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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中国短篇小说年选》序

作者:洪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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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OO四年十月,在温州召开的第三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会议上,不少作家和批评家曾就当下小说创作的困境进行了有效的反思。其中最为惹眼的一次交锋是,一部分作家批评家认为,面对丰盛的生活经验和时代信息,作家应该重新强调“向外转”,从而进一步拓展文学的表达空间,使写作能够更深入地抵达现实生存的幽深地带;而另一些作家批评家则认为,当下的创作更需要“向内转”,因为一个显在的事实是,千篇一律的叙述方式和话语腔调,正在日趋严重地遮蔽着作家的个体风格和艺术气质,让人无法甄别作家之间独标真愫的精神风貌和审美差异。
  我对这个交锋也深有感触。事实上,在阅读各种文学期刊时,我们的内心之所以常常会产生某种疲惫与乏味的感觉,我以为,其中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当下的小说创作中,无论是叙事形式还是表现对象都有着太多的相似性和类同化。一方面,过度的自信与超稳定的精神结构,导致作家们自觉地恪守自身既定的思维程式;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公共经验和审美趣味的制约,这些思维程式又变得彼此模糊,差距甚微。所谓的自我挑战和自我超越,仅仅是一种空洞的艺术设想,作家的想像力、思考力以及艺术嬗变力、都变得越来越弱。慵懒的叙文语调,惯常的表现手段,自我复制或彼此拷贝的艺术思维,构成了当下很多小说的似曾相识,致使整个文坛缺乏强劲的内在活力,只剩下那些以出生年代来四处招摇的娱乐化写作明星,同时也使我们的审美期待变得鲜有激情。
  正因如此,我觉得,无论是“向内转”还是“向外转”,如今都面临着一个深度挺进的问题,都面临着一个全面探索和再度开拓的问题。在阅读二四年的一些短篇小说时,我对此感受犹为强烈。从“向外转”的角度看,绝大多数作家依然停留于对公众经验的想像性还原之中,而对人性内在本质的拓展,对可能性生活的探索,都显得非常乏力。既缺乏某种冷峻、强悍的精神姿态,也缺乏卓尔不群的审美洞察力,致使富有发现意义的短篇佳作并不多见。从“向内转”的角度看,具有丰饶叙事意味和灵动艺术智性的精妙之作更少。不少短篇的叙事,要么专注于故事情节的营构,以跌宕起伏这一古老得近乎僵化的叙事思维来完成小说的结构;要么满足于话语的自然流淌,缺乏智性的叙事营构来实现形式的内在意味,致使这些文本无法对读者的接受心理构成必要的智性挑战。即使是有些看起来还算不错的短篇,像莫言的《挂像》《大嘴》《麻风女的情人》《月光斩》,林白的《去往银角》《红艳见闻灵》,阿成的《丑女》《亲正》,铁凝的《阿拉伯树胶》,范小青的《爱情彩票》《在街上行走》,刘庆邦的《赴宴》《刷牙》等等,如果细细地品味,都会发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尤其是与这些作家本身已达到的艺术高度相比,很难看出它们的超越性。
  所以,当我在选编这本短篇小说年选时,除了坚持“短篇小说就是一种技巧的运动”这一原则之外,我还更看中作品本身在某些方面的开拓性意义。无论是“向内转”的方面还是“向外转”的方面,只要它们能够呈现出作家明确的思考和追求,只要它们有些细微的发现和创造,我都将保持应有的敬意。——尽管我也明白,某些“开拓性意义”与自己内心深处的期望值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但是,相对于日趋贫乏的创作现状,它们毕竟可算是一种难得的精神微澜和审美涟漪了,多多少少也是一种活力存在的表现吧。
  在二OO四年的短篇小说中,首先引起我较大兴趣的,是一些对人性的细微之处有着敏锐发现和巧妙捕捉的作品。它们是:苏童的《私宴》、李锐的《衤 夸 镰·残摩》、朱日亮的《水捞面》、须一瓜的《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潘向黎的《白水青菜》、金仁顺的《爱情诗》、盛可以的《青桔子》、魏微的《异乡》、黄咏梅的《草暖》等。我将这些作品放在年选的前沿位置,是意在表明,它们在表现人性内在的隐秘空间或者某种无法言说的情感状态时,总是能够清晰地捕捉到那些细节的关键部位,并以相当细腻的叙事拓展了某些丰饶的人性面貌,使我们于蓦然回首之际,不自觉地被其中的种种生命际遇所缠绕。也就是说,从“向外转”的意义上看,它们抵达了我们常常被忽略或者无法从容地去直面的某些存在状态。也许,就表面故事而言,这些短篇所涉及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底层经验,但是,它们却通过作家的审美智性不断地剥离了那些生存的庸常质地,并进而敏锐地撕开了某些潜在的人性空间。