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统治下的邮电

（一）打破中国大门，闯进“客邮”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长期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资本主义侵略者打开，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842年，昏庸腐朽的清政府，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允许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商埠，香港也被英国占据。在“南京条约”尚未签订的前四个月，英国当局就在香港开办了所谓英国邮局。从此，英国就以香港为基地，五口为前哨，在中国领土上任意开办英国邮局。接着，法、美、德、俄、日等国也各自在中国领土上设立他们自己的邮局，其中以日本所设为最多，分布最广。

各侵略国纷纷在中国私设邮政，侵犯中国主权，清政府还美其名曰“客邮”。这些所谓“客邮”，没有任何条约根据，也没有取得清政府允许。那时不仅在沿海、沿江、内地，如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广州、汉口、重庆、锦州、哈尔滨、山海关、张家口、济南、青岛、烟台、南京、镇江、苏州、杭州、福州、厦门、汕〔shàn〕头、北海、海口、芜湖、九江、宜昌、长沙、昆明等几十个城市设有“客邮”，而且远至新疆的乌鲁木齐、疏附、塔城，内蒙古的海拉尔，吉林的珲〔hún］春，云南的蒙自等边远地方，以及东北南部的广大县城和乡村，也到处都遍布“客邮”。这些“客邮”，都是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目的服务的。有些国家还利用客邮大量贩运鸦片、吗啡等毒品，大量走私，偷漏关税。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本系“协约国”一方的参战国，但大战结束后，在1919年举行的巴黎和会上，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竟确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我山东半岛的权利，拒不归还中国，因而激起广大中国人民的愤怒，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在广大人民压力下，曾向巴黎和会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特权的八个条件，包括收回邮电通信权利等，但是完全遭到否决。只有俄国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于1919年7月发表对华宣言，自动放弃了沙俄在华一切特权，沙俄的“客邮”才首先取消。

随后，在1921年末至1922年初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帝国主义为了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反对日本独霸远东，提出了要中国“门户开放”和各国在华“机会均等”的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利用美、日这种矛盾，再次向帝国主义各国提出收回邮权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英、美、法、日四国在中国都保有“客邮”。这次会议，在中国政府保证外籍邮员仍然掌握中国邮政大权，声明“无变更之意”，并把这个条件写入条约之后，才通过了限期撤销在华“客邮”的提案。1922年底，“客邮”大半撤销。但在撤销过程中，各帝国主义国家仍然百般刁难。如日本帝国主义就强硬要求在汉口日租界设一个支局，支局人员必须懂日文日语，否则不撤。湖北邮政管理局竟然接受了这个无理要求，派了个月薪三百元的高级邮务员做这个支局的局长。尽管如此，汉口日租界当局却仍然违反中国邮章，将邮件全部集中于日本领事馆，交日本轮船办理，使这个支局无事可做。不仅如此，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南满铁路沿线的“客邮”，和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客邮”，都一直赖着不肯撤销。

（二）邮权丧失，愈陷愈深

1858年（清咸丰八年），英法联军侵入大沽口，占领天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在中英“天津条约”中有一项规定：“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信件、行装囊〔nāng〕箱不得有人擅行启拆，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从此，清朝政府便负有保护英国（以后还扩充到其他国家）的公使及其随员所派的邮差在中国境内自由来往的责任。

后来，因为各帝国主义自设专差不便，就由清朝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①代收代寄各国“洋大人”的邮件；在冬季天津海口封冻期间，交北京、天津、镇江间骑班驿站传送。但由于当时广大农民不断起义，特别是1851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军同清军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中国南北各省，清朝政府总理衙门认为给“洋大人”专差送邮，途中危险；1866年（清同治五年），就委派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代替总理衙门管理京津沪间的邮运。

赫德自1863年被派为海关总税务司后，不仅掌握了中国海关大权，还进一步企图夺取中国的邮政大权，总理衙门委派他管理各国公使邮件，他当然乐于接受。于是，他就在这一年（1866年）在海关总税务司署①内设置邮务办事处，兼办邮政。到了1878年，他又叫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cuí〕琳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地试办邮政，并开始发行中国第一套大龙邮票。1879年还起了一个十足洋化的名字，叫海关“拨驷〔sì〕达”（即英语“邮局”的译音）。德璀琳还商得北洋大臣李鸿章同意，规定招商局②轮船和兵舰出口时都必须免费带运邮件。他还试办了北京到天津、镇江，天津到牛庄（令营口），山东齐河到烟台等几条邮路，办理华洋邮件。

