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与“重”

作者:刘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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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初”这个时间概念对中国而言是有着万象更新的意义的,它是梦醒时分的新起点。而站在起点上的父亲和母亲又成了儿女们的精神原点,儿女们延续他们的肉体与精神,小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借生命个体与社会伦理规范的碰撞感受,思考着中国人在社会变革后的生命和伦理规范如何自处和如何相处的问题。
  生命的不能承受之重在父亲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小说叙事的前半部分,我们会觉得父亲的倒下是因为母亲的欲望背叛了夫妻伦理,而母亲在父亲倒下之后无拘无束的欲望出行以及已经成为植物人的父亲面对妻子偷情流出的泪水,更使我们对此确信无疑。但小说的后半部分却给了我们这样的信息,母亲对徐静说:“我告诉你。我们家发生的这一切都和你爸爸的病有关,如果他还好好的,我们家不会出这么多事。……你以为你爸爸的病和我有关吗?你以为我是个对你爸爸不忠的女人吗?不对,……也许,等你长大了之后会明白的。”母亲否认了这一责任,而小说的最后,与父亲有过微妙情感的王阿姨的女儿刘军告诉徐静自己母亲的病与她的父亲有关。这两处信息所要表明的是,父亲的倒下是缘于他自己,他是被自己的精神之重压倒的。他作为一个伦理道德之重的载体,不敢正视从自身内部滋生出来的生命的欲求,而且这份欲求的力量有多大,从他的伦理道德观念那里反馈回来的力量就有多重。于是他在不堪重负中倒下了。
  但有意味的是,他的倒下才使他真正站起来了,或者说他的倒下才让人们意识到了他存在的重要性。他虽然失去了语言和行动的能力,却用疯长的头发提醒人们他的存在,他用自身之重在床板上压出来的那个人字,也让人触目惊心。妻子和杨怀昌在他面前的偷情,是妻子欲望放纵的极致,这情景让他枯骨一样的身体涌出了泪水,这泪水是引动徐静伦理情怀的关键。父辈的伦理观念正是以这种无力的感性化的形式向她传递的。正是他的倒下,使舆论开始对这个家庭施加影响,并最先冲垮了最顽强的徐铁的精神防线。而且,父亲失去话语能力之后,家庭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过着杂乱的生活”,他就像是一棵大树,给家人的生活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徐铁从父亲那里承传来的仍然是伦理规范之重,这扼制了他的生命力,甚至失去了生育的能力。母亲则放纵自己的欲望脚步,使女儿徐辉视欲望为洪水猛兽。二女儿徐琳在失去了父亲的规范之后,完全跟随了母亲的脚步。这个失去了父亲的家庭只照过一张全家福,这张全家福中,背景是冬天的惨白且毫无生气的阳光,照片中的人则都面容呆板,它与我们阅读期待中的亲情浓郁、根深叶茂的全家福概念截然不同,从而传递出父亲的缺席——也即伦理规范的缺席是不合理的,尽管他曾以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形式存在着。
  徐铁是《白蛇传》中的白娘子一样的人物。他的人生历程,经历了由承受生命之轻向生命之重的转换,其中隐含着作者对于生命的“轻”与“重”的状态的忧虑。徐铁的生命状态经历了一个由张扬到委顿的过程。最初他是一个社会伦理规范的叛逆者,在徐铁放浪形骸的无拘无束的“轻”的生命过程中,他的生命色彩鲜亮而充盈,他的充满蛮性的生命力,使他成为胡同中(民间自然状态中)的强者,游离于社会成人群体社会规范的少年群体有着自己的游戏规则,他们用力量说话,有着自然界优胜劣汰的规则。出身低微的徐铁靠着自己的鲜活和张扬的生命力,俘获了出身优裕而且美丽的金银花的心。在这种没有社会规范束缚的环境中,徐铁要自己想要的,也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他充满了反抗和破坏的精神,父亲的咆哮制止不了他。他已经成了那一片远近闻名的一个小混混,他们都管他叫“老铁”,在他们的游戏规则中,他是强者。没有了爸爸的约束,他更加肆无忌惮地以城市的街道为家,他的身上每天都在增加着足以让手下的小混混信服的伤痕和鲜血。他甚至满怀“弑父”的冲动,背后称父亲为“老徐”,声称总有一天要杀了父亲。这时的徐铁有着英雄般的气势,“老铁”的称谓和金银花对他的崇拜,就是对他魅力的最好证明。
  但这种“轻”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徐铁在成长中开始自觉地向社会伦理回归,因为他毕竟是父亲的儿子,身上因袭着父亲的血脉和精神。社会伦理不仅意味着父慈子孝忠信诚义,还意味着每个人的身份定位,社会是有层次的,是有高下之分的,徐铁回归社会伦理,不仅是回到家庭做一个让父亲欣慰的儿子,让妻子依靠的丈夫,还意味着他将回归到他低微的社会地位上,也就是社会为他确定的符码:一个无钱、无业、没有可助他一臂之力的社会关系网的复员军人。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就如同法海和尚的金钟罩,它先前一直如影随形地跟在徐铁的左右,以不断地使徐铁受父母谴责的方式隐身存在着,徐铁以为自己是与它背向而驰的,而实际上它从来都没放弃收编他的努力。最后它驯化了他的野性,让他自觉地伏低就范。他按照生活给他的低微地位,以卑贱庸俗的态度生活着,金银花甚至说他的腔调和她父亲差不多了。这说明他向社会伦理规范的回归是没有创造性的简单重复,因此摧垮父亲的伦理规范之重同样也将摧垮他的生命力。
