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母题”“原型”说《乡愁》
作者：杨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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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乡愁》的前三节，亦是血缘亲情和男女爱情合写，第一、三节写亲情，第二节写爱情：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随着年龄的增长，游子的感情重心也有所转移，即从“小时候”对母亲的依恋，变为“长大后”对新娘的思恋。如果说第一节里的乡愁是由“母子别”引发的，第三节里的乡愁是由“生死别”导致的，那么第二节里的乡愁就是由“新婚别”催生的。这一节诗把爱情的内容，填充进乡愁主题的母题模式之中，正是乡愁诗“母题”的题中应有之义。若要知人论世，不妨联系诗人的爱情经历，以加深对这一节诗的理解。余光中的妻子，原是他的表妹，由恋人而眷属，几十年的岁月过去了，诗人的情爱新鲜如初，老而弥笃，在他的感觉中，妻子“仍然是新娘”。从初恋时写下《咪咪的眼睛》，到结婚三十年的《珍珠项链》，他们的爱情激扬着诗人的灵性和才气，催生了诸如《等你，在雨中》《满月下》《碧潭》《双人床》《小褐斑》等一大批典雅而又香艳的情诗名作，诗人也因此赢得了“情诗圣手”的称号。这样一位让他一生钟情的永远的“新娘”，新婚初别之时叫他多么梦绕魂牵，叫他多么渴望着一张回家的船票，也就可以想见了。
除了对应乡愁母题的内涵构成，这一节诗还关涉着古典诗歌的另一个原型意象和表现模式。“船票”提示着“水”的存在，“水”作为间阻物，隔开了本该如胶似漆的新婚男女。可以把这诗句看作写实，也可以视为诗人的有意安排。因为在《诗经》的情诗名篇《蒹葭》《汉广》中，就是由“水”作为间阻物隔开了相爱的人；神话传说中的牛郎和织女，也是被“盈盈一水间”，而只能在天河两岸怅然相望，却“脉脉不得语”的。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水”作为爱情的障碍，具有“原型”意象的性质；而《蒹葭》《汉广》和《迢迢牵牛星》里被“水”隔开的爱情，皆是执着缠绵而又幻美伤感的，形成了一个“间阻／思慕”的心理和表现模式。《乡愁》中对游子和新娘被“水”所隔，游子渴望一张“船票”回到新娘身边的抒写，因为暗中指涉了古典爱情诗中的“水”意象，关合了“间阻／思慕”模式，而使得《乡愁》中的爱情更加缠绵悱恻，美丽动人。
在中国古代血缘宗法社会的关系秩序链条上，家是国的雏形，国是家的扩大。由家族的血缘伦理关系，衍生出国家的政治伦理关系，中国古代社会就此达成了家与国的统一。这种家国不分的观念体现在乡愁主题诗歌中，便是故乡情与祖国情的合二为一。如果说乡情与亲情、爱情合写的母题、原型作品是在《诗经》里，那么，乡愁与国爱合写的母题、原型作品就是屈原的《离骚》。作为与楚王同姓的“宗臣”，国与家在屈原那里是一个概念。屈原的爱国感情，是和宗族感情相联系的，《离骚》开篇对祖先的深情追认，就是他的宗族感情的自然流露。《离骚》后半部分展开了诗人内心的去留矛盾冲突，但在离去的最后时刻，他“忽临睨夫旧乡”，只是在云端投向故乡一瞥，就把他“周流上下”的心灵翅膀收了回来，遂抱定“从彭咸之所居”的决心，以死来殉自己的故乡与祖国。他的《哀郢》，记述流放江南的路线，亦情亦景，忧思绵绵，在身世之感中尽情倾诉了不忘故乡和祖国的深沉悲郁之情：“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故乡情与祖国爱，已成为诗人须臾不忘、生死以之的终极关怀。屈原之后，南北朝诗人庾信等人由南人北后的诗歌，也多是把故乡情与祖国情合并抒写的。还有南北宋之交、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爱国作家们的诗词创作，亦多有将故乡情与祖国情“一笔双写”的情况。
