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用生命诠释美与自由
作者：何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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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对艺术真容难再的生命承担
全文最后的“花落知多少”一题似乎无一词一语关乎自由，作者心之所系的是敦煌文物的存亡绝续，但其中仍然蕴含着对艺术生命自由的深切牵挂。作者认为：“敦煌艺术的昌盛，以唐为最。唐以降，愈往后愈失掉昔年的高华与大气，一代不如一代。”这不是高尔泰的审美偏见，它实际上已涉及到美与风格的关系问题。风格具有独创性，不可重复性，其形成的过程尤须以自由的创造为必要条件，而自由的创造空间又联系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度。以此观之，有唐一代自然是中华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当然，评价敦煌历史艺术的高下不是作者的终极目的，高尔泰是要努力从艺术的盛衰嬗变中捕捉历史的信息，窥探时代变化的曲线。他将敦煌这个个案，证之于世界艺术的嬗变规律，“中世纪欧洲的艺术，落后于古希腊罗马时代；苏联文学远低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艺术的变迁回荡着历史的脚步，我认为，高尔泰从中到外不厌其烦地缕述这一嬗变规律是有其深意的：不论艺术是随着历史升华还是式微，完整地保存它的既有成果和本真风貌，对于后人研究艺术和历史都是弥足珍贵的，后人没有理由更没有权利对它进行粗暴的主观筛选和任意存毁，敦煌文物不论是高华还是粗俗，都是一种再难复现与复制的历史文化存在。
然而，艺术家的良知与理性是难以成为一种公共性认知的，精英无疑拔萃于大众，但大众到底不尽是精英。高尔泰的心愿并没有化作现实社会对敦煌文物应有的尊重，仅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近百年间，敦煌文物遭到了一次又一次令人痛心的破坏：行政命令的强力干预，大小官员的豪夺私吞，往来行人的无意间毁损，军阀部队的粗野践踏，艺术家们功过参半的拷贝临摹，商业化旅游带来的生态失衡……这一切不仅改变了敦煌文物的艺术真容，更切断了历史文化信息穿越时空的自由释放。对此，已年届古稀的高尔泰先生仍然难禁艺术真情的宣泄和自由灵魂的跳动，字里行间还流淌着少年的激愤与狂放：“所谓人算不如天算，我们不妨看得淡些。‘六朝文物草连空’，听其自然比较好。要不，二十多年以来，整个中国在滚滚的商潮中失落了那么多的人文精神，我们又当如何？”高尔泰真能看得淡些吗？当他把敦煌文物的被毁与当今人文精神的失落一脉贯通的时候，其中的愤激与无奈是不难掂量的。作为一个把自己的一段最宝贵的生命时光和最凄凉的生命血泪交融于敦煌文物的艺术家，高尔泰的愤激不是隔岸观火的嚎叫，而是他对敦煌艺术乃至对整个中国民族精神走向至真至切的生命承担。
读完《敦煌四题》，我自然又想到了余秋雨先生的《莫高窟》，我曾多次心动于余氏对历史文化沧桑的忧愤，也心折于他的艺术真知，而余先生也曾多次谈到自己为文时的“生命状态”，也常常用“生命状态”去评价他所喜欢的艺术家。在《莫高窟》一文中，他也有与高尔泰同样的关于艺术与自由关系的精彩表达：“狂欢是天然秩序，释放是天赋的人格，艺术的天国是自由的殿堂。”我想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肯定是需要生命状态的，但如果与高尔泰的《敦煌四题》相比较，余氏的“生命状态”则更多的是一种思考状态和写作状态，他虽然也造访过敦煌，也对此投入了生命的真诚，但与高尔泰的敦煌之缘相比，他也只能算是敦煌艺术之旅的一个过客，其文虽有苦心孤诣的思索，但也不可避免地着上了明显的书斋气和学院色彩。高尔泰是艺术家也是学者，但他更是生命苦旅的真正践行者和艺术险峰的真正攀登者，所以我觉得他的《敦煌四题》是在书斋里写不出的，他的“美是自由的象征”之所以卓然一家，非同凡响，其奥妙在于他是在用生命诠释美与自由。
①②③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④钱理群：《压在心上的坟·序》，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７月版。
⑤ 闻一多：《静夜》，《闻一多诗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