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民邮电的成长

（一）递步哨、传山哨，革命根据地邮政

自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首先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随后建立了其他革命根据地。

自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人民就逐渐学会了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按照毛委员当时总结的基本原则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要掌握敌情，就需要有及时而准确的通信。因而井冈山的广大农民，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下，创造了一种叫“递步哨”的通信组织。这种组织是由党组织在各个农村指定忠实可靠的贫雇农二、三人为通信员，专门担任通信联络工作。他们的通信方法是一村传一村，一站传一站，把各个大小村落都互相联系起来。所以当时群众称它为“递步哨”。

为了更好地监视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群众性的递步哨发展成为“传山哨”。这种组织主要是以农村青年赤卫队为骨干组成的，每个哨员都有一定的据点，平时在各村的小山头上一面放哨一面劳动，发现情况，就用暗号把敌人的人数、武器、行动方向等等，一个传一个地很快传给邻近各村。例如哨员发出“牛在田里吃禾啦，看牛的注意，现在向东边跑去啦！”这样的暗号，就是表示敌人向东行动了。如果距离较远，或者遇到逆风，传音不便，就用一些简单动作为暗号，通知对方。例如：向空中扬土是表示敌人出动；拿棵小树立在山头，东倒表示敌人向东行进，西倒表示敌人向西行进，等等。

当时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的若干重要地区，还设立

了交通站，来往传递消息、护送干部和运送物资。到1928年初，在革命根据地交通站的基础上，湘赣边区工农民主政府正式设立了为工农劳动人民服务的“赤色邮政”，约于1929年发行了邮票。这是我国人民邮政的开始。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召开，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选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共和国政府。接着在1932年5月1日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设立了粤赣、江西、福建、闽赣、闽浙赣、浙赣、鄂豫皖等省邮务管理局。

革命邮政对红军战斗员、指挥员和他们的家属互寄信件，实行免费优待。至于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相互间的通信，则实行贴邮票制度。同时还负责传递红色报刊。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报刊有《红色中华》、《斗争》、《红星报》、《红星画报》、《青年实话》等三、四十种大小报刊，其中《红色中华》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每期发行达五万余份；《青年实话》（共青团中央机关报）、《斗争报》（党的中央局机关报）各达二万七八千份，大部分都是经过邮务工人传送各地的。

在红军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邮务员工既是通信工作人员，又是战士。当时无论内勤外勤，每人都佩带短枪、马刀或梭〔suō〕镖等武器，经常在与敌人搏斗当中完成通信任务。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除了一部分邮务人员随军北上之外，留下的员工改为秘密交通站，随着后方留守部队转入深山密林地区活动。

（二）红军无线电通信的创始

起初，红军是没有无线电设备的，通信多半靠两条腿。自从红军有了无线电设备，就象一个人有了锐利的耳目一样，对传达党的指示和指挥部队作战，起了很大作用。

提起红军无线电通信的创始，还得先谈谈党中央在上海最早办的一个无线电地下训练班的历史。

1928年，党中央还在上海，为了加强与各地党组织的通信联络，决定要培养一批无线电技术人材。于是，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伍豪（即周恩来）同志首先选派了两个大学毕业的党员，去学习机务和报务。他们设法同几个无线电器材商人建立了联系，并化名到国民党军办的“上海无线电学校”去学习。后来他们还自己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了一个小商店，叫做上海无线电福利公司。经过一年的时间，他们不但掌握了这门技术，还发展了几个助手，并且能够自己装配收发报机了。到了1930年1月，周恩来同志就派人到九龙建立了无线电台，不久，又派人到天津等地设立了电台，能够和南方局、长江局、北方局等党组织通报了；而且同时还在上海设了一个地下无线电训练班。

党中央在上海所设的地下无线电训练班，由于处在蒋介石统治地区，学员是分散居住的。他们不便在一起上课，而是由教员轮流到各学员住处去讲课。老的学员学会了，再教新学的同志。训练班就这样川流不息地办了下去，而且不断发展和扩大。

