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附：暗示 （节选）
作者：韩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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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阉割导向政治绝育，导向政治上的普遍的反叛情绪，即对革命机器人身份于心不甘的情绪。当时大头对我偷偷地说过：大家的裤裆里都很反动。这句话其实可以引申出更多的意思：当时所有的镜子、红头绳、剃须刀、化妆品、照相馆、漂亮衣装、赏心悦目的身体线条等等，实际上都成为了潜在的政治反对派，一直被当政者严重低估。
残忍
文化大革命中每逢重大节日之前，或者生产大忙季节之前，乡下都常有批斗阶级敌人的大会。碰到台湾那边有大气球飘过来，投下反共宣传品和糖果饼干一类，民兵日夜布哨，斗争气氛就更紧张。但我们的生产队长汉寅爹并不擅长斗争，虽然也能拍桌子瞪眼睛，但说不出什么道道。挨斗的若是老人，若是满头大汗两腿哆嗦，他还会递上一把椅子过去让对方坐下。“你这个贼黚成的，要你坐你就坐，站得这样高想吓哪一个?”
他横着眼睛呵斥。
这张椅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发现不仅仅是老队长，太平墟绝大多数农民也都有软心肠。我认识一位月桂嫂，地地道道的贫农，每次碰到这样的批斗会都要躲在家里，远远地听着口号声，依着门框哀哀地叹气，眼眶红红的，说那些挨斗的人可怜呵可怜。她慌慌跑入房中去擦拭眼泪的身影，曾让我心头一震。我认识的武妹子，也是地地道道的贫农，但一直把同村的一位地主称为“五叔”，在阶级斗争最火热的时候也不改口，不改变见五叔必恭敬问安的晚辈礼节。看见他在路上急匆匆前去接过五叔的挑子，说什么也要帮对方挑回家去的身影，我也有过暗暗的诧异。他们被领袖誉为“革命的先锋”，似乎并没有革命的一股狠劲。
相反，倒是没有亲历剥削的某些人，包括某些学生出身的青年干部，常常在阶级斗争中下手最狠。知青是外来人，无人情负担，也能成为这种场合的活跃分子。嵩山大队一位知青在回忆录里说过：
知青可以把文件读得清楚、明白；可以把口号喊得响亮、整齐。他们在批斗会上的发言更是让村民们大开眼界。尽管他们在农村生活的时间还不长，但他们迅速接受的时髦理论，使他们自以为对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你死我活性，比农民了解得更清楚。他们可以引经据典，说明地主富农们人还在，心不死；可以莫须有地从芝麻里挖出西瓜，把他们的祸心说得骇人听闻；可以煞有介事地警告农民，如果不狠抓阶级斗争，你们就要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甚至人头落地!他们用充满愤怒和仇恨的目光，金刚怒目式的表情，慷慨激昂的语调，向农民宣讲革命概念、革命逻辑、革命推理，示范革命语气、革命表情、革命姿态以及革命胸襟。
——程亚林文，载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他们一起走过》
这位回忆者没有说到更残酷的场景：有的知青可以把一个地主踢得胸脯黙黙响，可以用皮带把一个国民党的警长打得满面血流——外号“良种河马”的陶某就是这样一个志愿打手。他对自己的家庭出身闪烁其词，在城里没当过红卫兵，只看见过别人抄家和打人，大概心痒痒的没有机会，没想到下乡后操一杆梭镖当上民兵了，也能过上一把拳打脚踢的瘾。
显然，良种河马把一个老人的胸脯踢得黙黙响，已经不是游戏时的疯野(一点也不好玩)，不是争斗时的愤怒(对方从不还手也不曾施加侵害)，而是一种心理阴暗的残忍，其根据必定来自书本，来自一个关于敌人的定义。残忍是心硬如铁，是一种超感觉和无感觉的意志，因此亲身体验过阶级现实的人倒不一定残忍。他们亲历贫富差别以及利益冲突，有过不满甚至怨恨，但与具体的对立阶级朝夕相处，就是与具体的人朝夕相处。对方始终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有衣食之态，有苦乐之容，有长幼之貌，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符号。当局外人黙黙猛踢这些可恶符号的时候，他们可能有感同身受的一丝战栗油然而生，可能会给这一个与己同形的生命体递上一张椅子。
