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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弹琵琶
作者：陈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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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当阳公大心书1
□萧纲
汝年时尚幼，所阙者学。可久可大，其唯学欤?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使面墙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注】1这是梁简文帝萧纲写给儿子的一封信。
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向来为人所诟病。其实，“放荡”并不是就生活作风而言。而是指写文章不要拘谨、拘执、死板，而应随便些、自然些、活泼些。这个意思，后来清代的袁枚曾加以发挥。他在《随园诗话》卷十五中说：“人可以木，诗不可以木也。人学杜诗，不学其刚毅，而专学其木，则成不可雕之朽木矣。潘稼堂诗，不如黄粿堂，以一木而一灵也。”所谓“木”，就是谨重；“灵”就是放荡。鲁迅《书苑折枝》一文有云：“帝王立言，诫饬其子，而谓作文‘且须放荡’，非大有把握，那能尔耶?后世小器文人，不敢说出，不敢想到。”其实，后世也有不“小器”的“文人”。
袁枚《随园诗话》卷四还提出了“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的命题。有人问：“诗如何才能称为曲?”袁枚于是列举了若干例证来加以说明：
古诗中隐曲的作品数不胜数。即如今人王仔圆的《访友》诗云：“乱乌栖定三更夜，楼上银灯一点明。记得到门还不扣，花阴悄听读书声。”这就是曲。假如到门前便扣门，那便拙直无味了。方蒙章的《访友》诗云：“轻舟一路绕烟霞，更爱山前满涧花。不为寻君也留住，那知花里即君家。”这就是曲。假如说知道就是君家，那便拙直无味了。宋人的《咏梅》诗云：“绿柳解语应相笑，泄露春光恰是谁。”《咏红梅》诗云：“牧童睡起糞糡眼，错认桃林欲放牛。”因咏梅而想到杨柳的情态，牧童的视觉，这就是曲。如专咏梅花，便是拙直了。
无论是“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还是“人可以木，诗不可以木”，或是“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它们都归结为一点，即：“立身之道，与文章异”；为人与为文有别。由此出发，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的“文如其人”的说法加以反省。
对“文如其人”的第一种解释是：从作者所抒发的情怀，可以了解他的为人。但这显然靠不住。比如西晋的潘岳(字安仁)，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次贾谧出门，潘岳与石崇等便望尘而拜。后因仕途不顺利，乃作《闲居赋》自鸣清高。潘岳热中躁进而口称恬退，所以金朝诗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中有一首说：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诗人自己的表态是不一定可靠的。
北宋赵令《侯鲭录》卷三记载：
欧阳文忠公尝以诗荐一士人与渭州仲仪，仲仪待之甚重，未几赃败。仲仪归朝，见文忠论及此，文忠笑曰：“诗不可信也如此。”
欧阳修起初将人与诗等同，不料以清廉自诩的“士人”却贪浊得可怕。欧阳修由此悟出“诗不可信”，一个“笑”字，说明他很有幽默感。
对“文如其人”的第二种解释是：从作家的创作风格可以了解他的为人；他的表态也许可以伪装，但风格却是伪装不了的。钱钟书《谈艺录》举明末阮大铖为例说：“听其言则淡泊宁静，得天机而造自然，观其态则挤眉弄眼，龋齿折腰，通身不安详自在。《咏怀堂诗》卷二《园居诗》刻意摹陶，第二首云：‘悠然江上峰，无心入恬目’，显仿陶《饮酒》第五首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不足，申之以‘无心’犹不足，复益之以‘恬目’，三累以明己之澄怀息虑而峰来献状。强聒不舍，自炫此中如镜映水照，有应无情。‘无心’何太饶舌，著痕迹而落言诠，为者败之耳。”阮大铖一例也许符合“风格如其人”的概括。但如萧纲和袁枚所说，一个“立身谨重”的人，风格“放荡”；一个为人正直的人，风格婉曲；一个质木的人，风格鲜活；这些情况，又该如何解释呢?
