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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准．醇
作者：张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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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精辟的常谈》中说朱自清先生“把一部文学史真正读通了”。他也真正把文学和书画等等古今中外的各种艺术门类弄得通透了。他总是努力“透入”文学的本质，“透入”文学的内部规律。他说过之所以写短篇小说，是因为理解了短篇小说的本质，“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不写长篇小说，是因为还不认识长篇小说的本质，等摸得着长篇小说是什么东西之后，也许会试试(《〈汪曾祺自选集〉自序》)。只有理解了事物的本质，才可能上升到自觉的境界，对该事物进行理性的操作。否则，就会总处于盲目懵懂的状态，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明，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所处的地位和自己所担当的职责混沌不清，陷于糊涂之中而不可自拔。汪曾祺是透辟懂得文学本质的明白人，进入了澄明之境，所以他的文谈新见迭出，不断谈出许多“智慧的意见”，给不大懂得文学的人以明晰的点拨。
准
——准确地理解作家
只有透辟地懂得文学，才可能准确地理解作家。汪曾祺的作家谈是非常准确的。
他谈得最多的作家是他的恩师沈从文。
《边城》没有按照一些理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规定的模式写作，因而把这些文坛的霸主们激怒了。汪曾祺对此很愤怒，但是没有像那些人那样剑拔弩张、气势汹汹，而是心平气和地谈《边城》的美，景致的美，人物的美。从中使人们感到了沈从文心灵的美：“他爱世界，爱人类。”他是在真美感觉基础上引人“向善”，而这正是文学功能的正确体现。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必须写阶级斗争，实际上《边城》所起到的感化作用远远胜过那些一味突出阶级斗争的浅薄之作(《又读〈边城〉》)。有人说沈从文没有哲学，汪曾祺则从沈从文作品中引申出了那种把“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和“德性”统一起来的“伦理的美”与“完整的宗教情绪”，又由黑格尔“美是生命”的命题演变出一个逆命题——“生命是美”，用以概括沈从文的哲学，令人心服口服地认可了李健吾的话：沈从文“最有哲学”。的确，“要理解一个作家，是困难的”。汪曾祺从对文学的透辟理解出发，准确地理解了沈从文这位复杂的作家(《美——生命》)。正因为如此，他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肆意用种种“革命”的词语拔高自己的恩师，而仅是这样概括：“极其真诚的爱国主义作家”(《一个爱国的作家》)、“水边的抒情诗人”(《一个乡下人对现代文明的抗议》)、“中国的彩墨画”的“风景画大师”(《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一个字一个字地雕出来的”、“语言文字的工艺大师”(《沈从文的寂寞》)、“文体家”(《沈从文和他的〈边城〉》)等等。也正因为如此，他也并不为贤者讳，在跟李辉聊天时，批评恩师“好管闲事”。而这都是很准确的。
对废名，汪曾祺也是深深懂得的。他认为周作人谈得最好，但又有点用力太过。朱光潜是真正懂得，并认为这段话真正打中了“要害”：“小说家须得把自我沉没到人物性格里面去，让作者过人物的生活，而废名的人物却都沉没在作者的自我里面，处处都是过作者的生活。”他自己的评价则是“具有天真的美”。冯健男以为“这是说得新鲜的，道别人之所未道”。了解对一个作家的评论史，分辨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从中引申出自己的观点，是学术发展的必经之路。汪曾祺是在前人准确评价的基础上，“道别人之所未道”，提出了更为准确的意见。后面对“一些粗俗的人”“一群能写恶札的文艺官”的斥责，更反衬出这些准确评价的难能可贵与识见的深远(《万寿宫丁丁响(代序)》)。
对知交林斤澜的评说更是见出功底，《林斤澜的矮凳桥》在百年文谈中堪称经典。此文道出了林斤澜难懂的小说之真谛：写人的价值，具体到一点是：“皮实”，“生命的韧性”。而又批评他过去写“社会主义新人”的小说，是“说着别人的话，用别人也用的方法写作”，是在“为人作客”。这回，才算“找到了老家”，“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叙述方式，于是有了真正的林斤澜的小说”。并得出这样的经典性的结论：“每一个作家都应当找到自己的老家，有自己的矮凳桥。”开头，汪曾祺说他佩服评论家，觉得他们都是胆子很大的人，能把一个作家的作品分析得头头是道，说得作家自己目瞪口呆。但是又有点怀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可见这老头子这里说的是反话，很值得我们这些搞评论的人反思，万万不可再肆口空谈了。而老头子谈林斤澜，却相反：同是鱼，当知鱼之苦乐。谈得体贴、当行、到位、精警。结尾劝林斤澜注意将顺和逆统一起来，说道：“董解元云：‘冷淡清虚最难做’。斤澜珍重！”真是知交的肺腑之言，深知之见。
对青年作家，汪曾祺不仅是爱护，简直是折服。其中谈得最好的，我以为是对阿城与阿成的评论。对阿城的评论，特点是抓住了人，针对目前文学评论就作品谈作品、只论文不论人的缺点，汪曾祺不仅抓住了作者这个人，而且抓住了作者写人的独特功力：写王一生吃的快乐和下棋的呆劲。因而也就抓住了阿城这个具有远大前程的青年作家的独特风格。对阿成的评论，抓住了作者令人吃惊的真实和追求自己语言的意识。因而也就抓住了阿成的奇绝之处。汪曾祺从不反对青年作家的新写法，他在《一种小说》中说道：“不要对某些写法比较新的，比方说，现代派的作品，因为不习惯，就产生酒精过敏，乃至滴酒不沾。”一贯主张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吸收现代派的某些表现手法。“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汪曾祺一再重申：“才华，是脆弱的。”总要为年轻人说说话。他愿意接受新观念、新思想，愿意和年轻人对话，总保持着对事物的新鲜感和敏锐的思想触角。他是如此爱才，他对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真是呵护备至。
汪曾祺有知人之明，也有自知之明。他自称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写的一切，都是小品”(《<晚翠文谈>自序》)。这种对自己与别人认知的明哲、清醒和准确，正体现了一种高度的成熟与智慧。
对作家的准确理解，还来源于汪曾祺对作家社会职责的准确认识：“作家就是要不断地拿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拿出自己的思想、感情，——特别是感情的那么一种人。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汪曾祺以此要求自己，也以此评论别的作家。
醇
——醇美地传给读者
透辟地懂得文学，又准确地理解作家，最终还是要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读者。否则，一切都会是空的。所以汪曾祺很注意把自己的文谈写得很美，将自己的思想醇美地传给读者。他在《文集自序》中说道：“评论文章应该也是一篇很好的散文。现在的评论家多数不大注意把文章写好，读起来不大有味道。”
而汪曾祺的文谈则都是很好的散文，读起来大有味道，有如一坛醇美的陈年老酒。
别的暂且不说，先摆一摆汪曾祺文谈里的比喻。我一共从他的评论文章中找出了四十五条比喻，限于篇幅，只能挑重点列出几条：
戏剧的结构像建筑，小说的结构像树。
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像山，而散文化的小说则像水。
散文化小说是清澈的矿泉，不是苦药。
主脑就好像是风筝的脑线，作品就是风筝。
使用语言，譬如揉面。
(《边城》等沈从文盛年期作品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
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
(说一篇小说是不能随便抻长或缩短)就像一个苹果，既不能把它压小一点，也不能把它泡得更大一点。压小了，泡大了，都不成其为一个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