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附：暗示 （节选）
作者：韩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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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大家的恭维之下，更添生不逢时和怀才不遇之感，痛恨社会上太不重视知识了，太不重视知识分子了，你们真是无法想象呵，像我这样的人居然也……哎，不说了，不说了，还是说德国吧。
校友们见他摇头叹气，不知他受了什么迫害，一再要求他把话说完。他耷拉着一头长发镇定了片刻，强压心头冤屈，才愤愤说出事情的经过：昨天他走在路上，一个学校的行政干部居然不认识他，把他当成了电工，派他去厕所检修电路。其实他天生肤色较黑，加上这几天装修自家住房，衣着有点普通，如此而已。
“他怎么把我当成了电工呢?怎么可以把我当做电工呢?”他震怒得眼光发直，“那个家伙不学无术之辈，不就是吃一碗政治的饭么?不就是文化大革命极左的那一套么?竟然把我当电工使唤?是不是还要我去掏大粪?”
几个校友觉得问题确实严重。
“你们看看，这就是哲学在中国的地位，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呵!我昨天一个晚上没有睡着，怎么也想不明白，怎么干了这么多年还是个电工?怎么一说‘哲学’人家就听成了‘厕所’?只有两个字：震惊!震惊!这样的震惊我很久没有过了。”
我倒是真的震惊了，被他的震惊给震惊了。我不是一个电工但已不寒而栗，假如我连电工也当不上，是一个连下顿饭都不知在哪里的倒霉蛋，还能指望与这样的哲学套上什么近乎?我很快决定：他刚才托我交给杂志社的稿件不但不能发表，看也无须看。我还得交代编辑部的哥们儿，不论这家伙投来多少稿件，随稿寄来多么吓人的名片，统统枪毙，格杀勿论。事情很明白：一次半个月的德国之行就必须让他人牢记上千遍的家伙能有什么哲学?他不愿意当电工，为枉担电工名声彻夜不眠，就凭这一条他的哲学还能不臭?当他的哲学不能从现实生活中获得依据，不能从电工、木工、泥工、农工、牧工及其他人的生活感受中获取血质，一大堆术语绕口令也压根就无意造福于这些社会最多数的人，谁能保证他的术语绕口令不会再一次构成人间的歧视和压迫?
他的哲学已经冷漠，那么离残忍还能有多远?
我没有兴趣听下去，没有兴趣听另外一些成功者对他的同情和声援，转身去看电视里的新闻。好看，好看，又打中了，有人正在电视机前欢呼。一场现代化的空中打击正在屏幕里进行。黑白卫星拍摄图像有点模糊不清，一个白色的十字准星飘忽着，终于锁定一幢房屋或一座桥梁，然后就有无声的烟火突然在那里炸开，一炸一个准，简直就像打电子游戏。我没有看见这场战争中的人，不知道轰炸之下是怎样的肤色，怎样的年龄，怎样的体形，怎样的肉片横飞和鲜血迸溅。如果说以前的敌人还是一个可以猛踢的胸脯，一个正在惨叫的人形，那么今天连这些近镜头也没有了，只剩下卫星在遥远外层空间的超然俯瞰，只剩下一朵又一朵烟火的缓缓开放，玫瑰花一般安详而美丽——那里就没有人吗?那里是一片无人区?或者那里已经没有哲学家以及所有上等人士所惦记着的人，因此就可以退到远远的长焦镜头之外成为一片灰蒙蒙的模型沙盘?