并不是说农村就没有残忍。太平墟附近的D县和Y县，一九六七年秋都先后发生过大屠杀风潮。据武妹子说，当时各县都是党政机构人散楼空，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一类机构自发建立，阶级敌人一家家被杀光，尸体顺着河水流到这里来，一度把河坝的水闸都堵塞。尸体在水里泡得又白又大，一个个像气球，娃仔们的石块扔过去，砸得有些气球叭地发出一声巨爆，煞是吓人，煞是有趣。武妹子曾经奉生产队之命到那里去埋尸和烧尸，看见尸体男的俯身，女的仰面，就是老人们说的“天盖地”。有一具女尸乳房高挺，身体滚圆，一丝不挂，面目已经肿胀得模糊不清，被好事者用竹竿一挑，有一个乳房就少了一半，另一半垮下来，耷拉在肋窝里；再一挑，另一个乳房像一团面浆垮落水中，粉红色的朽肉纷纷绽露开放，让围观者都一个个恶心得差点呕吐。武妹子看中了一个铜头烟管，挂在一个男尸的腰间，忍着恶臭下水游过去，竟然把烟管取回来了。没料到竹柄那一截奇臭，洗了十几遍还是臭味不散，最后只得丢进火堆烧了。烧了还不行，满屋子的东西都立刻透出腐尸味，连活人身上的皮肉也闻得让人心疑。武妹子大声骂娘，忙不迭地把刚刚烧好的一钵稀饭，端出去连钵带饭扔到了河里。
他说他一口气烧埋了四十多具尸体，淋上煤油之前都得把他们全部剖腹放气，以防点火后烧爆，炸得肉雨满天飞。只有一个女娃，大概还只有十多岁，看去实在可怜，就被他挖个坑埋了，算是带个全尸到阴间去。
他说，后来是陆军第四十七军的一部奉中央急令进驻该县，直升飞机在天上撒下紧急通告的传单，“摘南瓜运动(杀人潮)”才得以制止。有一个丢进砖窑里准备活活烧熟的小南瓜，在军人熄灭窑火时还有奄奄一息的哭声飘出，大概被救活了罢。
这一恐怖血案，后来成为一些作家、记者以及学者的话题。他们以此控诉文化大革命中的兽性发作，也叹息中国农民革命的愚昧和残忍。其实，如果仔细听听武妹子的讲述，听听很多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讲述，再悉心查阅后来的有关调查材料，便可知道更重要的真相仍待进一步揭示。我是在D县采访时就听到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D县的杀人，主要是县城里两大造反组织所推动：他们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都害怕被对立面指责为阶级斗争不力，便开始竞相杀人以示革命彻底，使一批批无辜者成了派别斗争的牺牲品。但这两个组织的头头刚好都不是农民，是熟悉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些教师和机关干部。至于大屠杀的具体缘起，是S公社几个社干部晚上喝酒回家，路遇一地主分子，疑其设伏施暴，将其误杀，怕遭报复，再杀其全家。为了掩饰罪行，他们编造出阶级敌人即将全面暴动的谣言，使恐慌气氛之下的农民展开先下手为强的“摘南瓜”。但这几个公社干部也不是普通农民，大多是一些进入过学习班、培训班、党校的地方小知识分子，刚好是力图进入现代文明的一族。至于参与行凶的一些农民，大多受到恐怖气氛的蒙蔽或强制，其中一个十几岁的女子是有名的“杀人婆”，据说一把马刀让十三个人身首异处，原因仅仅是她欠了集体几百斤粮食，还有一口失手砸烂了的锅要赔，不得不动手。
更重要的是，关于阶级的解释，关于阶级的极端化解释，源于一系列语言符号的复杂操作和反复灌输，恰好是一些知识精英所为。反思如果真正深入下去，我们就无法回避理论的血迹，语言的血迹：杀人者是如何在一种语言制幻术下麻木了正常情感，割一人头竟像删一符号全然若无其事。这是所谓“兽性发作”吗?当然不是。动物之间永远不会有这种大屠杀，永远不会有大批尸体顺流而下以致堵塞水闸的一天。只要吃饱了，不说猪狗牛羊，就是豺狼虎豹，也大多没有攻击倾向，更不会攻击同类。这是“蒙昧无知”的结果?当然也不是。原始人之间不会有这种大屠杀，人类学家们对非洲、南太平洋群岛等地所有现代原始残存部落的调查，可以证明除非遇到严重的生存危机，他们并不会制造战争。夺地掠粮的互相残杀当然是有的，但有组织的和大规模的群类灭绝可说是闻所未闻。恰恰相反，只有知书明理的一些文明人，才有了一种全新的能耐，用宗教的、民族的、阶级的、文明的种种理论生产，把一群群同类变成非生命的概念靶标，于是出现了十字军征讨异教和印度分治时两教相残的屠杀，出现了德国纳粹铲除犹太人及其他异族的屠杀，出现了殖民者在美洲、非洲、亚洲扫荡所谓野蛮人的屠杀，出现了苏联大肃反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纯洁阶级队伍的屠杀……这些屠杀师出有名，死者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以至民间社会中的世俗暴力在历史论述里差不多可以忽略不计。
