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与“重”
作者：刘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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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辉是家中另一个承受着生命之重的人。她是学习最好的孩子，就这一种描述，就让我们知道了徐辉是父亲精神的延续，她是在社会伦理规范之内中规中矩地生活的人，母亲的欲望出行而导致的对家庭伦理的破坏，使欲望在徐辉的眼中成为一种罪恶，出现在母亲生命中的男人对这个家庭的冲击和破坏，使所有的男人在徐辉的眼中都被妖魔化了。更别说男女两性间的欢娱，在她看来更是充满了不洁的色彩。在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在母亲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男人死掉之后，母女两人邂逅在一个胡同里，两人间的冰冻开始化解，母亲和她去吃肯德基，当她看到一对青年男女的亲昵举动后，竟然恐惧以至恶心得夺门而出。
当她向爱慕者挥起刀子的时候，她就切断了她的欲望出行之路，她用伦理规范锁闭住自己，看起来她和父亲一样是以沉默为力量的，她沉默地出走，沉默地面对家里的景象，在家庭的聚会上，她不言不语地用那双皮鞋控诉母亲对夫妻伦理和家庭伦理的背叛。维护家庭伦理是徐辉所承受的生命之重，象征着她本能欲望的美丽身体在这重压之下，只有了审美的意义，而没有欲望的语言。在徐辉的心中，一个男人比一只老虎还可怕。“她无法接受一个男人的爱，她的心早在离家出走之时已经对所有的男人封闭了”。韦长清对她的追求与守候，是打动过她的，她其实是爱韦长清的，当韦长清第一次告诉她他喜欢她的时候，她的身体莫名地抖了一下。但在四年大学毕业前夕，她还是拒绝了他，生命的欲望与她心中的伦理规范相遇时，她感到的是恐惧。
母亲和徐琳都是承受着生命之轻的个体。母亲的行走完全不受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她只跟着欲望的脚步前行。当她的第一双皮鞋丢失以后，杨怀昌送她的皮鞋把她引领出了夫妻伦理，从此她就没有回头，她的欲望的足迹甚至遍布了城市的每条街道。在她这种“轻”的生命状态中，她的三个已经成熟的儿女们都经历着不正常的生命历程，徐铁和徐辉在父亲的力量下趋于委顿，徐琳则正像徐静发现“徐琳身上的气息有些像是妈妈身上的”那样，完全成为母亲欲望的影子，甚至她比母亲还要肆无忌惮，她不停地淘汰着身边的男人，怀孕的时候竟然不知道孩子是谁的，当母亲责备她的时候，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想想你自己。”如果说母亲是“因”，徐琳就是“果”，而且比那个“因”更有衍生性，徐静说：“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永远不会对某件事情耿耿于怀，她洒脱，没包袱，不给自己的快乐留下阴影，她的空无一切的坦荡注定了她要比我们任何人都活得轻松自在而且年轻。”但徐琳无法定位的不知所终的混乱的爱情，与她相遇的男人们的毁灭性的遭遇，以及这种行为的无意义，(“实际上越往后的男人越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能让徐琳惊喜的药片越来越少，她几乎把所有的药片都收藏过了。”)最终消解了她的这种生命之“轻”的意义。
徐静还是一个在发育成长的个体，她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在父母和兄姐们的生命行程中，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他们感受到的重与轻对于她都是一种间接的生命体验。父亲的痛苦让她间接体验到了生命之重，而徐琳的无拘无束的轻松自在的生活，虽然绚丽得让她羡慕，却又让她望而却步：“我们是同一棵树上的枝条，但生长的样子却千差万别。最旺盛的是徐琳，我也想拥有她那样绚丽的生活，打破自己静如止水的生活，但回味她的生活轨迹，我又充满了恐惧。”在徐静的生命中，父母和兄姐们的行为正积累成新的伦理规范，她的生命将在这个参照系中对规范进行自己的取舍。