  徐辉是家中另一个承受着生命之重的人。她是学习最好的孩子,就这一种描述,就让我们知道了徐辉是父亲精神的延续,她是在社会伦理规范之内中规中矩地生活的人,母亲的欲望出行而导致的对家庭伦理的破坏,使欲望在徐辉的眼中成为一种罪恶,出现在母亲生命中的男人对这个家庭的冲击和破坏,使所有的男人在徐辉的眼中都被妖魔化了。更别说男女两性间的欢娱,在她看来更是充满了不洁的色彩。在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在母亲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男人死掉之后,母女两人邂逅在一个胡同里,两人间的冰冻开始化解,母亲和她去吃肯德基,当她看到一对青年男女的亲昵举动后,竟然恐惧以至恶心得夺门而出。
  当她向爱慕者挥起刀子的时候,她就切断了她的欲望出行之路,她用伦理规范锁闭住自己,看起来她和父亲一样是以沉默为力量的,她沉默地出走,沉默地面对家里的景象,在家庭的聚会上,她不言不语地用那双皮鞋控诉母亲对夫妻伦理和家庭伦理的背叛。维护家庭伦理是徐辉所承受的生命之重,象征着她本能欲望的美丽身体在这重压之下,只有了审美的意义,而没有欲望的语言。在徐辉的心中,一个男人比一只老虎还可怕。“她无法接受一个男人的爱,她的心早在离家出走之时已经对所有的男人封闭了”。韦长清对她的追求与守候,是打动过她的,她其实是爱韦长清的,当韦长清第一次告诉她他喜欢她的时候,她的身体莫名地抖了一下。但在四年大学毕业前夕,她还是拒绝了他,生命的欲望与她心中的伦理规范相遇时,她感到的是恐惧。
  母亲和徐琳都是承受着生命之轻的个体。母亲的行走完全不受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她只跟着欲望的脚步前行。当她的第一双皮鞋丢失以后,杨怀昌送她的皮鞋把她引领出了夫妻伦理,从此她就没有回头,她的欲望的足迹甚至遍布了城市的每条街道。在她这种“轻”的生命状态中,她的三个已经成熟的儿女们都经历着不正常的生命历程,徐铁和徐辉在父亲的力量下趋于委顿,徐琳则正像徐静发现“徐琳身上的气息有些像是妈妈身上的”那样,完全成为母亲欲望的影子,甚至她比母亲还要肆无忌惮,她不停地淘汰着身边的男人,怀孕的时候竟然不知道孩子是谁的,当母亲责备她的时候,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想想你自己。”如果说母亲是“因”,徐琳就是“果”,而且比那个“因”更有衍生性,徐静说:“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永远不会对某件事情耿耿于怀,她洒脱,没包袱,不给自己的快乐留下阴影,她的空无一切的坦荡注定了她要比我们任何人都活得轻松自在而且年轻。”但徐琳无法定位的不知所终的混乱的爱情,与她相遇的男人们的毁灭性的遭遇,以及这种行为的无意义,(“实际上越往后的男人越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能让徐琳惊喜的药片越来越少,她几乎把所有的药片都收藏过了。”)最终消解了她的这种生命之“轻”的意义。
  徐静还是一个在发育成长的个体,她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在父母和兄姐们的生命行程中,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他们感受到的重与轻对于她都是一种间接的生命体验。父亲的痛苦让她间接体验到了生命之重,而徐琳的无拘无束的轻松自在的生活,虽然绚丽得让她羡慕,却又让她望而却步:“我们是同一棵树上的枝条,但生长的样子却千差万别。最旺盛的是徐琳,我也想拥有她那样绚丽的生活,打破自己静如止水的生活,但回味她的生活轨迹,我又充满了恐惧。”在徐静的生命中,父母和兄姐们的行为正积累成新的伦理规范,她的生命将在这个参照系中对规范进行自己的取舍。
  生命与社会伦理规范的冲突是伴随人类成长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它始终存在着,而且在历史大变动的时期会表现得更尖锐突出。作者也是一个有过文革记忆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这部小说作为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凝聚了作者对生命质态的严肃思考。小说中的“八十年代初”和“一九九八年”两个时间指称,在二十世纪的思想文化史上都是有特殊意义的时间点,前者意味着文革后的生命解禁,后者意味着世纪末的反思。甚至作者在八十年代初的年龄与小说中徐静的年龄正相仿,徐静对家庭成员生命历程的观望和感受,其实就隐含着作者对社会的观望和感受。生于十九世纪的尼采以上帝之死,来宣布生命的胜利,视生命价值为道德的基础,这一精神成为二十世纪的人们拯救自身的旗帜。在小说中作者对生命力的张扬也是肯定的,这从父亲晦暗的形象和徐铁转变后的委顿都可见一斑。但社会伦理规范不能因为沉重就被弃置,小说中父亲倒下后杂乱的生活就是有力的注脚。如此,生命与规范就面临着两难处境,小说中传递出来的“重”与“轻”对生命都是一种疼痛的体验,而徐静在春天的暖风中“脚步轻快”的奔跑,蕴含着作者对生命与规范相调适的期待。但是没有人能够给这个永恒的问题以确切的答案,所以徐静也只能是行走在路上,“不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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