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与“重”
作者：刘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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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家庭小说，《全家福》以“家即社会”的视角，以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行为映射出社会中各类群体的生存状态。美国的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比较早地揭示了以生命为本源的人与社会伦理规范的冲突。而在《全家福》中，也无处不在叙写着生命充盈的个体的人与家庭这个社会伦理组织，和维持这个伦理组织的各种公共伦理规范之间的冲突。在作品中，显性存在的是生命欲望，它以奔突的形式活跃在字里行间，隐性存在的是伦理规范，它是遏制、约束的力量。生命欲望与伦理规范间的碰撞和较量，使生命呈现出或轻松或沉重的感觉。
这部作品以《全家福》为题，但看完整部作品，题目所期许给我们的“全”与“福”却无迹可寻。从这一点上，可以说题目与作品的主旨之间，形成了一种意义上的反讽，在审美接受上即产生了“不能承受”的痛感。而且整个家庭中的人物，没有一个真正得到幸福，也没有一个走上快乐的巅峰，他们的生存状态远非现实中人理想的模式，他们只不过是用自己的存在诉说了种种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与“重”。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这样一段话：
最沉重的负担压得我们崩塌了，沉没了，将我们钉在地上。……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
那么我们将选择什么呢?沉重还是轻松?
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他想传达的是摆脱生命重负的“轻”的无意义。但生存展示给我们的事实是，种种或“轻”或“重”的生命经历都灼痛着我们的神经。
小说中承受着生命之重的有：父亲、徐辉(王阿姨、杨守昌也在此之列)；享受着生命之轻的人主要有：母亲、徐琳、金银花；徐铁则在无意义的轻中走向有意义的沉重。而以叙事人身份存在的“我”——徐静，则是一个审慎的观望者，她触摸着家人们行走轨迹，作出自己的人生选择。
这是一部有具体时间指向的小说，它写了一个家庭从一九八〇年到一九九八年间的生活与情感的历程。从一九八〇年到一九九八年这一个时间段内的中国，是从禁欲的噩梦中走出来的中国，生命的意义第一次突破了社会生活的层面获得了认可。社会、政治、道德等文明符码给人们生活造成的坚硬挫伤，使人们带着病痛享受到了生命解禁的自由。过往的伤痕和伤痛使人们在享受生命快感的时候显得理直气壮甚至无所顾忌。而社会伦理规范却因文革造成的“废池乔木”，而使人们“犹厌言兵”。生命之欲与社会伦理规范还处于不成熟的相对立阶段，社会还来不及给人们提供一个合身且不伤害身体的伦理规范，社会伦理规范放弃了对人的硬性钳制，却仍然用警戒的目光在人们欲望的脚步所到之处逡巡。父亲和母亲是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他们的精神特征几乎就象征着八十年代以来的社会伦理规范和人的生命欲望之间的紧张关系。父亲象征着社会伦理规范，母亲则象征着要从这规范之下出走的欲望。父亲的拮据、软弱、怯懦、犹疑不定，是文革精神浩劫之后社会伦理规范困顿无措的表现。母亲与父亲的力量关系是此消彼长，而父亲弱化的时候，正为母亲的膨胀提供了生长空间。由此母亲的张扬也正是八十年代后，社会伦理规范弱化后生命欲望的蓬勃奔涌。
“八十年代初”这个时间概念对中国而言是有着万象更新的意义的，它是梦醒时分的新起点。而站在起点上的父亲和母亲又成了儿女们的精神原点，儿女们延续他们的肉体与精神，小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借生命个体与社会伦理规范的碰撞感受，思考着中国人在社会变革后的生命和伦理规范如何自处和如何相处的问题。