看来，为人与为文，还是分开来说比较妥当。
师说
□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1。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2?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3，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4?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5，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6，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7，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8。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注】1受业：即授业，传授学业。2庸知：岂知，哪管。3出人：超出普通人。4出于此：由于这个缘故。5身：本人。6小学而大遗：学了小的(指“句读之不知”)却遗漏了大的(指“惑之不解”)。7不复：不能恢复。8郯(tán)子：郯国(在今山东剡城县)国君。《左传》昭公十七年记孔子向他请教少昊氏“以鸟名官”一事。苌弘：周敬王时大夫。《史记·乐书》记孔子向他问过有关音乐的事。师襄：鲁国乐师。《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向他学过琴。老聃：即老子。《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向他问过礼。
中国的一部分儒生和文士，曾被称为“狂生”，因为他们的确具有“狂”的作风。《史记·太史公自叙》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是司马迁的惟我独尊。《金楼子·立言》说：“周公没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没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运，余何敢让焉。”这是萧绎的目无余子。韩愈之后，这种狂放气概表现的频率就更高了。比如，南宋的陆象山说过：“仰首依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明代的王艮甚至有过梦中托天的壮举：“一夕梦天坠，万人奔号。先生独奋臂托天起。又见日月列宿失次，手自整布如故，万人欢舞拜谢。”
这种惟我独尊、目无余子的狂放作风，与道统论是密切相关的。按照韩愈《原道》的说法：“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道统论有一个特征：儒家之“道”，往往得之极难而失之极易，往往几百年才出现一个重拾坠绪的人，因此，在孟子之前，也才有尧、舜等八人，孟子之后、韩愈之前，竟然一个也没有。既然如此，那么，一个自以为真能继承孔、孟道统的人，怎么会不以精神导师自居呢?怎么会不以圣贤自居呢?以圣贤自居，以精神导师自居，于是在不知不觉间化身为道德主体，情不自禁要将自己的价值系统向全社会推广。
韩愈的《师说》就建立在这样一种心理结构上。他所谓的“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童子之师”，而是“传道受业解惑”的导师。童子之师，仅仅教人学习书上的文句；思想导师则志在传授儒家之道。由此出发，所以，“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谁是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谁就是全社会的精神领袖!在这样的表述中，韩愈那种“舍我其谁”的气概，读者已不难感受到。他曾说过：“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显然，他是不承认并世有任何一人可做精神领袖的。反过来，别人也不一定认可他的精神领袖地位，因此他要就此辩驳一番，以打消别人的疑虑。尽管如此，这种以导师自命的派头还是触怒了社会舆论。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周振甫曾就此解释说：“这里的所谓师，不是指在学校里教课的老师，是指给社会上学业有成的士人或学者做老师，或给做官的当老师。唐朝时候，反对这样的老师，认为有人敢于做这样的老师，是狂人。只有韩愈不管这种风气，不怕人家的耻笑，敢于做这样的老师。为了反对这种风气，批驳这种耻笑，他写了《师说》。”这解释大体是正确的，但忽略了一点：韩愈所谓的“师”，指的是思想导师，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的，即使有，也只能独一无二，惟其独一无二，所以才够资格与孔、孟并提。唐人视韩愈为“狂人”，正因为他高自期许，把自己放在孔、孟道统的继承者的位置上。如果只是给学者或做官的当老师，倒不一定被视为“狂人”，因为那算不了什么。
先妣事略
□归有光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1。年十六来归，逾年生淑静。——淑静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2。又期而生女、子：殇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逾年生有尚，妊十二月。逾年生淑顺。一岁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数颦蹙顾诸婢曰：“吾为多子苦!”老妪以杯水盛二螺进曰：“饮此后，妊不数矣3。”孺人举之尽，喑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伤哉!于是家人延画工画，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以二子肖母也。
孺人讳桂。外曾祖讳明。外祖讳行，太学生。母何氏。世居吴家桥，去县城东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桥并小港以东4，居人环聚，尽周氏也。外祖与其三兄，皆以资雄，敦尚简实，与人??说村中语，见子弟甥侄无不爱。孺人之吴家桥则治木绵，入城则缉?，灯火荧荧，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问遗，孺人不忧米盐，乃劳苦若不谋夕。冬月炉火炭屑，使婢子为团，累累暴阶下；室靡弃物，家无闲人。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纫缀不辍，户内洒然。遇童奴有恩，虽至棰楚，皆不忍有后言。吴家桥岁致鱼蟹饼饵，率人人得食，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有光七岁与从兄有嘉入学，每阴风细雨，从兄辄留，有光意恋恋，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即熟读无一字龃龉乃喜5。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糀6，舅母卒，四姨归顾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与二舅存。
孺人死十一年，大姊归王三接，孺人所许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补学官弟子7；十六年而有妇，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追惟一二，仿佛如昨，余则茫然矣。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
【注】1先妣：古人对母亲死后的尊称。据《礼记·曲礼下》，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孺人：明七品以下职官妻、母的称号。2期：一周年。3不数：不频繁。4并：傍，沿。5龃龉：指不流利。6羊狗之糀：羊、狗传染的疫病。7补学官弟子：考中秀才，归有光二十岁以童子试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一向看不起归有光，参透其中的缘故，对我们读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倒是有好处的。
据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适曾说：“归震川是以提倡古文运动而出名的。其实他的文章是很陋的，没有东西，没有见识，只是在那么一个小地方的浅陋的见识。在他同时代的钱谦益(牧斋)、顾亭林、黄宗羲、袁氏三兄弟(袁宏道等)，甚至以后的袁枚，都比他写得好。钱牧斋书又读得多，比他高明得多。像王阳明，他不是有意做文章，而文章做得好。崔述、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都有东西，也不是有意做文章，而文章做得很好。他们都是有东西，有内容的。”这一段话主要是评归有光的议论文。作为一种文体，议论文的好坏取决于见识的高下。王阳明是哲学家，崔述等是学者，王夫之、黄宗羲等是哲学家兼学者，钱谦益是学者兼作家，袁宏道、袁枚等虽为才子，而亦颇具识见，所以他们的议论文写得好。相比之下，归有光的思想多盘旋于儒家的道德领域内，确实少有新鲜、深刻的见解。因此，说归有光的议论文不太好，我们可以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