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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中国短篇小说年选》序
作者：洪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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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楚的《长发》、戴来的《给我手纸》和巴桥的《丹萍的世界》都是以一种相对极致的叙事法则来展现人物内心的生存困顿——这种困顿，既有情感的颠沛与伤害，又有信念的执著与捍卫。《长发》中的王小丽为了获得心中的那份爱情，几乎受尽了各种屈辱，却依然是无怨无悔。也许，跑龙套的小孟不可能给她真爱，但她还是愿意忍痛将自己心爱的一头长发卖给了南方人，仅仅是为了给小孟买一辆摩托车。《给我手纸》中的岑晟所遭遇的则是婚姻生活中极度荒谬的错位——没有了爱，恨却可以变成各种充满人生快意的折磨。无论是妻子刘逸梅还是情人汪菁，作为岑晟生活中的两个影子，终于将他牢牢地覆盖在无边的困顿之中，使他坐在“生活的马桶”上永远也别想得到“手纸”，永远也别想体面地站起来。这里，由爱情——婚姻——复仇——快感所构成的情感怪圈，几乎被赋予了某种隐形的权力。《丹萍的世界》通过丹萍对继父的拒绝，延续了一种漫长而又充满仇恨的道德惩罚。因为丹萍对继父的冷漠和厌恶，不仅仅是出于自身情感的因素，同时还来自于母亲与继父在父亲生前就出现的绯闻，正是这种不道德的绯闻，使她在潜意识中承担了捍卫父亲尊严的使命，并开始了执著而又顽强的精神惩罚。尤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相对纯粹的精神性叙事，作者在叙述中并没有大量地动用心理描写，而是通过白描的神情、冷峻的对话、简洁的动作，来凸现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使人物内心的复杂冲突更具审美震撼力。这种以外在叙事拓展人物内心空间的叙述手法，在我看来，具有十分特殊的审美价值。
陈昌平的《大闸蟹》、叶弥的《孤枕》、陈锟的《我们走在鹊桥上》、朱朱的《屋顶上》、小艾的《海棠传奇》、刘玉栋的《幸福的一天》、盛慧的《水缸里的月亮》和红柯的《玫瑰绿洲》等作品之所以进入我的选取视野，是因为我更看重它们在“向内转”上的积极姿态。尽管这些作品在叙述方式上并没有采取更具颠覆性的先锋思维，但是作家们显然已不满足于通常的小说叙事手法，而是积极地进行了一些颇有成效的探索和实验。譬如，《大闸蟹》就是以无奈的反讽手法，极富情趣地消解了主人公内心里的惋惜之情。面对丢失的大闸蟹以及垃圾筒旁不断出现的蟹壳，刘爱国不只是心痛自己千里迢迢带回来的心爱之物永不复归，慰藉妻儿的愿望从此落空，他还更惋惜吃蟹者暴殄天物的心态。于是，他自觉地通过自己的告示来“指导”拾蟹者完成真正意义的吃蟹过程，当然，同时他也完成了自己心理上的吃蟹过程。《孤枕》则颇有意味地设置了一个叫着铜锣街的谎言世界，并让一个叫兰仙的女子嫁到了这个小镇。由于兰仙的婆家是个开老虎灶的，终日聚集着各种市民，这无疑为兰仙感受各种谎言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契机。于是，兰仙不断地被各种谎言所困扰，在真假难辨的世界里无所适从。尤其是当儿子出生之后，丈夫的言行也开始变得真假难辨，于是她只好在忍无可忍之中另觅住处。她给儿子取了个“求真”的名字，希望在这个谎言的世界里培养一棵真诚之树。事实证明，她的所有努力都破产了——不仅丈夫离她而去，儿子背叛了她的初衷，而且自己也不得不背叛自己。绝对的真诚与绝对的谎言都是不可理喻的，兰仙注定要孤独下去，即使她对命运开始做出妥协。
