力，激活了人们创造的潜能，并为之提供了宣泄的渠道，则这种可能性也不会向现实推移。
如果高尔泰仅仅止于看到敦煌艺术创造中的多元文化交融，这在今天“文化研究热”中算不了多么新颖独特的见解，他至多不过把敦煌艺术创造的多种文化成因作了较之非专业人员更为系统周延的清理。他的独具慧眼在于能从这种文化交融中洞见一种极具生命质感的“野性的活力”，并认为正是这种“野性的活力，激活了人们创造的潜能，并为之提供了宣泄的渠道”。“野性的活力”是人的生命力在自由状态下的恣意彰显，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拓展人的创造空间，正如作者曾经说过的：“创造，这是人类自由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也是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的主要形式。”①人类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创造是对于现实世界的超越。是对于已知和被认可世界的超越。”②但人如果一旦失去了自由，其创造力也就被封杀了，所以高尔泰说“自由是生命力的升华。它通过认识和驾驭必然性，有意识地按照主体的需要而不断地创造世界”③。作者在此文中将这足以俯仰千秋的敦煌艺术的伟大创造最终归因为“野性的活力”，这不是突发奇想的臆断，而是他在直面和解读这艺术宝库时至真至切的生命体悟和理性穿透。既然伟大的创造离不开“野性的活力”，那么当创造物超越了创造主体所生存的特定历史时空，“野性的活力”也就不会止于单纯人力的作用了。作者在深刻的思辨中进一步拓展了“野性的活力”的范畴，让我们在更为辽阔的视野中把握创造的动因，领悟自由的真谛。对于莫高窟艺术而言，作者认为“历史和自然都参与了它的创造。那荒野神奇而又深藏若虚的自然景观，不是更增添了它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吗？”他甚至还以“当年锃亮闪光俗不可耐的祭器，后来变成了绿锈斑斑古朴凝重的青铜文物”的独到体悟，别有心得地指出：“大自然的破坏力量，在这里变成了创造的力量。鬼斧神工，此之谓乎？”我认为，高尔泰先生对莫高窟艺术创造成因的这些超越常规思维的精辟见解，固然离不开他的学识修养和艺术领悟力，但如果缺少了个体性的独特生命体验，他是不可能迸发出这么多富有思辨意味的智慧火花的。他由“野性的活力”感悟到历史的无序和“多种机缘的巧合”对于艺术创造提供了难得的保证，这与作者自己的生命际遇又是何其相似啊：“想到世事无常，我家破人亡死地生还犹能来此与之相对”，“历史的无序”深刻地对应着“世事无常”，艺术创造的机缘契合着人生难料的际遇，弥漫于宇宙的大自由，也成全了一段难以逆料的生命之缘，作者于首题即用带血带泪的生命体验揭示了自由与艺术、与美的升华之间的必然联系，在高尔泰执著的生命叩问中，我们不仅感到了敦煌艺术真实的“在”和“有”，更懂得了它的“何以在，何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