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找寻一种方式让别人懂你”
作者：姚晓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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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叙事学家哈里·肖认为：现实主义小说要求有一个“历史化的叙事者”。而历史化的叙事者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声音和心灵都具有历史意识，但只停留在话语空间运作；一种是进入故事空间，与社会历史语境紧密相连，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眼光和世界观⑩。严歌苓在《扶桑》中的写作，无疑属于上述的第二种历史化叙事者。严歌苓喜爱把玩叙事的游戏，但她正是要通过这种叙事形式的戏法，使她的故事更好看、更具真实感。在《扶桑》的复合叙事中，第一人称叙事的运用，就在要使得小说中那些离奇甚至荒诞的故事让人看起来觉得历史就是这样。《扶桑》中“我”的不断插入叙事，“我”与扶桑的跨越时空的“对话”、议论、品评，使叙事者进入了故事空间，并使叙事者的空间与人物（扶桑）的空间合为一体：“你再次转身，现在我看见你脑后那个庞大的发髻，一根白玉簪，一串浅红绢纱花从左耳一路插下来，绕半个髻。”“你的脸像那女婴一样无辜，问我有关阿丁……”“你从迷晕的浅睡浮游上来。看见一个白光团在你枕上、在床边的墙上移动。你看着我，想知道是不是它把你从昏睡中引出来的。”[11]在这些场景中，叙事者“看到了”“听到了”扶桑的面容、声音，还似乎在与扶桑相互谈话。当然，实际上这个叙事者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人物，作为叙事者，她进入了故事空间，而作为叙事者这个人物，她却是隐身的，仍然停留在话语空间。但这种叙事利用了故事空间的感染力来戏剧性地表达了叙事者的历史意识和故事的历史本质，揭示出所述历史在小说中的位置和小说在历史中的位置，给读者造成这部小说不仅本质真实而且故事也真实的阅读幻觉，从而忘却了故事空间中的“我”其实并非作者本人，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叙事者，只不过也是作家的一个创造物而已。这种叙事的效果却是显著的，它产生的魔力是能引导甚至迫使读者关注故事中的历史和关注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王德威曾指出：中国传统历史著作中与西方史学大为相异的“一种吊诡的现象”，是“时间的流逝通常并不是最显要的因素。最令史家关心的反而是‘空间化的’作用——将道德或政治卓著的事件或人物空间化以引为纪念”[12]。与这个传统相应的，是中国古代作家在小说创作中特别喜爱运用历史化叙事方法，如历史背景的铺陈、典故的使用，以形成作品的“似真感”，使作品所展示的世界与历史情境相关联，从而使作品所叙述的人和事均具有超越时间的意义，即达到上述“空间化”的效果。严歌苓的小说创作深得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影响，在《扶桑》中，她的历史化叙事意识令她不断地渲染一百多年前的美国社会文化氛围，描绘和重建过往美国华人生活的细节，用历史陈述来达到写实逼真的效果。一方面，她借所谓的“一百多部史书”记载的华人历史“史料”，形成一种历史话语权威，使其叙事得以超越真与假、写实与虚构的素材局限，造成读者阅读时直指作品的“意义”所作——作者写作的道德、政治和文化隐喻。另一方面，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使历史叙事的“过去性”演化为过去与现在的融合——百年前的人物与现在的“我”的交往对话，造成读者阅读时产生奇异的语境感，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①陈瑞琳：《从花果飘零到落地生根》，《第十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②③⑤严歌苓、郭佳：《严歌苓：找寻一种方式让别人懂你》，２００１年８月６日《北京青年报》。
④严歌苓、沿华：《严歌苓在写作中保持高贵》，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７日《中国文化报》。
⑥严歌苓、王蕤：《两代女作家的美国对话》，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１日，《中国青年报》。
⑦⑧⑨[11]严歌苓：《扶桑》，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⑩转引自申丹：《经典叙事是否已经过时》，２００３年第７期，《外国文学评论》。
[12]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