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用生命诠释美与自由
作者：何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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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置身生命炼狱中的精神突围
如果说第一题已经初步传递了高尔泰当时的现实生存信息，那么第二题的“面壁记”便把这种生存现实引向了更为痛切的倾诉：“‘文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形象。所有那些温文尔雅不苟言笑的好好先生，一夜之间变成了凶猛的野兽……只有洞中，那些菩萨和佛像，依旧保持着往日的自尊与安详。”“被揪斗的人多起来，我这个‘死老虎’被撇在一边，常常被派去扫洞子。”我认为，高尔泰并非在这里渲染个人的苦难，而是要着意强调人在一种痛苦的生命体验中所能获得的超越常态的精神感受。钱理群先生说：“人不能无止境的沉浸于痛苦的回忆中……要经历思想的飞跃与升华……使苦难真正转化为 一种精神资源。”④高尔泰正是于苦难中获得了独特的艺术视界：“拄着扫帚看到的，同拿着卡片或者画笔看到的，又不相同。”“对于卡片来说它们是资料。对于画笔来说它们是范本。对于以戴罪之身，手执箕扫，心无所求，依次从容不迫地看下去的我来说，它们成了心灵史，成了一个思维空间的广延量。”我特别看重这“心灵史”三字的分量，因为有了这带有生命涅槃意味的“心灵史”，才使得作者拥有了超越生命常态的艺术感受和价值评判：“都说唐代艺术最好最美，但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魏窟。”这种喜好恐怕难以成为艺术界的公论与定评，但高尔泰喜欢魏窟自有他的道理：“惟魏晋瘦削修长，意态生动潇洒。额广，颐窄，五官疏朗”，他尤其对西魏二八五窟沉醉流连，不论是佛教诸天，还是中国的古代诸神，他们“奔腾竞逐于天空。或乘雷电，或踏飞轮。灵幡飘渺，华盖悬空。旌旗舒卷，衣带流虹。潇潇洒洒，满壁生风”。高尔泰在这气韵生动的艺术宏图上读出了潇洒、疏朗、读出了神秘和自由，更读出了精神的力度和气度。
像一组组流动的乐音，有笙笛的悠扬，但不柔弱。有鼓乐的喧闹，但不狂野。从容不迫，而又略带凄凉，凄凉中有一种自信，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也不是谦卑忍让或无所依归的彷徨。
在此，我们听懂了高尔泰独钟魏窟的心音——自由即美。然而有唐一代的文化艺术毕竟是中华历史长卷中最为灿烂辉煌的一页，作为艺术家，高尔泰是不会回避这一珍贵的历史存在的，他也特别推崇贞观、开元之际以华严、瑰丽、气度恢宏著称的唐窟，因为这些生动无比的艺术创造再现了盛唐睥睨百代的时代风貌。但高尔泰看重的仍然是一种生命力的自由和谐的张扬：“不是禁欲的官能压抑，也不是无所敬畏的张狂。佛国的庄严，都化作了人间的温馨，如此大气，又如此隽永。”而对唐窟中的佛教诸神，高尔泰则青睐他们各具的个性：或单纯质朴，或饱经风霜，或圣洁而仁慈，他们都显示了一种征服与超越的精神气度：“历经千辛万苦，面对着来日大难，既没有畏惧，也没有抱怨，视未来如过去，不知不觉征服了苦难。”至于佛祖释迦牟尼的造像则更是“恣态单纯自然，脸容恬淡安详，如睡梦觉，如莲花开，视终结如开端，不知不觉征服了死亡”。作者终于欣慰地悟出了“死亡的曲子，如此这般的奏出了生命的凯歌”。艺术的光芒也使作者找到了中西同类艺术品的比照基点，由此而产生的民族自豪感绝非国人中阿Ｑ式空洞虚妄的自尊自大。敦煌艺术是中华民族的，但它又是吸纳、涵容整个世界的，非简单化的美学标准和艺术类比可以辨析其差异：“这不是一个可以用阳刚阴柔之类现成概念，或者十字架或太极图之类近似的比喻可以说明的差异，其中隐藏的消息，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通向别样世界的门窗。”虽然作者最终还是要从洞中的面壁回到洞外的请罪，但洞中感觉到一种“广阔”和洞外“直觉得四面都是墙壁”的对比性体验，还是使他在极不自由的现实境遇中获得了另一层面的自由超越。佛家常以面壁图破壁，高尔泰在现实世界是无由破壁的，但如果从“心灵史”的层面解读他的洞中面壁，则或许能听到他于那“别样世界”的精神突围中几声令人荡气回肠的破壁之音！