战争变成了一场两手干干净净的游戏——这与战争的是否有正当理由无关，与战争指向恐怖主义还是反抗义士无关，要紧的是战争形式进化到了这种不见人血也不见人迹的程度，杀戮者必有一份心理的轻松，旁观者也必有一份心理的轻松——它至少可以在这一片花花绿绿的水果、瓜子、糖点前进行，可以成为精英们欢乐联谊会的一角，让我和他人剥着瓜子壳或削着果皮，闲得无聊的时候随意看上一眼。
精英
我第二次到美国的时候，小雁开着车来旅馆接我去做客。由于路上堵车，我到她家时已经饥饿难耐，急忙打开冰箱，发现里面空空荡荡，只有半块披萨饼和几个苹果。你怎么能这样过日子呢?平时不做饭么?我大为不解。
她说是的，基本上不做饭，也不会做饭。
“那我们就随便下碗面条吧。”我表示大度和通融。
但她说家里连面条也没有，真是不好意思呵。她拉着我到超市去买食品，在地下车场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汽车在水泥柱子上刮了一下，发出刺耳的声音。我想那里肯定出现了一道惨不忍睹的刮痕。她笑了笑，没打算下车去看看。“没关系，我这辆车是碰碰车，三天两头就要同人家亲热亲热的。”她满不在乎一扬头，让我暗暗佩服她的豪放不拘。我想起刚才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就被她的那辆汽车吓了一跳，如此伤痕累累和蓬头垢面，像堆破铜烂铁：这家伙该不是在美国失业了吧?
她把这堆破铜烂铁开得很疯很野，于是面对着一路上疯疯野野迎面扑来的高楼和立交桥，给我介绍洛杉矶的脏乱差，介绍这里华人区的迅速扩展，介绍美国中产阶级的好莱坞和沃尔玛，当然不忘记把沃尔玛、美西、百事特贝、Food Lion这一类超市批了个透，说超市呵这个，如此工业化而没有人情味，如此全球化而毁灭各民族文化传统，真是十恶不赦，中国大陆可以学美国但怎么能把美国这么糟的东西学过去呢?中国什么时候变得比美国还美国呢?她提到什么引用词语时就两手举在耳边，各有两个指头挠一挠，表示口语中的引号所在。她这样做，有几次两手完全离开了方向盘，吓得我看着无人控制的汽车朝一辆黄色货柜车迎头撞去，心差点要跳出口来。
我已经在美国多个场合见过这种两手挠耳的小猫姿态了。于是发现美国的人文界精英，或者说美国的人文界女精英，除了对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一并大举讨伐之外，大概都有这样的特征：
一、笨得不会做饭菜；二、汽车脏了和碰坏了根本不去care(关心)；三、说话时经常像猫一样举起双爪在耳边挠出引号来；四、一般不打香水——我在香港为小雁买的香水，算拍马屁拍在马腿上，被她收下了，也被她嘲笑了。“穿套装打香水的，那是女秘书!”她笑着把“女秘书”三个字说得很重，意思不言自明：你傻冒了不是?
这些特征是源于一些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但你完全可以依据这些特征，把她们与其他人群区别开来，比如很容易与浓涂艳抹光鲜亮丽的下层打工妹区别开来，也与衣色深暗低调并且从不出入超市的上流贵妇区别开来。美国社会批评家福塞尔的一本中译为《格调》(Class，1983)的书，已经为这种阶层身分的外观识别，总结了成套的经验，提供了大致可信的指导。他在这本书里还提到：最穷的人不赶时髦，是因为没钱赶时髦；最富的人不赶时髦，是因为他们的任何行止本身都会创造时髦。那么时髦是什么呢?时髦不过是社会中层心理焦灼之下急切而慌乱的文化站队和文化抱团。
小雁从她十分愤恨的沃尔玛买回食品之后，十分谦虚地向我请教如何做菜，包括如何下面条，让我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事情怎么可以是这样?她以为她是谁?她好像从来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更没有在太平墟当过知青，他妈的从娘肚子里一钻出来就成了洋教授，连面条也不会煮了?她又请来一个中国学者以及一个韩国学者来作陪，更加谦虚地向大家检讨她不会做菜，家里也缺少必要的储备，因此主菜只是一些买来的成品和半成品，没有什么像样的好东西，请你们来只是聚聚而已。她快快活活地愧疚着，好像她一旦会做菜而且家里食品储备颇丰就成了个假教授而且是个中国老妈子，就低人一等了；好像她不长时期熬着这种凉水咽披萨饼的自我折磨，就要让同伴们大惊小怪了，就负有欺民和扰民之责了。因此她的愧疚是学院精英之间一道必要的迎宾大礼。