《我们走在鹊桥上》将古老的传说进行了一种现代化的演绎。这种演绎，与其说是对纯洁爱情的刻意解构，还不如说是对现代生活的一种隐喻性的反讽。作者充分调动了自身惯用的黑色幽默式语调，将王母娘娘、李白以及牛郎织女这些神话人物或被神话化的人物还原为俗世中的人，让他们沿着世俗的人性而滔滔不绝，由此完成了某种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颠覆。《屋顶上》和《海棠传奇》更多地动用了传奇的手段，但传奇之中却洋溢着异常空灵的审美质感。它们充分利用了短篇小说在情节设置上的缺失和空白，将大量难以理喻的逻辑关系成功地剔除在外，使文本保持着某种扑朔迷离的审美效果。相比而言，《屋顶上》更具精神的超迈性，尤其是那个梁上君子的伦理风范，远远地高于他的“盗花”绝技；而《海棠传奇》更侧重于氛围的营构，神秘、恐惧，人鬼间的未了情和未解怨，在美艳的海棠花中进进出出，并最终给了春明一种生命的劝喻。《幸福的一天》和《水缸里的月亮》在面对生存的苦难时，自觉地规避了现场叙事的惯常表达，而是借助特殊视角来推动故事的展开。前者以反向观照为基点，通过死后的“我”来一一满足生前的愿望，揭示了现实生存的无望之苦。后者则通过一种追踪式的手段，冷静地叙述了母亲对饥饿的抗争。《玫瑰绿洲》写了一个商界老板魂归西北故里的历程，但红柯却将一个人的灵魂回归演绎得波澜壮阔，分外妖娆。在这篇小说中，文化的根脉，刚烈的禀赋，炽烈的情爱，原始的野性，旷达的无畏，就像那片绿洲上的野玫瑰，在人物的灵魂深处非常自然地融成一种终极化的理想，以至于主人公死后还不得不爬出棺材，让自己的幽灵一次次地穿越这片土地，穿越自己生前未曾体验而又渴望体验的隐秘激情。这里，作者好就好在没有刻意地追求叙事的过渡象征，也没有过分地渲染野性的剽悍，而是让地域风貌、人物精神、理想召唤自然而然地叠合在两代人的生存命运之中，构成了一种异常丰沛的隐喻性文本。
艾伟的《菊花之刀》、王手的《给日本人带路》和黄梵的《良民》借助特殊的历史作为故事背景，通过战争、死亡与政治惩罚的历史强权重压，剖示了人性潜在的某种脆弱与扭曲。《菊花之刀》叙述的是一个恋母情结极重的日本鬼子，在侵华战争中不断地寻求母爱的畸恋情感。这个日本鬼子以“我”的母亲作为虚拟的畸恋对象，然后利用侵略者的权力优势，频频地向“我母亲”发出某种人性的召唤，以至于“我母亲”由惊惧慢慢地转为适应、甚至欣喜，并最终产生了母性特有的怜爱之情。小说也由此而使战争的民族侵略与人性的彼此依偎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张力。在这种张力之中，作为叙述者的“我”，虽然觉得无法理喻却也无可奈何。特别是随着战争的结束，日本鬼子在“我母亲”面前完成了日本武士道式的自杀仪式，而“我”也因此被卷入了“汉奸”的审判之列。作者的机敏之处在于，他通过一种畸形情感与历史权力的勾结，将战争的性质、个人的命运引入另一种充满悖谬的历史境域之中，使人们无法对之做出简单的是非判断。《给日本人带路》通过真假日本人的入侵给一个偏僻的乡村平民所带来的恐惧，饶有意味地演绎了国人特有的人性面貌。当两人伪装的“日本人”意外地来到永县，通过几次拙劣的枪声震住村民之后，我们终于发现，看似从容的国人几乎在转瞬之间就变得无所适从，然后逃匿得无影无踪，所谓的“民族入侵”由此而成为肆意践踏，为所欲为。而这一切，还仅仅是几个“假日本人”狐假虎威的结果。当真正的日本人来临时，不仅“假日本人”原形毕露，颓败如泥，连“孤胆英雄”金丙贵也领教到了真正的残忍与暴虐，屠戮与凶狠。因此，所谓的“给日本人带路”，其实就是给暴虐与凶残带路，作者以此让叙事步步为营地由“人性的世界”进入“无人性的世界”。《良民》则以解放后的政治生活作为背景，在温情款款的叙事语调中，展示了国民党军情五处遗留下来的文员陈浮云的一生。尽管作者并没有刻意强调专政化的革命权力对这个有历史污点的“良民”的伤害，甚至还让老公安给予了他特有的情感观照，但是历史的专政姿态仍然无处不在地盘旋在陈浮云的内心深处，使他在惶惶不可终日地苟且求存。也许是早年军情五处的生活，培养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也许暴力化的权力现实，教会了他以屈辱方式来寻求安全的策略，对陈浮云来说，“良民”的道德诉求和生存愿望可谓深入骨髓，并成功地帮助他安然度过了一生。但是，在叙事的背后，历史的专政之拳仍然高悬于他的头顶，即使是他死后，也没有挪开的迹象。而这，正是小说内在的寓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