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谁之过
作者：鲍里斯．里宾 张敏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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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一次，早晨七点，老爹把女婿叫醒，第一句话不是“早上好”而是：“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房子?”
看到一张毫无表情的，像石头雕刻出来的脸，他心里有点发怵。既担心自己，也担心老爹。他曾经练过拳击，出拳很有分量，教练说他善于右面迎敌。他想，再过一会儿，他可能就会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会左右开弓，狠狠地揍老头一顿。不过，这么一来，他自己也将尝铁窗的滋味了。
结果他选中了一所老房子，几年前进行过一次大修。房间面积不小，有二十六平方米。
剩下的事情就是办手续，搬家。纳茨缅卡说今天该去办什么手续，他毫不操心照办就是。到了房屋交换处，他坐在一边，瞧着妻子，竭力想探明此时此刻她的内心是什么感受，但她的面部表情是平静的安详的，像是在商店排队买东西那样。他终于明白，她不会罢休了。这似乎有某种东西在有力地推动她。难道是老爹吗?最后他下了决心，与她分开过，而且越快越好。
最有意思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俩还是睡在一张沙发床上。老爹和他们的小女儿睡在另一个房间里。他总不能和老爹睡在一起。晚间，他们仍然做爱，似乎在度蜜月，不像即将分离的样子。当沙发发出咯吱咯吱声响的时候，她有点害怕，于是在他耳旁低声说：“轻一点，爸爸听得见。”这时他真想把她拉到过道上，打开隔壁的房门，大声地喊：“老不死!出来瞧瞧，你的女儿还在跟我睡觉哩!”但他还是忍住了，沉默不语，他们一起谛听，老爹是否被惊醒。少顷，他们又重新抱在一起了。
那么老爹在想什么呢?也许他对一切都无所谓，惟一的目的是把他的女儿和他分开。
搬家的日子终于来临。他请了几个同事帮忙，结果东西很快搬完了。他换到的房间在四楼。东西都堆在一起。然后他拿出几瓶酒来招待哥们儿，大伙儿一干而尽，并向他祝贺。同事们看到，他的家庭已经破碎，内心十分痛苦，所以早就劝他搬家了。
大伙儿走了，他瞧瞧一大堆东西，稍微整理一下，然后关上房门，也走了。
他几乎没有住过那个房间。总共在那里住过两三夜。搬家前不久，他就认识了一个跟他同岁，在另一家研究所里搞科研的女士。他的确需要结交新朋友。人人需要有个窝，在那里可以获得尊重和关爱。她有单独的住房，于是他搬到她那里住下了。他们相处得很好，从不拌嘴吵架。
纳茨缅卡曾打电话到他搬去的那个公房里，了解他是怎样安顿自己的。邻居们把情况转告他，说他的前妻甚至还邀请他去做客。她为什么要这样?指望什么呢?他并不想幸灾乐祸。曲折坎坷的生活经历使他感到极度的疲乏和痛苦。加上种种的不快，结果得了肺炎。他的新太太是物理学家，陪他去找几位熟悉的大夫诊治，拍了X光片，检查了肺部，发现他右肺有斑点，于是给他服消炎药，太太给他买来了营养品，过了一个月，他的病痊愈了。
纳茨缅卡和女儿搬进了单间住宅，倒霉的事接踵而至。搬家后的第三天，老爹觉得自己的责任已尽，于是返回高加索故里。纳茨缅卡整整哭了三个小时。他是事后从女儿那里知道的。她为什么伤心?是自尊心受了伤害吗?她希望这个男人住进几家合用一个厨房的公房里去，他只配住这种地方，而现在他却住上了独门独户的三居室住宅，而且有了新太太。也许这也是一种爱吧。不过各人有各人的爱法。
大概，她已经习惯于把男人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当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她的精神就崩溃了。她打听到他的新太太的电话号码，就常常在晚上打电话过去，要他马上过来，哭着说，你要不来的话，我就死给你看。她的杀手锏是把电话筒交给小女儿，让小女儿对着话筒说：“爸爸，快回来吧。”
可是他不能回去，他不能对新太太忘恩负义。而且他也怕回去。以前他在老宅住好歹还有一份产权，而现在她随时可以请他滚蛋，他预感到会有那么一天。不过说实在的，他现在感到跟她分开过倒也挺快活。
不久，她不再打电话了。那些见过她的朋友告诉他，现在她瘦得皮包骨了。
他有时也会打电话给女儿，约她在市里某个地方见见面，给她照个相什么的，有时女儿也会打电话给爸爸，请他解答某道物理题或数学题。可是，后来电话越来越少了，在电话里，女儿也不愿意多说什么。他问女儿为什么这样疏远他?她回答说，每当她跟他在电话里交谈或者到哪里见面，妈妈的神经总是很紧张，为了不惹妈妈生气，所以不想给他打电话。后来，女儿突然打电话告诉他，妈妈得了重病，患了血癌。