1930年12月17日，这个地下训练班突然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破坏，有二十位同志被捕，其中一部分同志在国民党监狱里被杀害了。

无线电训练班虽然遭到破坏，但并没有因此停止训练，它继续培养出不少的通信人材。这些同志带着收发报机，有的派赴白区工作，有的派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鄂豫皖和湘鄂西（洪湖）等革命根据地工作。派到革命根据地的同志，又在那里扎根发芽，训练出一批一批的红色无线电机务和报务人员。

在党中央从上海所派的电信技术干部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前，红军已经建立子无线电通信组织。这是由缴获国民党军的一部半电台开始的。

1930年12月底，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岗战役中，红军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军主力第十八师张辉瓒〔zàn〕部，缴到了一部十五瓦的无线电台。可是一般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不认识无线电，把发报机弄坏了，只剩下一个收报机没有损坏。这半部电台经打扫战场的部队上缴给红军总部。

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知道了这件事以后，认为无线电通信工具，对我党我军的革命斗争用途很大，红军总部当即通报全军：凡是今后缴获的一切战利品，一律保护好，并尽快上交；被我军解放过来的电务人员和医务人员等专业人材，也要清查出来，给以优待，量才留用。

这个指示在红军部队中很快得到了贯切。龙岗战役胜利后的第三天，红军又在东韶〔sháo〕歼灭了敌军第五十师谭道源部，缴到一部完整无损的十五瓦无线电台。合计两次战役共缴获了一部半电台，还解放了几名无线电人员。随后，在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的关怀与指示下，由王诤同志负责创立了红军无线电大队，并设立了一个无线电信训练班。1931年1月10日，训练班正式开学，除业务课由几个专业同志担任外，毛委员、朱总司令都亲自担任政治教员。

无线电信训练班第一、二期是随军开办的，第三期改为瑞金通信学校，并改归新成立的军委三局领导。这时党中央所派来的几个在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受过训的同志，已经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分别参加军委三局和瑞金通信学校工作。瑞金通信学校共分八个大队，第一队为无线电队，此外还有电话队、旗语队、司号队等。无线电队先后办了八期，每期二三十人。1934年10月，通信学校离开瑞金，随中央红军长征。

无线电人员的训练，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学员们没有报机来练习发报，就请铁匠打了几个土造电键，可是还不够用，有些人就用左手大姆指当电键来练习。因为纸张缺少，他们就把正反面全用过的纸拿橡皮擦了再用，直到破烂为止。铅笔用到短得连手都拿不住的时候，就用两块竹片夹起来写字。开机器充电，没有汽油，就用点灯用的煤油。晚上学习舍不得用煤油点灯，就用铁丝笼点上松柴，挂起来当灯用。冬天没被子盖，就用两层布的所谓“毡〔zhān〕子”，里面装上禾草，铺一个盖一个，两个人挤在一块睡。粮食不够吃，就把每月的粮食分给大家自己保管和支配，每顿饭由各人自己把粮食装入草袋子里，送到伙房去蒸。红军就这样艰苦奋斗，培养了二三百名无线电技术人材，壮大了红军无线电通信队伍。

1931年5、6月间，红军电台和上海党中央打通了联系。同年11月7日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日，还在江西瑞金设置了抄收外界新闻和对外广播的一部电台，称为“红色中华新闻社”。1932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也都通了报，红军主要部队也都配备了电台，初步形成了红色无线电通信网。一座空中桥梁建立起来了。

这里有个故事。毛主席（毛泽东同志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后，即称毛主席）非常关怀电台同志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有一次，毛主席问电台报务员们：“你们懂不懂通信工作的重要性？”大家答不上来。主席就说：“做任何工作，都应该知道它的重要性。你们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嘛。红军缺少了电台，就好比缺了块鲁班石一样。”接着主席讲起鲁班石的故事：古时人们修了一座大桥，桥洞修好了，就是中间缺一块又坚固又合适的石头，连接不起来。于是匠人们四出寻找，终于找到一块非常合用的石头。原来，当时有一个有名的巧匠鲁班，看见大家修桥，早就做好了这块石头。把这块石头拿到桥中间一放，桥便最后连接起来了。所以后来人们把这块石头叫作“鲁班石”。主席接着讲道：“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块块被分割的革命根据地，要靠你们从空中架起一座桥连接起来。大家想想，你们不是红军的‘鲁班石’吗？”