二十世纪新诗中，较早将乡愁与国爱“打并一处”的文本，出自世纪初的留学生诗人之手。而将二者加以集中表现的，是台湾诗人和海外华裔诗人的乡愁诗歌创作。政治对峙导致的民族分裂，是滋生乡愁的时空背景，所以，台湾与海外华人诗歌的乡愁主题中，浸透了渴望民族统一的爱国意识。这些乡愁诗的抒情主体，既是在思念亲人和家乡，又是在思念大陆和祖国。高准的《念故乡》、杨唤的《乡愁》、蓉子的《晚秋的乡愁》、郑愁予的《边界酒店》、洛夫的《边界望乡》、彭邦桢的《月之故乡》、文晓村的《想的，不愿想》、席慕蓉的《长城谣》《隐痛》《出塞曲》《狂风沙》等诗都是如此。欧周的《再生我一次》末段这样写：“再生我一次／若真能再生我一次／妈妈／务必请您失误／在户籍栏上／仅填二字／中国”。在诗人的心目中，故乡已然完全等同于祖国。
余光中的《乡愁》，在前三节抒写了乡愁的亲情和爱情性质之后，第四节也以两岸政治对峙导致的民族分裂作为巨大的时空背景，转入对祖国情的表现：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一湾浅浅的海峡，成了难以逾越的天堑，它在数十年里无情地隔绝了大陆和台湾的血肉联系，使台湾成为孤悬海外的“流浪岛”，使数以千万计的人成为寄居孤岛的漂泊者。一湾海峡里流溢的不是苦咸的海水，而是无数寄居漂 ?白者的无尽乡愁。随着台湾的经济起飞，充分现代化的外来文化刺激，强烈诱发着包括余光中在内的一大批由大陆迁台诗人的漂泊意识和生命无根感，他们需要故乡和祖国来维系去国怀乡的浓烈孤寂愁闷，需要华夏文化之根来维系虚飘无着的生命生存。对出生在大陆、从小谙熟经典的余光中而言，海峡“那头”的故乡和祖国，不仅是地域和风土的，而且是历史和文化的，是艺术和诗词的。余光中对故乡、祖国的地域风土、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倾心喜爱，由衷赞美，悠然神往，陶醉其中，深感骄傲和自豪，这是导致他的诗中乡愁国爱无处不在的根本原因。他的《乡愁》和《五陵少年》《春天，遂想起》《当我死时》《我之固体化》《中秋月》《北望》《乡愁四韵》《民歌》《寻李白》《白玉苦瓜》《中国结》等大量诗篇；都是乡愁和国爱的出色表现。他这样看待自己创作中大量存在的咏史怀古、古今互证：“与其说是一种技巧，不如说是一种心境，一种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一种历史归属感”，这是一种打在“肚里”的“中国结”。每每以屈原自比、自称“茱萸之子”的余光中的生命重心，就是这份对故乡和祖国的永不释然的大爱。这份大爱，顺理成章地成为《乡愁》一诗的抒情重心所在，在前三节抒写了乡愁的亲情、爱情性质之后，这第四节诗曲终奏雅，卒章显志，把对乡愁的表现推向企盼祖国统一的思想高度。因为余光中清楚，只有结束两岸的对立、分裂状态，才能了却漂泊海外的天涯游子的深长乡愁。所以，厌弃隔离厌弃分裂，向往团聚向往统一，就成为这首《乡愁》的抒情旨归。乡愁主题诗歌“母题”中所涵盖的乡情、亲情、爱情、祖国情，至此得到了完满的表现。这首清浅明朗的小诗，读来似乎没有任何理解障碍，然而因它举重若轻地浓缩了乡愁“母题”的全部内涵，其思想情感又是深不可测的，有着巨大的解读阐释张力。
二、《乡愁》的原型意义
《乡愁》大获成功的原因，除了它的情感内涵具有“母题”性质之外，还取决于它在形式上所具有的“原型”意义。
实际上，仅凭情感内涵的母题性质，最多只是成功的一半。不论是余光中本人或其他台湾诗人的乡愁诗，在情感内涵上都不乏与乡愁主题诗歌“母题”所涵盖的乡情、亲情、爱情、祖国情相吻合的作品。余光中的《春天，遂想起》，就是既有乡情、亲情、爱情因素，又有故国江南情思，整首诗可说是风景、物产、建筑、习俗和历史、传说、诗词、人物等地域的和文化的内容的有机整合，在内涵的丰富性方面是远远超过《乡愁》的。高准《念故乡》的第一节：“是永恒的情人在梦里缥缈，／是生我的母亲却任我漂泊。／故乡啊，／我的故乡是中国。”仅四行诗就将乡情、爱情、亲情和祖国情全部写出。《春天，遂想起》和《念故乡》虽然也是台湾乡愁诗名篇，但显然均不足与这首《乡愁》相提并论，原因大约就在于它们形式上远不如《乡愁》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