像苏童的《私宴》,作者借助一个老同学间的春节聚会,将成长中的内心隐痛与当下现实中的精神失衡巧妙地糅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异常广袤的历史空间。它不只是表达了一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诡秘心理、一种在同学友情掩饰下的权力欲望相互制衡的策略,更重要的是,它将叙事的重心直指人的尊严——那种与文化身份相呼应的尊严。因此,小说中的“我”在面对那位经济强权者的“鸿门宴”时,不得不膺服于伦理秩序和道德观念,再次承受某种精神上的屈辱。苏童的独到之处在于,他选择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叙事通道,将我们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的经济霸权者的内心欲望,引入到成长记忆与伦理交往的情感空间,使征服欲与尊严感构成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尖锐对抗。李锐的《衤 夸镰·残摩》看起来有点像他当年的《合坟》之类的乡村短篇,但又有着明确的自我超越的倾向。他以日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农具作为叙事意象,以此来返观当下乡村社会结构中的某些隐蔽的矛盾。尽管小说在人物的内心叙事上显得有些缠绕,但是在关键部位作者总是能够迅猛出击,用强劲有力的话语来展示人物内心的无奈与无助。朱日亮的《水捞面》在叙述一个女人对两极命运的承受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温暖的语调,像一曲柔美而又不乏感伤的歌谣,为主人公吴丽安的忍耐和抗争罩上了一层诗意的情怀。这篇小说好就好在,作者一点不作渲染,却将吴丽安内心的一波一颤轻柔而又绵密地呈现出来,其中有顽强的韧性,温柔的期待,纯朴的感恩等等。须一瓜的《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则显得较为尖利。尽管这种尖利仍然被安置在一种罪与罚的模式之中,但作者更多地还是凸现了人的本能冲动对道德伦理的冲击。这是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是一个即将败落的生命对鲜活人性的重新理解和膜拜。作者非常清醒地抓住晚娥公公的窥视行为,反复围绕本能冲动的“不可对抗性”来往返叙述,使道德谴责直接演变成儿子阿青的暴力行为,既增加了小说情节上的冲突性,又有效地传达了晚娥公公在苦难的一生中所形成的扭曲化的精神面貌。
  潘向黎的《白水青菜》、金仁顺的《爱情诗》、盛可以的《青桔子》、魏微的《异乡》和黄咏梅的《草暖》都是以情感作为纽带,通过两性之间或急或缓的冲突,凸现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人性基质。也许,这些作品很难具备某种思想意义的深刻,但是,它们却能够在那些情感的隐秘地带盘旋再三,并以颇具灵性的话语演绎出种种无痛的痛感,灵敏、细密、准确,让人回味绵长。《白水青菜》动用了一种极轻极淡的话语,却传达出一种极浓极酽的夫妻之情。这种情感常常被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遮蔽,以至于身陷其中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淡漠它的存在,而当它真正的缺席,人们才发现,那里却包蕴了无以伦比的深邃之爱。《爱情诗》和《青桔子》尽管在情节上要稍显暴烈,然而,每当尖锐的冲突产生之时,柔软的人性便显得华光四闪。无论是赵莲还是桔子,无奈的现实与顽强的抗争,颓败的爱情与强悍的欲望,总是将她们置于尊严的底线边缘推来攘去,使她们不得不在岌岌可危的情感之途中小心踽行。《异乡》通过一个在异乡飘荡的女孩,展示了女性在现代都市中极为艰辛的精神之旅。对于许子慧来说,寻找生存的压力虽然很大,然而寻找理解和爱的压力更大。亲人,朋友,恋人,他们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爱变成一种伤害,变成一种看似不经意的、却又是致命性的伤害,从而使许子慧的心灵渐渐地步入孤独的绝境。《草暖》则以坚实的写实性话语,非常从容地一层层剥开了草暖的内心世界。不刻薄、不显摆、不漂亮、不聪明但是善解人意的草暖,总是试图用“是但”(随便)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以便使自己的心绪能够调整到最温和的女性状态。然而现实又不可能让她永远地“是但”下去,尤其是丈夫王明白作为一个商业时代的成功人士,总是在不经意中让她惴惴不安。小说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作者紧紧地扣住草暖内心中那种极为隐蔽的不安而缓缓滑行,使人物内心深处的爱与忧缜密地缠绕在一起,柔软、轻逸、敏感,却又骚动、迷惘、自卑,具有一种淳厚绵长的回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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