（三）红军长征中的电台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五次反“围剿”，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以无比的顽强勇敢，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经过一年时间，走过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西康、云南、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占领过五十四个城市，突破了重重包围，打败了蒋军四百多个团和无数地主豪绅的武装，终于到达了陕北根据地。

在氏征途中，主要的交通工具几乎都被敌人控制，红军只有依靠电台来传递消息，报告敌情，指挥战斗。所以它在长征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长征以前，红军的电台数量已经有相当的发展。那时，党中央、军委、工农民主政府都有了专用电台，另外还有一个新闻电台，对外广播。各军团都配备了电台，各师也根据需要配备了机动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江西根据地留下了一小部分红军，在陈毅等同志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1月，即中央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三个半月以后，江西根据地遭到蒋军的严重破坏。在一次特殊残酷的战斗中，留守红军的电台，在最后一分钟与中央红军电台取得联系后，便奉命自行毁掉。当中央红军到达毛尔盖之时，党中央还派了一位同志，把电报密码用药水暗写在贴身衣服上，经过千辛万苦，到达江南游击区取联系。但因江南游击区已无电台，无法与党中央取得无线电联系。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江南游击区才重新与党中央建立了无线电通信联系。

北上抗日的工农红军，在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途中，吃尽了千辛万苦，许多人牺牲了生命。红军中的电台工作人员，更是艰苦。他们在行军中，要背负着沉重的通信报机和必要的器材，到宿营地后，还要紧张地收发电报，传递信息，传达命令。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克服物质上的困难。比如电池失效，就用盐水泡起来。因为没有汽油，充电缺乏动力，就利用老乡的水磨转轴作动力；转速不够，就做一个木轮带动。缺乏塞流线圈，就把一张纸用铅笔涂满，两端接上导线来代替，起高阻抗作用。为了使电台能够保持定时联络，必须时时刻刻全神贯注；假使稍微疏忽或者耽搁，就会对全军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例如，有一次一个军团的电台工作同志，因为经过多日紧急行军，非常疲劳，一到宿营地，刚想休息，电台滴滴达达的又呼叫了，报务员赶忙抄收了这封电报，立刻送到军团部。部队按军委的指示，马上转移。谁知红军刚刚离开那里，敌人就打到了，敌机也来投弹了。部队由于及时转移，没有遭到损失。

电台对全军的联系起着极大的作用。有一次，红军一军团某师在四川某地被敌人冲断，有一个团和师纵队失掉了联系。师参谋长便率领一个营带着电台去找，找了两三天才找到这个团，立即用电台与师部联系，才得重新汇合。

正因为电台在行军作战中如此重要，而且损失了又无法补充，所以同志们爱护电台比爱护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宁可自己牺牲，也不让电台有所损坏。在长征途中，战士们用生命来保护电台安全的例子是数不胜数的。1935年3月中旬某天，红五军团第二次到达贵州茅台。军团的电台设在一座半山坡上，这天天气晴朗，敌人的飞机来了，一直在电台的驻地上空打旋。电台报务员们赶紧把收发报机藏在临时挖掘的防空洞里。但是，敌机象苍蝇般地老是在头上叮着，原来是电台的天线杆子没有掩蔽好，暴露了目标。这时，我们机智勇敢的电台政委李白同志，便冒着敌机投弹的危险，迅速而敏捷地爬出防空壕，把天线杆弄倒。使敌机失去轰炸目标，这才保住了电台。

