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电史话

童新远

一、中国古代通信的发展

（一）从烽火台谈起

在我国古代社会里，人们很早就使用通信的方法来互相联系了。根据古书记载和发掘出来的古代文物来推断，我们的祖先在没有发明文字和使用交通工具之前，就已经能够互相通信了。当时人们通信，很可能是采取以物示意的通信方法。我国云南省境内，有些少数民族中的个别部落，在解放前还停滞在原始公社阶段。他们没有文字，也没有交通工具，可是却有原始的通信方法：例如景颇族有些部落，人们把辣椒送给朋友，表示自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载瓦族的青年人把一片叫做“得郎”的树叶送给他的女朋友，表示请她去赴约会；在佤〔wǎ〕族中，如果送的是火药或铅弹，是表示要打仗了，如果送的是一块结晶的方盐，中间钻个小孔，那就是困难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意思。从这几个例子里，我们不难想象古代人们是怎样用以物示意的方法来互相通信的。

以物示意的通信方法，是一种很原始的方法。后来，人们的来往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就开始出现了有组织的通信方法。

根据古史记载，在二千七百多年前的周朝幽王时期就有了利用烽火传递信息的方法。据说在边疆及通达边疆的道路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就筑起一座烽火台，接连不断。烽火台里装满柴草，遇到敌人入侵时，便一个接一个地点起烽火报警。各路诸侯见到烽火，就会派兵前来援助，共同抵抗敌人。

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周幽王有个宠爱的妃子褒姒〔bāo-sì〕

长得很美，可是总不爱笑。有一天，周幽王为了逗她发笑，就无缘无故地下令点起烽火。各路诸侯看到警号，都纷纷带兵赶到。结果自然是白跑一趟，上了大当，什么动静也没有。这么一来，果然把褒姒逗笑了。可是后来到了真有敌兵入侵的时候，各路诸侯看到烽火，都不再相信了，因而谁也不派兵来救。周幽王因为得不到各路诸侯的援助，抵抗不了敌人的进攻，不但自己被杀，西周王朝也因此灭亡。这个故事表明了有组织的通信方法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

中国历代王朝，利用这种烽火报警的方法来传递军事情报，相沿很久。从后来发掘出来的“汉简”①可以知道：在两汉时代，从河西四郡（今甘肃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直到盐泽（今新疆东部罗布泊），都有烽火台设置，而且规模很大，据说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寨”。这些烽火台由各地地方官吏管辖。在地方最高长官太守以下，还设有不同等级的管理烽火台的官吏，如都尉、鄣尉、候官、候长、燧长等②；各台还按照远近大小，分别配置若干兵卒。举放烽火的方法，昼夜不同，白天举烟，夜晚放火。此外，还采用各种不同的暗号来表示进犯敌人的多少，例如敌人在五百以下的放一道烽火，五百以上的放两道烽火，等等。这种有组织的通信方法，对防守边疆、抵御敌人，曾起过一定的作用。这种通信方法，直到明、清时代，许多地方还在使用。例如山东省的烟台市，就是因为明朝在那里设置狼烟台，防止倭寇入侵而得名的。

用烽火传递军情，固然很快，但它不能把详细的敌情从边境传达上来，更不能把上面的命令传达下去。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军事的需要，还形成了传送官府文书的更严密的邮驿〔yì〕制度，和烽火配合使用。

（二）两千多年的邮驿通信

周朝时期，诸侯都自成一个国家。他们为政治、军事上的需要，都在大道上经常设有驿马和邮车，往返传送官府文书。春秋时代的孔子就曾说过：“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思是说，他所提倡的道德学说，会比邮驿传送命令传播得更快。可见那时邮驿通信不仅已相当完备，而且速度也相当高了。