1878年以后，赫德感到海关试办邮政没有奉到清朝皇帝的正式命令，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活动；他为了进一步夺得更大的权力，就奏请清朝皇帝降旨，批准他在各埠创办正式邮政官局。他一方面威胁总理衙门说，“客邮”愈来愈多，不及早扩办邮政，以为抵制之计，恐将另生枝节；一方面又假惺惺地向总理衙门保证，海关兼办邮政，可不必另设一套机构，既省人又省钱，将来办好邮政，还可增加国库收入。他为了减少阻力，还许下了欺骗性的诺言，保证对民信局不作不必要的干涉，不给官办驿站找麻烦。说他一定要做到“慎始图终，经理美善”。当时清朝政府把这个老奸巨猾的赫德看成是头等好人，总理衙门终于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根据赫德的要求，奏准清朝皇帝正式开办所谓“大清邮政”，并派赫德专管。从此，赫德便合法地独揽了中国邮政大权。

赫德自从控制中国邮政大权以后，对各帝国主义的“客邮”，不但没有采取“抵制之计”，相反，却与有关各国达成协议，承认各国在通商口岸设立邮局。他对中国自办的民信局和驿站则采取逐步吞食、逐步淘汰的阴险手段，加以摧残和扼杀。

英帝国主义通过赫德之手独霸中国邮权，其他帝国主义怎能不眼红呢？所以法帝国主义就一再通过驻华公使向清朝政府交涉，要求插足中国邮政。1896年5月19日，“大清邮政”的招牌挂起才两个月，法国公使施阿兰就照会①清政府总理衙门说：“……将来中国邮政局陆续推广，招募外国人员，其法国人员，亦应公平令其同办。”赫德当然不愿意让法国人来分割他控制中国邮政的大权。他于同年5月28日向总理衙门呈称：“……至令法国人同办一节，总税务司并无不愿之处……惟邮政之举，究属初创，暂时只用海关人员兼理其事。既无须另派洋员，自可不必专请法人前来。”从此以后，英法两国在争夺中国邮权问题上明争暗斗，非常激烈。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法国公使吕班直截了当地威胁清朝政府说：“中国邮政总管一缺”，要以“法国人充补”。这年四月间，法国公使公然要求清朝政府声明：“中国国家将来设立总理邮政局专派大臣之时，拟聘请外员相助，所请外国官员，声明愿照法国国家请嘱之意酌办。”而清朝政府也居然答复说：“可允照办”。

法国既然如此积极争夺中国邮权，老奸巨猾的赫德为了缓和英、法之间的在华矛盾，1901年，就在他自己兼任的总邮政司下面安排了一个“邮政总办”，叫法国人帛黎充任。1909年，赫德因病回国，帛黎便坐上了第一把交椅，继赫德之后，一手控制了中国邮政大权。1911年，清朝政府为了欺骗人民，宣布“预备立宪”，决定将海关兼办的“大清邮政”改属邮传部管辖。但是邮政总局虽然由邮传部派员担任局长，而实权仍然操在邮政总办帛黎和许多外国人手里，一切原封未动。海关办了四十多年的邮政，在移交邮传部时，不但没有给清朝政府赚得一文钱，相反却算出了一笔四十五年的老帐，说海关历年为邮政垫款白银一百八十四万余两，要由清朝政府逐年计息归还。

“客邮”既未能全部收回，全国邮权又先后为英、法等帝国主义所攘夺，邮权的丧失，真是愈陷愈深了。

（三）中华邮政四十年惨景

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这次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

从邮政方面来说，“大清邮政”这块招牌虽然换成了“中华邮政”，但是邮政实权仍然操纵在帝国主义者的手里，原封未动。

1915年，帛黎因病回国，担任中国的邮政总办的另一个法国人铁士兰更加蛮横。他在当时中国邮政纲要第一页上面竟加上“邮政总办有最后决定权”，俨〔yǎn〕然以中国邮政皇帝自居，把中国邮政看成是他的“独立王国”。

