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鸭绿江的另一边
作者：王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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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农民并不匆忙地弯腰在田里做事。零星也见到人在没翻耕的稻田里挖野生的植物，好像挖野菜。在乡间道路上的走路人同样挺胸扬臂，不左右四顾。我想，朝鲜人没有中国东北农民形容的闲着卖呆儿吗?进入朝鲜第四天，我才在一个小火车站密闭的玻璃窗后面发现了拥挤在一起的面孔，很明显，他们在自以为安全隐蔽的地方，正带着极大的好奇在观察我们这些坐进口空调车一掠而过的外国人。自从这个发现以后，再去注意朝鲜的玻璃窗后面经常贴着黝黑的脸，他们在张望。这样才正常，像二十年前的中国。
还有一些人，我说不清他的身份，在几个允许我们停留的广场边缘游动，一律拿一本书，但是眼睛不在书上。
朝鲜的孩子们，他们除读书以外，都在什么地方逗留，以什么方式玩，像我们这种旅游法儿，没可能知道。平壤的傍晚，大约一小时内有匆匆赶路回家的行人，很快，它静得不像一座城市，只有太宽的街面空空荡荡袒露着。洪导游说，他的国家实行全民免费住房，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中国人马上问，大学的学费由谁出。回答是国家。中国人顿时感慨，要供一个大学生需要多少人民币!洪导游说，他在中国读书，正是朝鲜最艰难的三年，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七年大灾荒，他说自己很没良心，当了逃兵，没和他遭遇困境的国家在一起，所以他现在要好好干。他的好好干，目前就是突击讲好中国话。导游的大女儿在平壤第二少年宫，在带我们参观平壤第一少年宫的时候，他不断重复这话，让我们联想到少年宫不是容易进入的圣地。他还强调，一个国家必须重视知识分子：没有知识人，不行!我感觉他在暗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同时暗示他的国家比中国进步开明。
在中国，我没见过这么富丽堂皇的少年宫，它更像一个对外接待景点，不是给孩子们的活动场所。和过去中国的少年宫一样，佩戴红领巾的孩子在这里画画跳舞练琴，有一间电脑房，都是男孩，我儿子进去看了几分钟，出来对我摇头。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但是没说。我们把从丹东带来的一包铅笔给了一个画石膏像的男孩，因为他画出了那个苍白人脸透露出的并不明显的忧郁。男孩接过礼物的动作有点不自然，好像那些笔是凭空落在他的手心里，他直接把它接住塞在画板下面，整个动作之小，只有他和我们能察觉，然后他继续他的临摹，没有抬头，没说谢谢。
少年宫是石头建筑，徐敬亚走到哪儿都反复说，朝鲜啊，太缺乏新型建筑材料了，只有使用石材。徐敬亚观察朝鲜和我不同，他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插队，有另一种感情。石头显出凉爽但是沉重压抑，就在石头屋子里孩子们让琴声不断。
朝鲜的大部分山光秃荒芜，但是河水清，流过平壤的河叫大同江。早晨，我们坚持要去百货商店看，但是，导游以商店没到营业时间为由，把车停在江边，宣布自由活动。江水满盈，沿着堤岸，过来两个男孩，我们想和他们拍合影，怕被拒绝，就有点强硬，直接过去揽孩子的瘦肩膀，他们想挣脱，能感到暗中的用力和害怕。徐敬亚把口袋里的橡皮钥匙链指甲刀气球皮全塞到他们手里。我说，这是胁迫。孩子照过合影马上跑，跑了很远再回头看我们，又看手里多出来的东西。
记得，有一个外国人说，他欣赏中国人“前消费时代的古朴的脸”，现在，这略带青铜色的形容必须让位给鸭绿江另一边的朝鲜人了。那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们，女人男人孩子，他们的内心里都存放着什么。
4.越困难越乐观的人们