来客也是精英，衣着都朴素和随意，其中一位女士席间说到她有一钻戒，是丈夫买给她的，但她一直不知道该不该戴上，总是心怀愧疚地觉得一戴上就是向资本主义或者共和党妥协了。他们把这一类事谈得很认真，就像他们同样把住房升值、波兰开会、学院终身教职、波德莱尔的诗歌、卢旺达的军阀专制等等谈得很认真，餐桌上荡漾着左派的舒适气氛或者舒适的左派气氛。不知什么时候，那位钻戒“左派”对一种形如小粽子的阿根廷菜十分惊喜，重点向大家作出推荐。“好吃!你们都尝尝。”这个说：“确实好吃!”那个说：“真的好吃呀!”在一片“好吃”的热烈赞赏中，我差一点也跟着附和了。但我对那些绿叶包着的半熟米粒或豆粒实在没有兴趣，没嚼出什么味，便斗胆向他们另外推荐油淋豆豉辣椒萝卜——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前几天送给我的，就藏在我的旅行包里。他们对这种常见的中国菜没有特别的新奇之感，但片刻过去，我偷偷发现这盘油淋豆豉辣椒萝卜已经一扫而光，而他们盛赞“好吃”的阿根廷菜却堆积无减，其实一直暗受冷遇。
他们在饭后仍然在称赞阿根廷菜。这有点奇怪。
显然，从他们的生理口味来说，他们还没有真正接受那种奇怪的“粽子”。但他们在餐桌上必须发动对这道菜的赞赏，那么他们的赞颂必定不是来自肠胃而是来自大脑，不是来自欲望而是来自知识。知识分子么，吃也得知识起来，就像钻戒也得戴出政治来。阿根廷菜是少见之物，符合“物以稀为贵”的价值原则，符合“越少越喜欢”的上流社会审美品位，因此最可能被有身分的人士表示喜爱，至少也要表示尊重。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这些亚裔学者的眼里，阿根廷是西班牙语地区，既是高贵欧洲的延伸，可以成为主流的代表；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似乎是一个边缘的隐喻。现代精英以文化的开明和多元为己任，不就是一直又主流又边缘地暧昧不清么?他们怎么可能对这一盘突然冒出来的阿根廷文化掉以轻心?怎么可能逞口腹一时之快而涉嫌文化态度上的轻率无知?
看来精英也难当，有时口舌必须服从大脑。
电视政治
象征正在现代政治中得到广泛运用。很多政治人士都从历史上诸多成功的象征那里受到了启发。有些人会更加注意个人的着装：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永远是一条黑白格子的头巾缠在头上；古巴领袖卡斯特罗永远是穿着夹克式军上装；美国总统克林顿总是给人身着运动衣在小道上慢跑的印象，好像是个大学橄榄球联队队员；而俄国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以牛仔裤和旅游鞋来宣示自己自由开明的风格，则有点东施效颦的味道，最让评论家诟病，因为这些东西出现在公众面前，青年人觉得好笑，老年人觉得讨厌。
还有很多人会更加注意行动的感觉效果。他们不可能再去模仿甘地的纺纱和晒盐，也不可能再去模仿格瓦拉的独身孤旅，或者曼德拉的铁窗生涯，但如果有可能的话，像俄国总统普京那样驾驶战斗机和上场摔跤格斗，让人联想到流行影视作品里日本影星高仓健或英国电视剧《007》里的“邦德，詹姆斯邦德”，一种“酷”劲光彩夺目，肯定能博得大众的惊喜。很多人已经断定，人类已经进入“电视政治”的时代，政治主导权确实已从政党悄悄移向了媒体，政治人物的镜头表现将极大影响选情。作为一个过来人的美国副总统戈尔说过：“三十秒的电视广告和发达的民意测验现在能以令人惊畏的速度和准确性调整政治”，“能在两周内操纵选民的观点”，自我造形技巧正在“把最好的政治家从手中的真正工作上吸引开”(见《环境危机下的国家政治》)。他们频繁在公众面前看望灾民、亲吻小孩、慰问残弱、体贴爱妻、热衷体育、漫步街头、与士兵同餐等等，成了最基本的政治形象。