古书《左传》上有这样一个故事：秦国（在今陕西一带）和晋国（在今山西南部一带）图谋联合进攻郑国（在今河南郑州一带）。郑国是一个小国，处于秦晋两个大国的势力威胁之下，处境危急，为瓦解敌军进犯，郑国便派使者到秦军营建议：“秦郑之间隔着一个晋国，灭亡郑国，只有利于晋，而不利于秦。不如秦郑结盟，将来秦国使者到东边来，郑国还可以做秦国的东道主。”秦国认为有理，即罢兵，并派杞〔qǐ〕子、逢孙、杨孙三人驻守郑国。郑国为了表示和好，将郑国国都北门的钥匙交给三个使者管理。那知杞子等却向秦密报说，他们已掌握了郑国北门，请派兵偷袭郑国。可是当秦国派往偷袭郑国的军队走到滑国（在今河南洛阳东面）地方的时候，便被郑国商人弦高发觉。弦高感到祖国危在旦夕，便一面假装成郑国特派使者，用他贩运的十二只牛，去犒〔kào〕劳秦兵，暗示郑国早已得到消息，有了准备；一面急忙利用通往郑国的邮驿，星夜给国内报信。郑国得到这个消息，立即严密戒备。秦兵发现郑国已经作好应战准备，只得停止前进，顺便灭掉滑国而回。可见当时的邮驿制度是有很大作用的。

邮驿通信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逐渐完备起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修筑驰道，“车同轨”，“书同文”①，更促进了邮驿通信的发展。到了唐朝，这种制度更是盛极一时。唐朝的邮驿，分陆驿、水驿和水陆兼办三种，共有一千六百多处，其中水驿二百六十多处，水陆兼办的也有八十多处。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如陆驿规定马每天走七十里，驴五十里，车三十里。各级官吏使用车马多少，也有一定限制。不按规定办事的要受到处分。遇有紧急事情，驿马一天能跑三百里以上。诗人岑〔cén〕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诗中，描绘邮驿速度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lǒng〕山头。”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一带）起兵反对唐朝，当时唐明皇（即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今陕西临潼县境），离范阳有好几千里路，可是很快就接到了这个消息。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元朝时期，由于军事活动范围的扩大，通信事业就更加发展了。那时仅在中国境内，就设有驿站一千四百九十六处。元朝将驿馆音译为“站赤”，所以后来通称邮驿为驿站。

有一个在元朝做官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所著《马可·波罗行纪》这部书里，曾提到元朝每二十五里必设一处驿站。每个驿站都有宏大华丽的房屋，内备床铺，被褥皆以绸缎制成，住宿时所需物品，无不俱全，专为钦使来往休息之用。他

说，即使国王来住，也必定觉得非常舒适。他还说，这样大的驿站，足有一万多处，驿马共有三十万匹。马可·波罗的描写，可能有些夸大，但元朝驿站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另外元朝还沿袭宋朝的办法，在各州县广泛设置“急递铺”。这种急递铺是专门传递官府的紧急公文的，有点象现在的军邮，全国估计约有两万处。每铺有几个铺丁，日夜不停地递送文件。这些铺丁腰里挂着铃铛，手里拿着枪，夜间还要拿着火把。他们走到路狭地方，就用力振铃，叫路上车马行人让路。在快到下一个急递铺时，也在很远地方振铃，下铺一闻铃声，即作好准备，接递文书，继续前进。这样，一铺接一铺不停地传递，一昼夜规定要走四百里。

明朝驿站，基本上沿袭旧制。清朝中叶以后，近代邮政逐渐发展起来，代替了古老的驿站制度。

两千多年来的邮驿通信，虽然在边防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对广大人民却是个沉重的负担。例如，唐明皇为了让他的宠妃杨贵妃吃到新鲜荔〔lì〕枝，就为她从长安（今西安）到四川涪陵专设了一路邮驿，昼夜飞驰，运输新鲜荔枝。唐朝诗人杜牧所写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两句有名的诗句，就是对这件事的讽刺。又如清朝康熙年间，贵州巡抚①佟〔tóng〕凤彩就曾上书皇帝，诉说贵州地区驿站的痛苦情况。他说，天下最苦最累的莫过于驿站，而驿站最险最远的又莫甚于贵州。夫抬一站，势必足破肩穿，马走一站，也必蹄瘸〔qué〕脊烂。甚至苗民被逼得不能种地织布，死的死，逃的逃，流离失所的一天比一天多。其实，历史上各个朝代的邮驿通信都普遍有这种现象，这不过是两个典型例子而已。