但是帝国主义改变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阻挡不住中国人民革命的进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从此，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两大革命巨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汇合起来，走上了一个新的革命历程。1924年至1927年，爆发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早已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全国各地邮政职工，便到处掀起了撤销洋人邮务长、收回邮权、组织工会、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等一系列的斗争。广东邮工反帝斗争，搞得轰轰烈烈。湖南邮工把邮务长法国人饶略撤职。上海邮工参加了上海的武装起义。各地外籍邮政人员眼看都要被驱逐出去，邮权眼看就要被收回来了。这时，驻在北京的邮政总办铁士兰，妄想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他发出一个又一个的加急电报，命令停止湖南整个邮区的汇兑、包裹业务，并将湖南邮政存款通过外国银行逃解上海。他还再三指示各省外籍邮务长说，如果革命当局接管邮政，你们“能抗拒多久，就抗拒多久”；如果万一被接管，他将立即切断与各该地区的邮政通信。铁士兰还说，“如果接管上海邮政的话，就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①，武装保护。”他还一再派代表到武汉向当时的革命政府威胁说：他的权力和地位是“从国际间承担的义务和委托中演变出来的”，“列强干涉是不可避免的”。请看帝国主义分子的面目是如何狰狞凶恶！

这场轰轰烈烈的驱逐帝国主义、收回邮权的运动，眼看就要胜利，不幸被蒋介石1927年4月12日的反革命政变所完全葬送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立即向铁士兰妥协。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北方大军阀张作霖的北京政府，各成立各的邮政总局，可是共同委派了一个邮政总办，这就是铁士兰。接着蒋介石打败了北方的几个军阀，建立了他的反动独裁政权，从而也就独霸了“中华邮政”。当蒋介石对中国工农红军发动五次“围剿”期间，他对革命根据地和外面的通信来往实施严密的封锁办法。他把他手下的军统、中统特务插进邮局，检扣进步报刊邮件，阻挡革命思想的传播。同时，又对广大邮政职工进行迫害，实行一人犯“罪”同组人连带处刑的“连保连坐法”，摧残镇压职工的反抗运动。此外，他还将邮政储汇分立，成立邮

政储金汇业局，使它成为四大家族投机倒把、操纵金融、掠夺人民财富的一个工具。从此，中华邮政也变成了蒋介石镇压和剥削人民的工具之一。

办了将近四十年的中华邮政，虽然经过广大邮政职工的惨淡经营，和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这个已具有相当基础的现代通信事业，却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四）水线登陆的秘密

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电信权的侵夺，也是一页非常令人痛心的历史。

自从电报通信技术发明以后，英国、美国、沙俄等国很快就把这种科学成就做为一种侵略工具，并且为了掠夺欧美大陆、亚洲各殖民地和公海上的电信权，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初，美国人菲尔德组织了一个大西洋水线电报公司，想敷设一条海底水线，横跨几达一万六千公里的大西洋，把欧、美两洲联接起来；但因为当时技术条件不够，屡设屡败。随后，美国驻沙俄的商务委员柯林斯，又商得美国和沙俄两国政府同意，想分别从美国设线到北美的阿拉斯加，从沙俄的欧洲部分设线到亚洲部分西伯利亚东海滨省，企图在相距只有一百公里左右的白令海峡敷设一段短途的海底水线，联接亚、美两洲。后来柯林斯把这个权利转卖给美国西方联合电报公司，由这家公司修建线路。当1868年沙俄陆线修至东海滨省的时候，不料美国菲尔德的大西洋水线电报公司的水线已经敷设成功。美国西方联合电报公司就放弃了在白令海峡敷设水线的计划。1870年，英国的东方电报公司从英国本土敷设水线，经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到达印度。这时，各帝国主义都看中了中国大陆这块肥肉，虎视眈眈〔dān-dān〕地都想侵夺中国的电信权。俄、英、美、德、法各国都曾先后向清朝政府提出要求，要在中国大陆上和领海内修建电报线路。清朝政府拒绝了。但因为沙俄公使一再纠缠，清朝政府又同沙俄政府交换照会，声明“将来中国如准许外国架设电报线路，自必以俄为始”。

1869年（清同治八年），沙俄政府因要求将陆线接通中国，屡次交涉未成，就改变计划，决定将西伯利亚陆线展至海参崴〔wǎi〕，再用水线设至日本和中国，并且怂恿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来出面修建这一工程。这个公司便由海参崴到日本长崎，由长崎到上海，上海到香港，敷设了三条水线。1871年（清同治十年），大北电报公司的水线在我国长江口外大戢〔jí〕山岛登陆，并私自沿长江南路和黄浦江另设水线到上海租界。后因沿江水线屡被渔船损伤，1873年又将水线引至吴淞口，并由吴淞到上海，公开设置陆线。从此，大北电报公司侵占中国对外电信权达七十余年之久。

