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透．准．醇
作者：张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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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觉得有点寂寞，白菊花茶一样的寂寞。
对话，要像一串结得很好的果子。对话要和叙述语言衔接，就像果子在树叶里。
抒情就像菜里的味精一样，不能多放。
地方戏好比水果，到了京剧就成了果子干；地方戏是水萝卜，京剧是大腌萝卜，原来的活色生香，全部消失。
其他如在给《蒲桥集》自拟的广告词中，把自己的散文比作“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在给青年作家写序时把自己比作“奇形怪状的老盆景”。把无主题比作“像把酒倒在玻璃板上”。把作品的思想和它的诗意的关系比喻为水果的营养价值和红、香、酸、甜的关系。把缺乏艺术表现力的语言比作“蒸馏水”。把不能贯通成体的文章比喻为“拼盘或北京人过年吃的杂拌儿”。把惨淡经营、看不出斧凿痕迹的文章比作“自自然然，完完整整，如一丛花，如一棵菜”。所有这些都堪称鲜活、醇美，有滋有味。
善用比喻是语言智慧的体现。鲁迅、钱锺书等大作家都善于用比喻。在当代作家中，运用比喻，恐怕无人能与汪曾祺比肩。
汪曾祺说他不习惯用理论用语表达思想。那么，不用理论用语用什么呢？他是用自己创作的切身体验与实际甘苦表达他独到的思想，尤其善于以生活中小事例阐释出大道理。譬如《吃食和文学》，以咸菜为例说明文化追根者需要在民族文化里腌一腌，酱一酱；以苦瓜为例说明只要是作品，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不应该排斥。在回答沈从文的作品为什么到现在还有蓬勃的生命时，汪曾祺也没有讲大道理，只是借用《长河》里夭夭的话说：“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真是“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深入浅出，于浅处见才，显现出文章高手的奇绝超迈。对于读者来说，是有意思，很实惠。
文章的最高境界是简单。很多理论家们争论不休也没有搞清楚、甚至于越搞越糊涂的问题，到了汪曾祺那里几句话就道破了。例如他引用沈从文所说的“思”与“信”的矛盾，就一目了然地揭示了许多老作家一九四九年以后创作终止的内在症结。承认向外的文学是文学的主要潮流，但是又认为应该允许向内的文学存在，就解决了闹了一阵的“向内转、向外转”之争(《万寿宫丁丁响(代序)》)。关于文学上的主义问题，汪曾祺也是一语破的：主张“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而“这种现实主义是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这种民族传统是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民族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可以并存，并且可以融合；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主要是西方影响)并不矛盾”(《〈汪曾祺自选集〉重印后记》)。汪曾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则是因为这是他“自己多年摸索的甘苦之言，不是零批转贩”(《〈晚翠文谈〉自序》)。他透辟地懂得文学，又准确地理解作家，能够把自己的所得醇美地传给读者，是个明白人。所以他才悠闲自得，一点不着急地慢慢道来，语不惊人，却入情入理，使读者如饮醇酒，提神醒脑，回味无穷。
汪曾祺说沈从文很注意开头，尤其很会结尾。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不仅散文、小说、戏曲是这样，文谈也这样。例如《沈从文和他的〈边城〉》的结尾：“这对推动创作的繁荣是有好处的。我想。”“我想”两字很普通，然而放在这里就不一般，既口语化，简洁、稳实；又语句倒置、后移，不平庸，有新鲜感。《关于〈受戒〉》的结尾：“很多人的性格都在变。这好。”“这好”两字也如此。《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的结尾尤其好：“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多么醇美，多么有韵味，多么令人神往?！
就文谈的语言来说，句子短，段落短，常常自问自答，简洁清晰，潇洒从容，姿态横生。
就整个文体来说，汪曾祺的文谈像他的散文一样，雅洁、圆润、自然、匀称。于神闲气定的促膝谈心中显示出一位智慧老人“统摄古今纵横中外的文化眼光和气度”(李锐语)。鲁迅、朱自清之后，有如此文谈者，惟汪曾祺、孙犁二人也。而且汪曾祺比前人谈得更为入微具体，更为切近创作的实际。
这种成就来源于醇厚的文化积淀和深沉的人生阅历，更来自于从不以权威自居的对待读者的平等态度。汪曾祺是读者的朋友，总在问自己：“我给了读者一些什么？”因此，他自己不拘束，读者也不感到拘束。他说过“散文的大忌是作态”，文学评论的大忌也是“作态”。硬“作”出评论家、权威或文学博士之“态”，贩外国货，耍新名词，弄怪概念，造奇理论，借以“蒙事”，使人看其架势就已反感，读起此种人卖弄做作、笨拙生硬的“宏篇大论”后，则更“像吃馒头时嚼出一块没有蒸熟的生面疙瘩”一般难受。殊不知这恰恰是幼稚无知的表现，因为成熟的标志是脱去“矜持、浮夸、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而不是“作态”。这种“作态”，从主观上看，是既借以唬人，捞取名利，又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从客观效果来说，是在迎合某种官僚主义的需求，配合“软刀子”去扼杀真正的活生生的文学创作。
汪曾祺这老头子看似平和自如，其实老辣之至，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的文谈愈到后来愈是精粹，进入了醇化之境。一九九三年春天，我从《光明日报》“读书与出版”上看到他的《择菜随笔》：《红豆相思——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缘起〉》《精辟的常谈——读朱自清〈论雅俗共赏〉》《阿索林是古怪的——读阿索林〈塞万提斯的未婚妻〉》，短小精悍，仅几百字就谈出了大道理，谈得那样不凡。读后令人觉得好像饮了一杯醇和的茅台酒。我极为珍爱，连忙剪下，贴在稿纸上永远保存。以后还盼望能再看到他的续作，不想，一九九七年五月就从报纸上看到关于他的祭文，心中惆怅了多日。
至今这几份剪报一直珍存在我的手边，已经泛黄，而我仍然时不时翻阅欣赏，揣摩把玩。看到这些醇美之文时，就仿佛看见汪曾祺这位老顽童学着陕北民工样儿手扇在耳畔，明眸一闪，狡黠地笑道：老实点儿！别“耍花样”，别“蒙事”！
这对我们这些以文学评论和研究为业的人来说，的确是三折肱之言和度世的金针。
二OO四年十月一日至七日写于国庆长假中
附：
美——生命
——《沈从文谈人生》代序
□汪曾祺
我在做一件力不从心的事。
我发现我对我的老师并不了解。
曾经有一位评论家说沈先生是“空虚的作家”。沈先生说这话“很有见识”。 这是反话。有一位评论家要求作家要有“思想”。沈先生说：“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这是气话。李健吾先生曾说：“说沈从文没有哲学。沈从文怎么没有哲学呢?他最有哲学。”这是真话么?是真话。
不过作家的哲学都是零碎的，分散的，缺乏逻辑，缺乏系统，而且作家所用的名词概念常和别人不一样，有他的自己的意义，因此寻绎作家的哲学是困难的。
沈先生曾这样描述自己：
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汇在运动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显然却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从文自传·女难》)
这段话说得很美。说对了么?说对了。但是只说对了一半。沈先生并不完全是这样。在另一处，沈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