生命的不能承受之重在父亲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小说叙事的前半部分，我们会觉得父亲的倒下是因为母亲的欲望背叛了夫妻伦理，而母亲在父亲倒下之后无拘无束的欲望出行以及已经成为植物人的父亲面对妻子偷情流出的泪水，更使我们对此确信无疑。但小说的后半部分却给了我们这样的信息，母亲对徐静说：“我告诉你。我们家发生的这一切都和你爸爸的病有关，如果他还好好的，我们家不会出这么多事。……你以为你爸爸的病和我有关吗?你以为我是个对你爸爸不忠的女人吗?不对，……也许，等你长大了之后会明白的。”母亲否认了这一责任，而小说的最后，与父亲有过微妙情感的王阿姨的女儿刘军告诉徐静自己母亲的病与她的父亲有关。这两处信息所要表明的是，父亲的倒下是缘于他自己，他是被自己的精神之重压倒的。他作为一个伦理道德之重的载体，不敢正视从自身内部滋生出来的生命的欲求，而且这份欲求的力量有多大，从他的伦理道德观念那里反馈回来的力量就有多重。于是他在不堪重负中倒下了。
但有意味的是，他的倒下才使他真正站起来了，或者说他的倒下才让人们意识到了他存在的重要性。他虽然失去了语言和行动的能力，却用疯长的头发提醒人们他的存在，他用自身之重在床板上压出来的那个人字，也让人触目惊心。妻子和杨怀昌在他面前的偷情，是妻子欲望放纵的极致，这情景让他枯骨一样的身体涌出了泪水，这泪水是引动徐静伦理情怀的关键。父辈的伦理观念正是以这种无力的感性化的形式向她传递的。正是他的倒下，使舆论开始对这个家庭施加影响，并最先冲垮了最顽强的徐铁的精神防线。而且，父亲失去话语能力之后，家庭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过着杂乱的生活”，他就像是一棵大树，给家人的生活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徐铁从父亲那里承传来的仍然是伦理规范之重，这扼制了他的生命力，甚至失去了生育的能力。母亲则放纵自己的欲望脚步，使女儿徐辉视欲望为洪水猛兽。二女儿徐琳在失去了父亲的规范之后，完全跟随了母亲的脚步。这个失去了父亲的家庭只照过一张全家福，这张全家福中，背景是冬天的惨白且毫无生气的阳光，照片中的人则都面容呆板，它与我们阅读期待中的亲情浓郁、根深叶茂的全家福概念截然不同，从而传递出父亲的缺席——也即伦理规范的缺席是不合理的，尽管他曾以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形式存在着。
徐铁是《白蛇传》中的白娘子一样的人物。他的人生历程，经历了由承受生命之轻向生命之重的转换，其中隐含着作者对于生命的“轻”与“重”的状态的忧虑。徐铁的生命状态经历了一个由张扬到委顿的过程。最初他是一个社会伦理规范的叛逆者，在徐铁放浪形骸的无拘无束的“轻”的生命过程中，他的生命色彩鲜亮而充盈，他的充满蛮性的生命力，使他成为胡同中(民间自然状态中)的强者，游离于社会成人群体社会规范的少年群体有着自己的游戏规则，他们用力量说话，有着自然界优胜劣汰的规则。出身低微的徐铁靠着自己的鲜活和张扬的生命力，俘获了出身优裕而且美丽的金银花的心。在这种没有社会规范束缚的环境中，徐铁要自己想要的，也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他充满了反抗和破坏的精神，父亲的咆哮制止不了他。他已经成了那一片远近闻名的一个小混混，他们都管他叫“老铁”，在他们的游戏规则中，他是强者。没有了爸爸的约束，他更加肆无忌惮地以城市的街道为家，他的身上每天都在增加着足以让手下的小混混信服的伤痕和鲜血。他甚至满怀“弑父”的冲动，背后称父亲为“老徐”，声称总有一天要杀了父亲。这时的徐铁有着英雄般的气势，“老铁”的称谓和金银花对他的崇拜，就是对他魅力的最好证明。
但这种“轻”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徐铁在成长中开始自觉地向社会伦理回归，因为他毕竟是父亲的儿子，身上因袭着父亲的血脉和精神。社会伦理不仅意味着父慈子孝忠信诚义，还意味着每个人的身份定位，社会是有层次的，是有高下之分的，徐铁回归社会伦理，不仅是回到家庭做一个让父亲欣慰的儿子，让妻子依靠的丈夫，还意味着他将回归到他低微的社会地位上，也就是社会为他确定的符码：一个无钱、无业、没有可助他一臂之力的社会关系网的复员军人。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就如同法海和尚的金钟罩，它先前一直如影随形地跟在徐铁的左右，以不断地使徐铁受父母谴责的方式隐身存在着，徐铁以为自己是与它背向而驰的，而实际上它从来都没放弃收编他的努力。最后它驯化了他的野性，让他自觉地伏低就范。他按照生活给他的低微地位，以卑贱庸俗的态度生活着，金银花甚至说他的腔调和她父亲差不多了。这说明他向社会伦理规范的回归是没有创造性的简单重复，因此摧垮父亲的伦理规范之重同样也将摧垮他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