在有着二千四百万人口的朝鲜境内，作为中国旅游者停留了四天，我没见到一个拿一根小葱的路人，好像朝鲜人活着并不食人间烟火。
去平壤的火车上，穿一身灰制服的男列车员手里一直握着个白炽灯泡，四个小时，无论走路扫地开关车门都不放下。为什么要始终拿着它?或者把它拧好，或者干脆扔掉。后来，我发现全朝鲜，除我们住的宾馆里，再没见过垃圾箱，没有这种装置。因为朝鲜不产生垃圾，没有纸巾没有罐装饮料没有塑料瓶没有纸袋塑胶袋。洪导游蹲在路边抽过烟，四处望望，小心地把烟头塞进路边下水井的铁篦。平壤也因此极其洁净，除风掀起的尘土外，可以说一尘不染。下午，成队的小学生蹲在人行道上，手拿小木棍清除路面砖缝里的泥土。红领巾飘飘。
进入朝鲜，我们用上了外汇兑换券，一定的人民币换回几张印制并不精致的纸片。据说是极不公平的汇率：四朝元等于一元人民币。买一束又少又蔫的鲜花，放到金日成铜像前，要付出五十元人民币。
我想到两年前在西安，又矮又丑的出租车司机对我嘲笑美国游客愚蠢，会拿出一把美元任你自取。我们在朝鲜就充当了那种美国人，手里的兑换券扑克牌一样送出去，随朝鲜的女售货员挑拣，没人会怀疑她们对金钱存有杂念。
引用朝鲜书籍里的语言：朝鲜人民越困难越乐观地生活。
这本书的作者是亲朝的日本人，署名为田隆司，书名为《金正日时代的朝鲜》，书后标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印制，二OOO年出版的中文版本正式出版物。它详细讲述了朝鲜几年前的情况：“一九九四年七月八日金日成主席突然逝世，那天深夜，国家的各个地区突然倾盆大雨，雷电交加。人民都把它同主席逝世联系起来谈论，感到惊讶和悲痛，全世界都沉浸在悲哀之中……但雪上加霜，共和国连续四年遭到自然灾害，灾情是极其严重的，具体数字表明了这一点。一九九四年冰雹灾害，一九九五年洪水灾害，一九九六年洪水灾害，一九九七年高温灾害旱灾和海啸灾害”，下面，他引用了一系列数字，简要累计了三年中朝鲜的受灾人口，被他称为“难民”的有一千一百二十七万人，他说“这个时期遭到破坏的耕地，到现在也还没有恢复地力”。他在书中还专题探讨化肥问题，朝鲜不能自己生产钾肥磷肥，一直依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的进口”，他责怪由于这个市场的解体，有些国家向朝鲜提出用外汇结算，使他们面临严重的化肥短缺，同时发生了能源危机，仅有的农机不能利用。我们在旅途中经常见到草棚下停放着陈旧的拖拉机。
朝鲜的五月，刚绿的土地上只有零星散漫的劳动者和几面褪色的旗帜。一个丹东出租汽车司机告诉我，朝鲜每人每天配给粮食定量曾经是一百克。二两啊，一小捏啊，他说。
到朝鲜的第二天，我们要求看看商店，努力了再努力，最后被带去了没有一个顾客的外汇商店。看来，我们学会自己识别市区内的商店了，门上有朝文，有大橱窗，有一两个女售货员，没有顾客，是朝鲜商店的特征。
洪导游在埋怨，你们的要求太多了，什么都要看，没什么可看的!宾馆的商店不是每天让你们看?
没人再为难追问这个导游，哪个国家宾馆在商场里摆卖饭锅和煤气灶?
这个时时感到被刁难的朝鲜人连叫头痛，他想躲开中国人。但是，下一餐饭几点吃，人们总要问，而这类问题竟然不由导游或宾馆厨房说了算，导游说要请示科长的意见，他一个人站在宾馆大堂柜台前，焦躁不安等待科长的电话，有中国孩子过去拉他，你不会打手机吗?谁知道那科长是个什么人，总之，准时吃一餐饭不是件容易事。人们要求自己去外面吃，洪导游更紧张了，一口咬定出了门会走丢，他极力推荐去宾馆顶层吃夜宵。我们去了，上面没有第二伙客人，只一个女服务员，等了一小时，吃到了冷面，十五元人民币一碗。而几个沈阳游客锲而不舍，终于离开酒店，据说走出两公里，有专为外国游客搭建的临时小食摊，吃的也是冷面，不过，由洪导游全程陪同，他的要求是请他喝不低于五十度的烧酒。
在我们烦闷地等冷面的时间里，服务员一点不急，她十分投入地看小电视，居然是好莱坞的《狮子王》，听说朝鲜电视只有一个频道，到周末有三个频道。我们房间里的电视始终只有一个频道，两个晚上都播出会议，胸前带奖章的老人在台上发言，台下的听众在流眼泪，所有发言的人不断发出“斯密达”的感叹声。我问洪导游，他说斯密达的意思是“是的”，表示肯定。我问他，有“不斯密达”这词吗?他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