当被杀者成为一批批可以从容删去的符号时，杀人才可能变成一项无动于衷的作业，不会有任何道德的负罪感。
我们受益于阶级理论的创造，一如曾经受益于有关宗教、民族、文明的种种理论创造，如果没有这些创造，这颗星球至今只能是一片荒蛮和黑暗。但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这些语言体系的繁殖仅仅当做救世福音?正是在这些繁殖之下，小恶减少了，大恶却悄悄地临近，与各种社会进步成果形影相随。章太炎在《俱分进化论》中指出：“昔时之善恶为小，而今之善恶为大”，不失为一种清醒的洞察。
这一切是人的故事而不是动物的故事，是文明人的故事而不是原始人的故事。与其说大屠杀是兽性发作，不如说是人性发作；与其说是人性发作，不如说是理性发作，是理性的严重偏执和失控。可惜的是，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文化人用电影、小说、报告文学、回忆录乃至政策文件，刚好把这个历史颠倒了。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中国大多数“伤痕文学”，将大屠杀这一些人性现象无端推卸给兽性，将文明的罪恶无端栽赃于本能、欲望、潜意识等生理自然——这样做当然省事，拍拍手就万事大吉。我们在一系列作品里流于人云亦云地清算着悲剧，同时人云亦云地曲解着悲剧。实际上为下一次悲剧的到来预留了入口。我们在悲剧过后忙于指责他人，似乎自己都是满肚子苦水的受害者，是咬着牙关和满脸悲容的真理守护者，惟低学历的大老粗以及其他群氓才是大悲剧的社会基础。我们踏上红地毯的时候，举起庆功酒的时候，宣布一个明媚春天正在到来，似乎人们只要用文明反对野蛮，用知识反对蒙昧，用现代反对传统、用高学历反对低学历，就能永远告别苦难——没有人能对这结论表示异议。即使是那些已经被我们暗中指定涉嫌野蛮和蒙昧的人群，也都相信传媒上的英明真理。
他们似乎不明白，文明是不可以珍藏而是只能创造的，知识是不可以承袭而是只能再生的，再优秀的理性遗产，特别是人文理性遗产，也不能由几张现代高学历文凭来保质和保值，恰恰是只能在最大多数的实践者那里重新获取生命。
我在六年乡村生活后走进了大学校园，从此有了很多大学校友，参加过很多校友联谊活动，分享着一种社会中坚的自豪。说实话，我在这些活动中不大自在。有些热心人一再编印和修订校友花名册或者通讯录，上面一个个官职和学位赫然在目，传真号与手机号的有无多少也是微妙暗示。没有这些标识的一些校友姓名，显得有些孤单，有些落寞，似乎人生虚度，毕业后这么多年还是生活一片空白，穷酸得连个电话也没有。留个什么寻呼机号码或分机号码，只能让人笑话。联谊活动也常常设有会场，坐到主席台的自然是一些所谓成功者，做了官的，发了财的，出了名的，给母校或联谊活动提供过赞助的，给母校或联谊活动将来可能办点大事的，反正都不是等闲之辈，其意气飞扬和高声大气，也暗示着这个位置非他们莫属。这里与其说是校友联谊，毋宁说恰是平等校友关系的取消，是三六九等地一次次重排座次。排在最低等级的，当然是那些最忠实履行了校训的校友，比如仍在教学岗位上的师范生，仍在工厂里忙碌着的工科生，仍在农田里奔波着的农科生。他们在这种场合黯然失色，无足轻重，有点灰溜溜的感觉。他们似乎也很知趣，如果没有缺席，就坐在听众中最边缘和最靠后的位置，尽可能从你的视野里消失。
校友们还是很热情的，特别是所谓成功了的校友们很热情，把一次次联谊都做成了热情的放大镜，使平时不易察觉的地位分化，任何微小的等级区别，都在放大镜下暴露无遗，纤毫毕现。
一位哲学教授在台上大谈德国，就像他每次发言时都以重音强调“我在德国的时候”，虽然也就去过那么短短的一次，虽然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是受邀讲学而仅仅是一位服装小老板出资的游玩——这是我在德国知道的小秘密。他说他与一些德国名流谈得“太精彩了”，但到底谈什么，一到节骨眼顾左右而言他，似乎用中文谈不精彩的东西他只能用德文才谈得精彩。但这并不妨碍他宣称自己是“搞西(方)哲(学)的”，正像有些学者宣称自己是搞康德的、搞尼采的、搞福柯的、搞存在主义的，俨然形成了一个学界的搞委会，搞就是目的，搞洋人就是目的，没打算惠及什么非洋人的俗事。到最后，他摸出几本书，给比较重要的校友签名相赠，顺便送上头衔颇多的名片。对不那么重要的校友则表示抱歉：“哎呀真是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今天你会来，忘了给你带书呀真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