这一切即算不全是虚伪之举，但再诚实的政治人物，也得接受整套现代文明造型法则对自己的规定。在一个电子媒体发达的时代，政治就是电视节目的一部分，可视的比可说的重要，可说的比可想的重要，一个人即便满腹经纶宏图大略，如果不能为电视提供“料”和提供“秀”(show)，不能有效地把内在素质呈现为一种具体的外部形象，而且是投合民众欣赏习俗的形象，就很可能一败涂地。一九九六年，叶利钦争取俄国总统连任的时候支持率还不到百分之五；二○○一年，小泉纯一郎争取出任日本首相的时候，在自民党内也没有得到多数的支持。但他们迅速地脱颖而出，主要靠媒体上的风头更健，最终分别战胜了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台北市国民党籍的领导人马英九进入冬天之后，还披挂红绶带和身着短球裤，在大街上万人围观之下跑着小圈子，向市民展现自己的健康和青春活力，简直如同猴戏，让人可笑和可怜。一个才华卓著的小马哥真是被整苦了。这种民主制度下取悦于民众的行为，与专制制度下争宠于君王的行为，其实都是酷刑。
中国《南方周末》报不久前一篇文章大标题是：“我们就是要狠狠地做秀!”这种咬牙切齿的决心，刚好证明在一个远离崇高的市场化时代，要创造出激动人心的象征其实很难。市场是平庸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市场铁律，因此利欲重于操守，算计之心多于慷慨之情，美的生产已经大大短缺心理资源和现实条件。这时候的政治人物们多少有点生不逢时，即便他们雇用大批的政治形象设计师，即便他们狠狠心让设计师们吃掉竞选总费用的百分之十，还是只能获得一些差强人意的形象包装。娘娘腔之柔，贴胸毛之刚，总是被媒体受众司空见惯不以为然。震惊世界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布什总统在国会发表了诗情澎湃的演说，以超常的雄辩力和鼓动性获得了掌声，而且去清真寺与穆斯林们握手，弥补有关“十字军战争”的失言，显示出他身后整个政治机器的周到缜密。可惜的是，这一切也许来得太晚了，太落套了，不足以弥补他的形象亏损。事件突发之时，他几次声称自己将要回到华盛顿，却一再拖延和躲闪，已经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钻进一个空军基地的狭窄防空洞里时的双目无神和举止惶乱，曾大大加剧美国人民当时的紧张，让没有防空洞可钻的人茫然无措。他当时为什么非要去路易斯安娜和内布拉斯加不可?为什么不能直接飞去纽约或华盛顿?为什么不能唾弃防空洞而直接去五角大楼或者世贸双子楼的废墟前发表讲话?为什么不能在滚滚浓烟前来凝定美国人民的镇定和团结以及承受灾难的勇气?他后来面对着美国经济的一片休克和瘫痪状况，为什么不能亲自去乘坐一下空荡荡的民航班机?为什么不能去其他任何空荡荡的地方率先战胜自己的恐惧?比方像普通公民一样亲自去逛逛大街?去泡泡咖啡馆?去商店里推着小车购物?……他只要迈开脚步就行。这比他在国会发表一百次精彩演说重要得多。
九·一一之后的美国，广获同情和关切，最缺乏的就是对安全和经济的信心，机场、市场、银行等都有点六神无主。在一个经济学家们命名为“信心经济”的时代，公众信心而不是到处乱窜的军舰和战机，才是让美国社会生活得以摆脱阴影的精神太阳。可惜的是，总统先生在这方面无所作为。这当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个人素质，而是受制于一种组织体制和一种意识形态逻辑，比方说在一个崇尚金钱和技术的时代，政治机器通常都会以为高科技的军舰和战机更能带给人们信心。
这种逻辑在九·一一以后的美国没有任何改变。
历史提供的机会并不很多。布什丧失了一个把自己定格于废墟背景下慷慨独白的美学机会，丧失了一个用目光来点燃各民族和各教派内心生活激情的美学机会。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错误。
(选自《暗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