“寂寂三清宫”一题既是作者寻觅自由的精神曲线，又是他呼唤自由的心灵直白。在莫高窟附近的三座寺庙中，工作人员和家属们群居而显热闹的上寺他不恋，有着两位传奇性人物居住的中寺又设立了研究所，惟有那僻远的下寺（三清宫）令作者情有独钟。这无疑是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选择：这里曾吊死过人，也曾被土匪打死过人，还有狐仙鬼怪的传说。“有几分神秘，几分恐怖”。但高尔泰不是庸人自扰，在那个人人自危、缺乏安全感的乱世之中，那些如惊弓之鸟的精神战士是多么渴望有一方宁静之土以安妥那颗破碎的灵魂！难怪高尔泰坦诚直白：“我喜欢三清宫的宁静”“那是一个属于我个人的世界，离人群愈远，它愈开阔”。在人类社会化的进程中，个体生命本来只有在群体性的社会生存活动中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但社会性活动中不可避免的荒谬性又往往给个体生命形成难以承受的精神重压，迫使个体在残酷的社会关系中产生对群体生活的厌倦和疏离，归隐思退往往成为他们的心灵向往，当他们把这种心灵向往变成现实的时候，他们失去的是个体生命得以驰骋飞扬的广大社会空间，但他们却获得了内在灵魂得以休憩疗治的心灵空间，他们失去的是外在生命的热烈辉煌，却拥有了内在精神的宁静自由。高尔泰独居三清宫是寂寞冷清的，但他并不孤独。在这里他可以自由自在地俯瞰疏林外川流不息的河滩，可以凝眸远眺高坡上古代僧人留下的舍利塔，可以沉醉痴迷于三危山的金光烈焰中的千佛跃动、落霞返照中的鸟飞鱼跃，他更能够在老式的煤油罩子灯下读他喜欢的书籍，完成能温暖他心灵的专题……这一切都是群居生活中绝难幸遇的。
然而，一生都在揭示人的异化与复归，呼唤人在现代社会中的自由与解放的高尔泰，他毕竟不是那力主“清静为天下正”“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庄的信徒，他深知人的思静与独居都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陶渊明“性本爱丘山”而思山水田园之静，但仍然抑压不住“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精神躁动，闻一多身置属于个人的宁静书斋，歆享着“神秘的静夜”“浑圆的和平”，但当听到“炮声轰鸣”“死神咆哮”的时候，无论如何也禁不住“心跳”，不希罕“这墙内尺方的和平”⑤……高尔泰“曾经渴望寂静，梦想着有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好安顿遍体鳞伤的身心”，但当深夜到四五六洞去取暖瓶时，仿佛听到“古代的声音就在耳边”，便感到“寂静更加寂静”的重压，“无边的寂静就是坟墓”，寂静可以带给人以心灵的自由，但如果一味沉埋于寂静，也会渐趋精神的死寂。“寂静不等于安宁，轻柔温软的寂静，有一个冷而且硬的内核：它是刹那和永恒的中介，是通向空无的桥梁。”对于彼时彼地的高尔泰来说，即使面对那没有安全感的现实世界，“也比现在这样，变成千年古墓的行尸走肉要好”。于是他进入寂静又走出寂静，再度践行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的精神使命：“写人的异化和复归，写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写美是自由的象征，即使自知在玩火，也不能阻断自己同外间世间、同自己的时代、同人类历史的联系。”我们终于看到，进入寂静带给作者以自由，也带给了他以重压，而走出寂静虽然带给他“玩火”的危险，但也带给他“复活的喜悦”。如果说高尔泰写作“寂寂三清宫”一题蕴含着什么艺术机巧的话，我却要借用滨田正秀的话：艺术的真实就是生命的真实。当高尔泰在那生命的炼狱中进行着惨烈悲壮的精神突围的时候，他对自由的呼唤无疑是一种心灵的直白，但他在实现这种心灵直白的进程中，又无疑经历了一段生命的苦旅，一条精神的曲线，行之于文，高尔泰就将生命的真实演绎成了一条令人心动神摇的艺术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