正因为电台如此重要，所以在长征途中，每到宿营地，毛主席、朱总司令常常亲自到电台来了解情况，询问同志们生活怎样，工作有没有困难，大家都深受感动。

（四）斗争在敌后的交通站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日本帝国主义便到处建立封锁线，企图切断各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妄想把大块根据地切成无数小块，用“铁壁合围”、“淘水战术”、“囚笼政策”、“三光政策”等等手段，来摧毁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例如1942年“五一”扫荡后，日军在我冀中区安设了一千八百多个敌伪据点，修了一万多公里的公路，将冀中区分割成两千七百多个小块，点、线、沟、碉，相互联结，中间空隙平均不到五华里，在每个小块中进行反复“清剿”。但是日寇的封锁遭到可耻的失败，各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始终是拆不散、砍不断的。这里交通站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各解放区内，从边区到各行署、各专区、各县、各区，甚至各村庄，都设有通信组织。如陕甘宁边区即设有通信总站，在各重要地区设有分站，各县设有县站，各区设有联络站，各村还有沿村传递的农村通信站。其他各根据地的通信组织，也大体相同。由于各根据地都经常处在战争环境中，各机关团体总是经常移动，有时一天之内要转移三、四个地方。但是靠了交通站，各级党组织直到党中央以及各地区彼此间的联系仍然能够经常保持不断。从村到区、县、专署、行署、边区，直到延安，都有许多秘密的交通线，而且往往不只一条两条，而是好几条；一条被阻断，就走另一条。当时的口号是：“一处通，百处通；这里不通，那里通”；“县不出县，区不出区”，坚守岗位，顽强战斗。为了通过敌伪封锁线，还在各交通要道组织了“武装交通队”。当时京汉、京包、京津各个铁路沿线，敌军都在铁路两旁挖了深达两三丈的壕沟，沟外筑起高墙，墙上架着铁丝网，铁丝网上挂上铃和灯，每隔不远，就有一座岗楼，由敌伪军守望。敌人封锁虽然如此严密，可是我们的武装交通队却能够运用种种巧妙的办法，携带党的文件（当时的信件只有一两寸大小，携带很方便），并把被护送的革命干部化装起来，神不知鬼不觉地安全通过。我们的交通站往往就设在敌人据点附近，被护送的干部必须按照交通站的规定，紧紧随着交通员，一步跟一步，拐弯抹角地行走。敌人即使发觉，也不敢跟踪来追，否则他们就会到处触着地雷炸弹，把他们炸得粉身碎骨。被护送的干部到了交通站以后，尽管可以放心休息。万一发现敌情，面前的一个牛槽或者炉灶下面，就是地道口；敌人来了，站上的同志便可以引他们钻入洞内。地道里有通风的气眼，有投送食物的小口，还有一套很复杂的设备，都掩蔽得十分巧妙。敌人很难发现地道的洞口，即使发现，也不敢进去。他们如果胆敢爬进去，就会掉进插着尖刀利刃的深沟里去。

我们设在敌人的城市里的交通站，斗争就更加复杂了。这些交通站都以一定的社会职业和身份为掩护，比如说有的摆香烟摊，有的修理皮鞋，有的开酒馆，有的是住户，还有装作资本家的。到交通站去传送文件或寻找党内机关，都必须严格按照事先规定的暗号和暗语进行联系。我们从《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描写党的地下斗争的小说或影片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

各抗日根据地的交通站，不但川流不息地传送着党政军民的文件，还发行抗日报刊。交通员们把抗日报刊传播到各个根据地的每个角落，教育广大干部和人民，鼓舞他们的抗日斗争情绪。他们还经常把报纸贴到敌人据点里、岗楼上，甚至贴到敌人盘据着的城门上，对瓦解敌伪军心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担任交通站工作的同志们，都是忠心耿耿，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他们机智勇敢，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能够千方百计地把党的文件、报刊，把护送的干部，安全地送到目的地，出色地完成党的交通任务。他们在遇到敌人的时候，不惜“与文件共存亡”，用生命来保住党的重要文件。他们英勇、顽强、机智的斗争故事是数不尽讲不完的。