1879年，中国在大陆上设置最早的一条津沽军用电报线①和1881年续建的津沪电报线都是由大北电报公司承办的，并与大北电报公司的水线相接。大北电报公司便乘机提出一系列的无理要求：不准别的国家在中国领海或洲岛另立海线在中国海岸登陆；中国自设海线、陆线，也不得与大北电报公司报线重复。李鸿章不但接受了这些要求，并且在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进一步续订了“中丹电报合同”，将大北电报公司在中国的电报独占权予以明文规定。

这样，大北电报公司不仅独占了中国的电信权，还限制了中国自己修建电报线路的自由。这个大北电报公司，虽然表面上悬挂的是丹麦国旗，实际上它是由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司、挪英电报公司合组而成，它的股东，主要是英国的资本家和沙俄的王室。

清朝政府既然容许英、俄帝国主义操纵的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侵占中国的电信权，那就很难拒绝与该公司有关的其他电报公司的侵入。

原来由英国资本家组成的英国东方电报公司，早就将水线从印度经槟榔〔bīn-láng〕屿、新加坡、西贡敷设到香港。它打算把线路从香港经汕头、厦门、福州、宁波敷设到上海，便又另外成立了一个大东电报公司，并且在1870年（清同治九年）就曾由英国公使向清朝政府交涉，要求在上海登陆。当时清朝政府只允许大东电报公司水线可以通到吴淞口外的趸〔dǔn〕船①上，在船上收发电报，水线头不准登陆。后来大东电报公司看到大北电报公司在中国强行登陆成功，也就跟着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由香港敷设水线，在吴淞口登陆，在上海开局营业，并强迫清朝政府签订合同。大东电报公司虽然分割了大北电报公司独占中国电信事业的权利，可是大北电报公司居然没有表示反对。这是因为：侵略中国电信主权的大东、大北这两家公司，主要股东都是英国资本家，出面的虽是两个公司，实际上操纵指挥的则是同一个后台老板。

所以，当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犯我国京、津的时候，大北和大东两电报公司就乘机合谋，私由大沽口敷设水线，经烟台而达上海。它们造成了这个既成事实之后，就勾结大买办盛宣怀，由中国“收购”这两条水线，沪烟沽正线二十一万英镑，烟沽副线四万八千英镑，共合二十五万八千英镑。又因为清朝政府当时付不出这笔钱，改为借款，年息五厘，规定前者分三十年还清，后者分二十九年还清。同时，所有清朝政府同这两家公司签订的契约、合同，也都展期到1930年底。这样，外国垄断资本集团在控制中国的电信权上，就进一步取得了“合法”地位。

美帝国主义为了分肥，也曾几次想敷设太平洋水线，到达菲律宾和中国。1902年，美国商务水线公司在美国政府的同意和支持下，另外搞了一个名叫太平洋商务水线公司的组织，从美国旧金山敷线，经过檀香山、中途岛、关岛，到达菲律宾群岛，第二年敷到上海；并且征得大北、大东两公司同意，在1904年和中国电报总局签订了接线合同，开局营业。

为什么大北电报公司费尽心机夺取了中国的电信专利权，又能允许美帝国主义的太平洋商务水线公司在中国轻易登陆呢？原来这里也有个秘密，这就是：太平洋商务水线公司名义上虽然是打着美国的招牌，实际上美国资本家的股票只有25％，50％是属于英国东方电报公司的，大北电报公司也占25％。所以不论是丹麦的“大北”，英国的“大东”，美国的“太平洋”，实际上都掌握在同一伙老板们的手里。

此外，德国、帝俄、日本也竞相在中国投设电报线路，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竟将日本从德国夺去的沪、青、烟水线转让日本。从此，中国的电信主权几乎完全丧失。各帝国主义在我国各城市所设的租界、领事馆、兵营、甚至旅馆饭店和私人住宅，直到内地村镇，到处设有它们的电话或无线电台。假使电波是有色可见的话，那就会看到，从天空到陆地，从陆地到海洋，到处都有帝国主义挥舞着的信号。

当1930年大北、大东公司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合同期满的时候，国民党政府不但不作收回电信主权的打算，而且丧心病狂地干着继续出卖主权的勾当。当时盛传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电政司司长庄智焕串通交通部长王伯群，接受这两家公司的巨额贿赂，阴谋继续出卖水线登陆权二十年。这件事经广大职工反对，向伪法院控告。伪法院却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八个字掩盖过去；只将庄智焕撤职，停用两年。可是合同终于延长了十四年。当1944年再度期满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各公司还想要求再延期到1966年。蒋介石政府害怕引起广大人民反对，才不得不拖延下来，成为悬案。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电信主权才彻底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