（三）民信局和侨批局

驿站是官府的通信组织，只许传送官府文书，除了宋朝还准许高官显宦附寄家信之外，一般都不准附寄私人信件。既然这样，私人如遇有紧急事情，需要通信，地主、富商还可以派家丁或雇脚夫远道传书；一般老百姓只有托人捎带，不但辗转传递，缓不济急，而且往往延误或遗失。我国古书中记载了许多“鸿雁传书”一类的故事，古代人民通信的困难，可以想见。后来，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需要，人们的往来频繁，出外经商的、做工的，以及在战乱年代被迫出征的战士和远离家乡逃荒避难的人们，都需要和家乡亲友通信。特别是各地商人，为了互相交流商情、商谈贸易、寄递帐单等，更迫切需要通信。于是民间传递信件的业务就应时而起。大约在唐朝的时候，长安、洛阳之间，就有了主要为民间商人服务的“驿驴”。当时还有一种叫做“飞钱”的办法，就是各地商人把在长安贩卖货物所得的钱，存入各地方官府驻长安的机构，再凭收据到各地方的官府如数取钱。这实际上就是汇兑业务的萌芽。当时还发行了一种叫做“邸〔dǐ〕报”的手抄或木刻报纸，通过邮驿传到各地，好象现在的报刊发行一样。到了明朝，就出现了专为民间传递信件的民信局。西南各省的民信局有的叫作“麻乡约”，相传起源是这样的：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农民，由于想念家乡，相约每年推同乡回乡几次，来往带送土产和信件，后来就形成专业的民信局。

民信局开始出现于沿海沿江通商方便的城市，以后逐渐发展到内地，直到东北和西北各省。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公元1821至1874年）是民信局发展最盛的时期，当时全国大小信局总共有几千家。自从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五口通商条约以后，上海商业和交通畸〔jī〕形发展，各民信局便纷纷扩大组织，在上海设立总号，在各地商埠设立分号、联号或代理店。规模小的民信局，就联合起来营业。这样，在全国各商埠和交通较方便的大市镇联成了一个稀疏的民间通信网。

民信局是一种商业组织，由东家（俗称老板）出资，雇用店员经营。因为它是以谋利为主要目的的，所以凡是能够获利较多的地方，各民信局就争设机构和路班，无利可图的偏僻地区就无人注意。民信局的服务对象也主要是商人。为了招揽业务，各民信局还给他们的主顾以种种便利。例如：在晚间商店结帐后，派人到各商店，登门收揽邮件和汇款。长年主顾还可以记帐总付信资，甚至还可以打折扣。

从很早的时候起，广东、福建等省沿海地区的贫苦人民，到海外谋生的很多。还有一些人，是被帝国主义强盗骗到外国去作苦工的。这些旅居国外的侨胞，和他们的家属通信，或者把千辛万苦挣得的一些零星银钱寄回家里，起先都是托人捎带，很不方便。后来，广东和福建有些民信局就向海外发展业务，组织了“侨批局”，专门办理旅外侨胞的通信和汇兑业务。因为福建方言把“信”叫做“批”，把华侨汇款附寄的信叫做“侨批”，所以把这种寄递华侨信件和汇款的机构叫做“侨批局”。侨批局除在国内出国华侨较多的城镇开设外，还在国外设立分号。据1930年统计，全国登记的侨批局共有一百八十家，所属国内外分号共七百多家。到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还有侨批局一百多家，国内外分号共一千多家。它们对便利海外华侨寄信汇款和与祖国联系起了积极作用，受到了海外广大侨胞的欢迎；本身也获得丰厚的利润。

自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并没有设法对中国官办的驿站和民办的民信局以及侨批局加以改革，而是一任侵略者侵夺我国的邮权。民信局和侨批局虽然遭到侵略势力的打击和摧残，但是由于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还维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没有被扼杀。后来，由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创办海关邮政，利用其亦官亦洋的特殊权利，对民信局采取登记办法，强令民信局接受海关邮政领导，限制民信局向轮船交运邮件，提高民信局交寄邮件总包费用，遭到民信局联合罢业反抗。赫德乃改用另一套办法，将海关邮政国内平信资费由四分降为一分，本埠平信由四分降为半分。以资本主义竞争手段，将民信局打击得一败涂地。甚至在辛亥革命后，官办邮政还仿照民信局信件随到随投的优点，强迫官邮信差，实行每日由四次改为八次、十次、十二次的投递制度，即使引起信差大罢工，也在所不惜。直到1935年，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勒令限期结束的高压政策之下，民信局才被迫停办。