（五）解放战争中的人民邮电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的历史任务，主要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进行战后建设。但蒋介石撕毁国共双方达成的协定，使国内战争重新爆发，于是，解放区人民邮电职工，也就投入了这次解放战争。

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邮电职工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解放大军打到哪里，邮电通到哪里”的战斗口号。为了迅速打通线路，各战区都组织了电信线路抢修队。

1948年初冬，人民解放军飞渡松花江，挥戈南下，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望风披靡。当解放大军在解放了锦州、长春和沈阳，即将进关包围平、津的时候，东北电信线路抢修队唱起了一首雄壮的战歌：“大军进关不消闲，急待线路过河山，昼夜兼程日千里，平津同度胜利年。”但是抢修线路，一无电杆，二无电线，怎么办呢？修线工人们就到各地搜寻蒋军埋藏和丢掉的电线和通信器材。他们不顾寒冷，跳进快要结冰的水坑里，把被国民党军扔在里面的电线一捆一捆地打捞上来。把线路一段一段地架接起来。有的老大娘听说解放军要架电线，就把自己晒衣服的铁丝也拆下来送给线工。全国各战区的线路工人们，也都象东北战区的线路工人一样，在人民的支援下，冒着敌人的炮火，紧紧跟随着人民解放大军。解放军打到哪里，线路抢修到哪里，使前后方电话电报通信随时接通。

在各路解放大军中，我们还组织和扩大了随军邮政机构来支援战争。在各野战军政治部之下，都建立了军邮总局，在各兵团、纵队和师团中，设立了许多军邮分局、支局和军邮站，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邮通信系统。

大家都知道，野战军是实行大兵团作战的。行动起来往往有几十个纵队，几百个团，无数的营、连，而且都是经常流动的，一支部队常常一天转移几次。可是我们的军邮局却有办法使各部队和后方的邮件随时都能互相交流。当时，我们军邮局的交通员们一般还都是肩背步行，往往白天跑七八十里路，晚上又跟着部队行军。有时部队为了完成一个特殊紧急任务，一昼夜行军二三百里路，军邮员也就在这二三百里路上布满联络站，带着邮件一站一站地跟着跑。有的同志，连续十天半月行军，几天几夜不睡觉，而且在长途跋涉之后，又立即投入前线战地通信工作。他们从这个战场跑到那个战场，从这个战壕跑到那个战壕，把后方的报刊和指战员们的家信，一直送到火线前沿阵地。他们辛勤的工作，大大地鼓舞了指战员的战斗情绪，支援了解放战争。

当时为了掌握敌人情况，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还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城市里，坚持着秘密通信斗争。我们的无线电工作者，从解放区出发，坐着敌人的火车、轮船，到达敌人的心脏之后，有的租上几处房子，装设上自己的小型收发报机；有的直截了当地打进敌人内部，利用敌人的电台，收发自己的电报。如同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斗争故事一样，他们千方百计地同敌人周旋，有的同志不幸被捕，光荣牺牲，有的坚持到全国最后胜利。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邮政电信人员也早就成了革命的通信工作者。例如，在北平解放以后，有些国民党统治区的邮电人员，他们把国民党中央机关交给他们寄往广州、香港、台湾的许多重要文件，改写袋牌，发到北平来。国民党溃军要把许多重要电信器材炸毁或者带走，他们就把重要机器拆卸，偷偷埋起来，使国民党没有办法达到破坏的目的。

延安被国民党军占据以后，毛主席还留在陕北，亲自指挥着西北和全国战场。主席在行军途中，那怕是临时休息，也要叫电台架起来，同各方通报。有时天下着雨，主席连湿衣湿鞋都顾不得换，饭也顾不得吃，总是先忙着处理电报，起草指示。至今毛主席带的那个电台，还陈列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

就是这样，全国邮电工作人员用他们所特有的武器，支持、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打垮了蒋介石反动派，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主席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11月1日，中央邮电部成立，统一全国邮电，使新中国人民邮电事业，走向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