生命与社会伦理规范的冲突是伴随人类成长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它始终存在着，而且在历史大变动的时期会表现得更尖锐突出。作者也是一个有过文革记忆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这部小说作为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凝聚了作者对生命质态的严肃思考。小说中的“八十年代初”和“一九九八年”两个时间指称，在二十世纪的思想文化史上都是有特殊意义的时间点，前者意味着文革后的生命解禁，后者意味着世纪末的反思。甚至作者在八十年代初的年龄与小说中徐静的年龄正相仿，徐静对家庭成员生命历程的观望和感受，其实就隐含着作者对社会的观望和感受。生于十九世纪的尼采以上帝之死，来宣布生命的胜利，视生命价值为道德的基础，这一精神成为二十世纪的人们拯救自身的旗帜。在小说中作者对生命力的张扬也是肯定的，这从父亲晦暗的形象和徐铁转变后的委顿都可见一斑。但社会伦理规范不能因为沉重就被弃置，小说中父亲倒下后杂乱的生活就是有力的注脚。如此，生命与规范就面临着两难处境，小说中传递出来的“重”与“轻”对生命都是一种疼痛的体验，而徐静在春天的暖风中“脚步轻快”的奔跑，蕴含着作者对生命与规范相调适的期待。但是没有人能够给这个永恒的问题以确切的答案，所以徐静也只能是行走在路上，“不知方向”。作为家庭小说，《全家福》以“家即社会”的视角，以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行为映射出社会中各类群体的生存状态。美国的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比较早地揭示了以生命为本源的人与社会伦理规范的冲突。而在《全家福》中，也无处不在叙写着生命充盈的个体的人与家庭这个社会伦理组织，和维持这个伦理组织的各种公共伦理规范之间的冲突。在作品中，显性存在的是生命欲望，它以奔突的形式活跃在字里行间，隐性存在的是伦理规范，它是遏制、约束的力量。生命欲望与伦理规范间的碰撞和较量，使生命呈现出或轻松或沉重的感觉。
这部作品以《全家福》为题，但看完整部作品，题目所期许给我们的“全”与“福”却无迹可寻。从这一点上，可以说题目与作品的主旨之间，形成了一种意义上的反讽，在审美接受上即产生了“不能承受”的痛感。而且整个家庭中的人物，没有一个真正得到幸福，也没有一个走上快乐的巅峰，他们的生存状态远非现实中人理想的模式，他们只不过是用自己的存在诉说了种种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与“重”。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这样一段话：
最沉重的负担压得我们崩塌了，沉没了，将我们钉在地上。……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
那么我们将选择什么呢?沉重还是轻松?
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他想传达的是摆脱生命重负的“轻”的无意义。但生存展示给我们的事实是，种种或“轻”或“重”的生命经历都灼痛着我们的神经。
小说中承受着生命之重的有：父亲、徐辉(王阿姨、杨守昌也在此之列)；享受着生命之轻的人主要有：母亲、徐琳、金银花；徐铁则在无意义的轻中走向有意义的沉重。而以叙事人身份存在的“我”——徐静，则是一个审慎的观望者，她触摸着家人们行走轨迹，作出自己的人生选择。
这是一部有具体时间指向的小说，它写了一个家庭从一九八〇年到一九九八年间的生活与情感的历程。从一九八〇年到一九九八年这一个时间段内的中国，是从禁欲的噩梦中走出来的中国，生命的意义第一次突破了社会生活的层面获得了认可。社会、政治、道德等文明符码给人们生活造成的坚硬挫伤，使人们带着病痛享受到了生命解禁的自由。过往的伤痕和伤痛使人们在享受生命快感的时候显得理直气壮甚至无所顾忌。而社会伦理规范却因文革造成的“废池乔木”，而使人们“犹厌言兵”。生命之欲与社会伦理规范还处于不成熟的相对立阶段，社会还来不及给人们提供一个合身且不伤害身体的伦理规范，社会伦理规范放弃了对人的硬性钳制，却仍然用警戒的目光在人们欲望的脚步所到之处逡巡。父亲和母亲是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他们的精神特征几乎就象征着八十年代以来的社会伦理规范和人的生命欲望之间的紧张关系。父亲象征着社会伦理规范，母亲则象征着要从这规范之下出走的欲望。父亲的拮据、软弱、怯懦、犹疑不定，是文革精神浩劫之后社会伦理规范困顿无措的表现。母亲与父亲的力量关系是此消彼长，而父亲弱化的时候，正为母亲的膨胀提供了生长空间。由此母亲的张扬也正是八十年代后，社会伦理规范弱化后生命欲望的蓬勃奔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