他跟太太说起这件事。太太说血癌有好多种，轻的可以延续几十年，可以完全康复。听了这番话，他放心了。
有时在马路上碰到纳茨缅卡的女友，就问她现在自我感觉和情绪怎么样，女友告诉他说，她情绪很坏，一个知道自己快要死的人，情绪不会好到哪里去。可他想起新太太对他说的那番话，他又自我安慰起来。
这期间，他在马路上遇到她两次。他们都装作没看见的样子。不过他注意到，她穿戴得整洁，时髦，看上去很精神。这挺好。他想起太太的话就更放心了。这以后就很久没见到她，也很久没有跟女儿通电话。太太还责怪他，连自己的孩子也忘了。他辩解说，每次去电话，娘俩总是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年里他先后两次打电话给女儿。接电话的是一个陌生的声音，他估计她们搬了地方。后来打听到她们新的电话号码，但接电话的声音仍然是陌生的，并且问他是谁，有何贵干。他不想跟那人⺻唆，就挂了电话。他心里盘算，女儿也快中学毕业了吧。
但是一天早上，他还没起床，等太太为他做好早点，突然电话铃响了。话筒里传来一种女孩子哭泣的声音，他好不容易听出来是女儿打来的电话，告诉他：
“爸爸，妈妈她，她死了……”
他顿时感到晴天霹雳。这就是说，新太太所说的话全是胡扯!
“女儿，你现在在哪里?”他只能说出这么一句话。
“我在斯维尔德洛夫医院血液科病房。”女儿哭着说，然后告诉他怎么去那家医院。
他想到，现在只有他和女儿去给纳茨缅卡办理后事了。
纳茨缅卡在列宁格勒没有亲属，亲人都在高加索。老外公那些年越发变老，老外婆则久病不愈，可两位老人还都活着，而他们的女儿却死在远离高加索几千公里的地方。
他记得，在他们共同生活的第一年，双双去高加索探亲，受到两位老人的热情款待。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他们会有悲惨的结局。那一回，她告诉他：“我爸一个人在家时老爱开着门，因为他有心脏病，怕什么时候发病，死在屋里，要是门关着，别人就进不去了。”
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他觉得自己恨老爹。最初，老爹好几次来列宁格勒探亲，有一次纳茨缅卡突然贴近他，略带忧愁地说：
“他(指老爹)究竟要呆到什么时候才肯走呢?”
他不在家的时候，她跟父亲说了些什么呢?老爹会不会从中挑拨呢?她是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的。朋友和亲戚的话，她句句听得进，惟独他的话总要遭到她的反对。
命运又一次把他们拉到一起了。眼前他要安葬她。她在想什么，他再次感到茫然无知。而且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
以前，这家医院是专门为列宁格勒党政官员服务的。它坐落在涅瓦河三角洲的一个岛上，周围有民警巡逻警戒。现在这家医院似乎仍是一所特权阶层的医院。当然是为新贵们服务的。
在医院大厅里，看到眼睛哭肿的女儿，他上前拥抱她，两人抱头痛哭。现在应该去病房看看。她躺在单人病房里，他有点害怕。不过她盖着被子。护士小姐进来了。女儿要求护士把所有药拿走，给别的病人使用。
“可别说是我们病房给的。”
他想到的是不能让别人知道这是死人用过的药。
“我的好女儿，你妈临终时说了些什么?”他问。他怎么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往往会说出最后的话向上帝交心。
“她就是想死。”女儿又哭了起来。“在去世前的两天，她清醒的时候看着问我：我还能活多久?我说：这我怎么知道呢?她莞尔一笑说：不，你是知道的，她再不说什么了。后来她失去了知觉，就这样走了。”
他想走近床边，掀开被子看看她的脸，再见她一面。但觉得，女儿在身边，这样做不太合适。
病房里挂着那么多小的圣像和十字架，他感到惊讶。因为纳茨缅卡从来不信宗教。大概，当死神慢慢降临，知道自己无法逃避之时，你会感到害怕，会尽力抓住一切东西来支撑自己。
他问女儿：“现在该做什么了?”
“收拾好妈妈的东西，走路。”
于是，他们把死者的遗物统统放进一只大拎包里。女儿对他说：
“现在您先出去，在门口等我。”他走出病房，女儿把门关上，他听到屋里传出凄厉的号哭声。
他在想，这究竟是谁之过。他早就感到，而现在更是坚信，要是当初他不跟纳茨缅卡离婚，她大概不会得这种病。人通常是由于精神受到刺激才会生癌。他曾经从书本上读到过这方面的知识。可是假如不离婚的话，也许生病的是他。看来，该诅咒的是那个使他们相识的日子。
(原载《译林》2002年第5期，选自《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翻译文学》，谢天振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